1890年7月27日，文森特·梵高来到一片玉米田，用左轮手枪朝自己开枪，结束了他短暂而绚烂的37岁人生。
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遗作在一个世纪后，让一条面积仅0.4平方公里的深圳城中村成为全球最大的油画村。一群以仿制他的画为生的人，也因为《中国梵高》纪录片屡次登上热搜，并走向精神觉醒之路。
但凡看过《中国梵高》纪录片的人，都很难忘记那一群在光线昏暗的出租屋里临摹梵高名画的流水线画工。
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光着膀子，蓬头垢面地赶工至深夜，然后横七竖八地席地而睡——画布摊开就是床，卷起来就是枕头。
作为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赵小勇或许是其中最富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人。1972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阳，因为家境贫寒，初中一年级辍学后只身来到深圳闯荡，睡过桥洞、做过小工、当过学徒，几经辗转才于1996年落脚大芬村，成为一名画工。
在出租屋画梵高的赵小勇。（图/《中国梵高》）
在大芬油画村的鼎盛时期，赵小勇一次可以接到类似5000张梵高《鸢尾花》这种大单。据当时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美国市场上流行的油画行画70％来自中国，其中80％产自深圳。靠着这个行当，头部画工可月入过万。
但《中国梵高》这个纪录片改变了赵小勇。从荷兰的梵高美术馆回来后，他不甘于只做临摹工作，希望创作自己的作品，一度陷入“月亮与六便士”式困境。
今年1月，赵小勇终于在深圳开了人生第一场原创展，尝试剥离那个旧日的身份。但他很低调，画展设在一个人流量不大的产业园内，在工作日显得有点冷清。
赵小勇原创展现场。(图/新周刊记者 摄)
我决定去大芬村找赵小勇见一面。我很好奇，从画工向艺术家转型，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会是一场与现实脱节的美梦吗？
“我不是梵高”
赵小勇来了，嗓音听起来像是喝了一夜的酒。虽然已经53岁，但他人显得年轻，身上套着一件灯芯绒西装和一条牛仔裤。
他似乎保留了过去做画工的习惯，睡到中午才起来，把午饭当早餐吃。在过去那些疯狂接订单的日子里，赵小勇通常从下午开始画画，一直忙到次日清晨。他比当代年轻人更早知道赶稿和DDL是怎么回事。
但赵小勇觉得这些辛苦不足挂齿。“画画比做民工或做建筑的轻松一点，而且自由嘛。”
他不是一个拘谨的受访者。采访时间比原约定晚了一个小时，他坦言自己睡过了头。聊着聊着，他又突然开始翻箱倒柜，打着手电筒到处寻找一条从鱼缸中消失的观赏鱼。他觉得它一定是从水里蹦出来逃脱了，或者被老鼠之类的小动物叼走了。
这种散漫和随性，或许是因为习惯了面对公众和来访者。《中国梵高》走红后，很多人专程跑到大芬村，来参观这个被阿姆斯特丹画商称为“梵高博物馆”的赵小勇工作室。
赵小勇现在的工作室。（图/新周刊记者 摄）
迄今，赵小勇的工作室仍藏在村民楼深处，门口挂着两张海报：一张是《中国梵高》纪录片的剧照，另一张是“赵小勇艺术展”的展览信息。赵小勇并不排斥“中国梵高”这个标签，但感觉他更渴望表达另一个主题——“我不是梵高”。
做原创的初心，要追溯到2014年夏天那一趟欧洲之旅。面对梵高美术馆里的真迹，他仍记得那种感觉是“泪腺被顶得满满的，说不出话来，人呆了很久”。
如此临摹二十年，才惊觉自己的“失败”。画了十多万幅画，其实比不上梵高美术馆里的一幅作品。他发现书本印刷的名画图片笔法粗犷，但真迹的笔触是细腻且柔和的。书上的色彩也是失真的，特别是真迹在放置100多年后，呈现出一种腐旧的美感，“我永远临摹不出画里面那种年份感。”
而且，赵小勇一直以为，自己的画被运到荷兰这样的艺术之都之后，会被放在一个正规的画廊里卖，结果只是被摆放在一个纪念品商店，整张画布裸露在空气中，并没有装框，挤得密密麻麻任人挑选。沉沉的失落感，让他一晚上没睡着。
第一次直面梵高真迹的赵小勇。（图/《中国梵高》）
除了荷兰，他还去了法国奥维尔墓园。那是他距离梵高最近的一刻。在梵高的坟墓前，他点燃了三根烟，然后冲着广袤的田野大喊了一声“梵高！”这一声被收录在纪录片中的回响，仿佛穿越了时空，激荡了无数人的心。
回到中国之后，一种澎湃的激情在赵小勇的胸膛翻涌着。他觉得，哪怕一年画出一幅自己的作品，也算是成功。为了画原创，他尝试过很多方向，曾背着画板回湖南老家，给年迈的奶奶画肖像，画下赵家古村的幽静小巷和丰收的季节。
他也试过逃离大芬村，在一时冲动之下跑到宁波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画廊，但进展并不如意，待了三年后败兴而归。
最后，他决定从身边最熟悉的事物着手。依靠回忆，他画了一组过去的画室写照，是他和画工们每天在油画堆中一起吃饭，喝啤酒，打麻将，弹吉他，照料襁褓中的婴儿和调皮的孩童。
赵小勇画的画室系列之一。(图/新周刊记者 摄)
这是赵小勇最喜欢的一组原创。在他看来，那代表着一个时代，是大芬油画村二三十年间的变迁。五彩缤纷的画面背后，是艰苦的岁月和逼仄的生活。
他还画下了很多“赵小勇和梵高故事”系列。在想象中，梵高与他在咖啡厅深夜小酌，在星空下指导他画画，和他到田野去郊游和写生。他甚至还画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画面，就是自己拎着水果篮去探望刚割完耳朵的梵高。可以看出，赵小勇早期的绘画还是有梵高的影子，但后期在慢慢摸索自己的风格。
妻子的“星空”
在工作室等待赵小勇时，我最先见到的其实是他的妻子早春。她性情温和，手脚麻利，娴熟地泡红茶，烫洗杯子，招呼每一位进店的客人。如果对方是专门为丈夫而来的，她就提议先去村里逛逛再回来：“小勇老师一会儿就到”。
很多游客以为早春是赵小勇的助理或经纪人，但其实早春也每天作画，只是如今俩人的工作方向完全不同：妻子画临摹，丈夫做原创。
早春是赵小勇收的第一个学徒。她是江西赣州人，十五六岁就来到深圳打工。1994年，她入职了一家台湾老板开的工厂，专门做树脂类工艺品。一开始，别人都觉得她坚持不久，因为她没有美术功底，只会上色。但早春很喜欢这个工作，一干就是三年，哪怕加班是家常便饭，最忙的时候要干到深夜2点，然后早上7点半又挣扎着爬起来上班。
早春是赵小勇的第一个学生。(图/《中国梵高》)
也是在这家工厂，她认识了赵小勇。赵小勇当时是个技术工，会做一些彩绘，后来又决定跟着一位老乡的哥哥在大芬村学画画，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早春便辞职跟了过来。
那时候，大芬村的油画产业方兴未艾，早春就从零基础开始跟丈夫学画画。油画一旦画坏了就卖不掉，成本很高，赵小勇就从铺底色教起，“比如说有100张《向日葵》，就不停地在上面铺底色，再慢慢学调颜色。”
这是他带徒弟的方式。在他看来，画工不需要天赋，只是一门可以复制的手艺。和其他流水线画工不一样，赵小勇是给每个徒弟分派一张图，有人专门画《夜间的露天咖啡座》，有人专门画《向日葵》，一年四季都只画这一幅，只要这个订单来了，就全归这个人。所以，一些画工几乎十年间都画同一张画，画吐了也得继续。
早春被分到的是梵高的《星空》。一开始，她的笔触很生硬，赵小勇就跟在后面一张张收拾，调整层次和细节。早春一边看书一边苦练，很快就出师了，用赵小勇的话来说是“画得快又画得好”。
在赵小勇工作室里，挂着一张他指导妻子画《星空》的原创画。(图/新周刊记者 摄)
尽管订单越来越多，但因为价格低廉，夫妻俩的日子捉襟见肘。那时候是1998年，俩人连结婚都没有摆酒，和其他人合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农民房，月租五百块钱。当时的大芬村还被称为“大粪村”，因为地势低洼，高处的污水全往村里流，每逢夏天臭气熏天。
而且，那个年代的画室也没有空调，一方面是费用太高，另一方面是油画的油层很厚，空调吹不干，只能用电风扇，所以再炎热也只能硬扛着。
结婚之后，早春的一双儿女相继出生。她既要带孩子，同时还得兼顾画画，“那时候很能熬，眼睛都要闭起来了，快要睡着了，但手上的画笔还在动。”
除此之外，早春还得做无穷无尽的家务，买菜、做饭、搞卫生，小孩几点醒来，她就得几点起床。厨房位于工作室一角，早春最忙的时候要做9个人的饭菜，因为在过去的大芬村，很多画室都是家庭作坊，赵小勇把弟弟、小舅子、叔叔等都召来了，一大家子全挤在工作室里生活。
早春常常一边带小孩，一边画画。(图/《中国梵高》)
但早春觉得有钱赚就挺好，干活的冲劲很大，从未离开大芬村。在《中国梵高》纪录片中，早春不太同意赵小勇出国去看梵高的真迹，多次劝阻。但她告诉我，其实她是同意他去荷兰的，只是心疼钱。那一趟“梵高之旅”，赵小勇花了差不多五万块，这对普通人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俩人当时刚刚在深圳买了房。
“那时候我也想去啊，但是两个人去就要10万，去不起呀。”早春说。她也想去开拓一下眼界，但一听到要用这么多钱就退缩了。
早春至今仍没去过荷兰。但她对这趟旅程充满想象，觉得如果现在要去的话，要再囤一点钱，因为得一家四口一起去。
所以，早春既是赵小勇的工作伙伴，也是像幕后管家一样的角色。在赵小勇的原创作品中，也能看到不少妻子的身影。他创作的第一幅写实照，就是妻子在画《星空》的模样。早春第一眼看见这画时，心想：“哎呀，我就长那样？”觉得有点丑，厚厚的蓝色套头衫显得她很胖。但后来看顺眼了，早春又很喜欢这个作品，一直舍不得卖。
赵小勇关于妻子的第一幅创作。(图/新周刊记者 摄)
如今，工作室里悬挂的所有原创作品都是赵小勇的。从荷兰回来之后，早春一直支持他做原创，让他别再画临摹了。
我问早春，那你想画自己的原创吗？她先是说，“我想不出来呀，我没有那个天分嘛。”后来她又补充说，主要是被生活的琐碎事情束缚，没有时间去想。
订单时代过去后，大芬村的很多同行走了，像赵小勇和早春这样留下来的夫妻档并不多。赵小勇的原创产量不高，收入也不稳定，所以当下工作室的日常收入，基本还是靠临摹画的零售。
早春的小幅临摹画卖得不错，但她常常觉得自己精力跟不上。如果不追求品质，她两三个小时能完成一幅，一天能画好几幅。但她知道，要想画得好，必须要花时间。
早春展示她画的《星空》。(图/新周刊记者 摄)
她和赵小勇现在分别有自己的工作室，赵小勇的在大芬村，早春则是在自己家里开辟了一个。他们在工作上保留了相互独立的空间，很少去对方的“地盘”。
赵小勇的女儿也在父亲的工作室画画。早春不太想女承父业，觉得画画太辛苦，但又觉得女儿有天分，内心又真正喜欢，只能尊重女儿的选择。
油画工厂的消逝
在大芬村的入口，一栋楼的外墙上刷着八个大字：“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游客在大芬村其实很容易迷路。无论走进哪一条小巷，都会看到画板上千篇一律的向日葵、田野和星空，价格也不昂贵。
赵小勇不是这里唯一一个有艺术梦想的人。在这条小小的城中村里，或许还有数个“中国莫奈”“中国达·芬奇”，但他们还未扬名就已离散。
随着欧美批量订单的消失，流水线画工已然成为历史。没人再需要起早贪黑地赶工，赵小勇也不再需要背着画到处推销，家庭作坊不复存在，就连他的两个孩子也不再画梵高的画。
赵小勇如今的画室，以原创为主。(图/新周刊记者 摄)
一个时代已经远去。赵小勇还记得，自己刚来深圳时，踩着单车到处找工作。那时候广深高速还在建，世界之窗附近还是一片黄土地，房子寥寥无几，大芬村几乎是他唯一的栖身之地。
如今，深圳正在发生巨变，大芬村也在经历它的重生，原创画家遍地开花。尽管如此，很多人提起这个村子，还是下意识地认为里面的人只是在设计好的画布上“填色”，是熟练的工人而已。
大芬油画村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商业化”的，只是从前是油画工厂，现在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只需要花上五十块，就有一位专业老师教你从零基础画一幅油画，画完还能把成品带走。
赵小勇说，这种规模化产业是在疫情后才出现的，因为很多店铺坚持不下去，就来做供游客体验的产品或课程，很多教画画的老师从前跟他一样都是赶欧美订单的。
一位阿姨在画“哪吒”。(图/新周刊记者 摄)
村里也不再是纯粹的油画世界，很多混合着文艺和小资气息的小店也“入侵”了这个地方，刺绣、陶艺、藤编、萌宠一应俱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2月，村里的大芬美术馆正在展出一个“交响时空AI艺术作品展”，展览入口处写着“AI已成为关键驱动力，显著赋能艺术家创作”。这和几步之遥的大芬村里还在坚持手绘和原创的艺术家形成一种割裂的奇观。
在赵小勇的店铺角落，也摆放着一张他帮别人卖的AI画像，跟整个工作室的画风格格不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存在。但是赵小勇认为，当下如火如荼的AI绘画技术对大芬村的油画产业链造成不了冲击，因为它始终代替不了手绘和创作。
但那个属于流水线画工的时代确实消逝了。随着成本升高，油画工厂逐渐从中国撤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劳动力市场。
过去的大芬油画村。(图/《中国梵高》)
只有右手的疼痛时刻提醒着赵小勇那些过往。因为长年累月作画，赵小勇的右手患上了“网球肘”，有时候拿个水杯都感到疼痛。赵小勇回忆，从1997年到后来的赶订单年代，从早到晚都是坐在工作室，保持同一个姿势作画，“根本很少走路”，很缺乏锻炼。
很多人也不知道，画油画其实需要很大的力气。尤其是给大幅的油画打底时，挥舞笔刷子时“像练气功一样”。
不久前，赵小勇从一个堆放画作的仓库分别翻出来一幅2002年画的梵高的《星空》和《盛开的杏花》，它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遗留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装裱。色彩在沉淀之后，随着时间的流转不停变化。那就像他的青春。
我问他，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吗？
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当你有创作能力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画家了。”
编辑 朱人奉
校对 遇见
运营 马社力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