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贾似道一心置吴潜于死地的原因，史家主要将其归咎为二人在开庆年间的抗蒙战争中因移司黄州之事而结下的怨仇。

而贾似道杀死丁大全的缘由及二人之间的仇怨，史书则无确切记载，只是提及在丁大全倒台后，因“贾似道与丞相丁大全有隙”回，丁大全的镇江老乡们在公田法推行时被贾似道“假公行私”，奉命行事的官吏们则秉承贾相的旨意，凭借“乡司之口、纸上之数”低价强收田产；公田法施行后，镇江百姓则因贾相的公报私仇之举而“苦于倍偿，十家九破”，从中可见贾似道对丁大全的仇恨之深。

这一仇恨的来源，则应是来自之前鄂州之战时丁大全将袁瑜所犯之罪嫁祸于贾似道，以及丁大全的拜相“妨碍了他人(即贾似道)的去路”。但是仇恨因素并非是贾似道意图将丁大全置于死地的唯一因素，若要找寻贾似道的真实心境和动机，则还需根据吴潜案的蛛丝马迹，结合丁大全自身所作所为，从中找寻贾似道决意谋害丁大全的缘由。

首先，对于贾似道来说，将丁大全杀死，有利于为自己博取声望，进一步赢得以学校学生及以“倒丁派”士人为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支持。宝祐年间，丁大全为了自己能够顺利上位，针对太学生群体制造了震动朝野的“太学六君子”案，将以“六君子”为主体的反对派学子赶出行在，流配地方。

开庆元年(1259年)十月，丁大全因隐瞒军情之事而遭理宗罢相之后，那些遭到丁大全构陷成罪的学生们亦得以重见天日，返回临安继续学业。

贾似道凭军功入朝为相之后，开始了“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的政治变革运动，其中，学校势力在宋末时期对政坛的影响尤其巨大，太学生们敢于直言，一直是悬在当权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甚至连皇帝也无力改变他们的群体意志；理宗朝时期他们发动的政治运动，曾导致史嵩之倒台，也曾给予谢方叔及其同党以沉重打击。但也有许多学生居心不良，意图通过激烈的言论寻求仕途上的“终南捷径”。

面对此种政坛顽疾，贾似道吸取宋理宗与丁大全在对学校政策上失败的教训，审时度势，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对策：那些曾经参与反对丁大全者，因其在士人群体中拥有较高的声望，而成了贾似道的重点拉拢对象，“六君子”则成为了贾相的座上宾；而那些依旧激烈反对贾似道专权的学生，则成了贾似道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对于占大多数的普通学子，贾相则通过“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等方式施以厚利，笼络他们为己所用。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学子们大都拜服于贾似道高超的政治手腕之下，对他和他的执政班子毕恭毕敬；少数不愿臣服者则被开除学籍，流配远恶之地拘管。

与贾似道截然不同的是，丁大全针对学校采取的手段唯有打压一策，平日里则秉持理宗旨意，处处“极力与之为敌”，并未给予学生们以厚利或是有限的宽容。

他的行径，不但将临安四学的学生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也由此遭来了他们的憎恶与反抗。在丁大全上位及执掌权柄时期，临安曾多次发生匿名士人题词题诗讥讽乃至谴责皇帝与执政大臣之事，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心怀不满的学生所为。

从这个层面来说，丁大全奉诏“太学立碑”“钳制学子”的做法并未取得他所期望的效果，相反，在表面的平静之下，针对丁大全及其同党的仇恨在不断蓄积，丁大全仍旧需要面对“反对力量的猛烈抨击”。

这种情绪贯穿丁大全执政的时期，直到丁大全罢相之后，方才找到了宣泄的突破口，丁大全一党遭到众人落井下石式打击、纷纷落得罢官远窜的下场，即是反丁情绪长期存在、并在开庆——景定年间全面爆发的铁证。

直至十多年后的德祐年间(1275—1276)，士人群体中的反丁情绪余波依旧，其表现在王应麟上书朝廷，认为“开庆之祸，始于丁大全”请求宋廷对丁大全之余党，当“在谪籍者皆勿宽宥”，对他的提议，谢道清予以通过。

经过十几年的时光，士人们依旧对丁大全的“专权乱政”之举耿耿于怀，朝廷也不愿放过丁大全的党羽；由此可知，在丁大全下野后不久的景定年间，朝野对于丁大全一党的憎恶仍旧占据着舆论的一席之地。

但根据宋代“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由宋理宗或朝廷出面处决进士出身、具备士大夫身份的丁大全显然不可行，因而，通过贾似道指示同党出面、顺应众人心声将大奸大恶之徒丁大全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无异于是在为贾相及其党羽博得喝彩、赢得声望。

据此结合吴潜和丁大全被害之后，贾似道将害死吴潜的工具人刘宗申“贬死以塞外议”、而受贾似道指示间接杀害丁大全的朱祺孙在贾似道当权期间继续受重用、而毕迁最终被朱祺孙遣送回长沙原籍的事实。

则可看出，贾似道自知天下之人多有为吴潜鸣不平者，倘若让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无异于是在损害自身形象、授人以柄，因此为了自保和维护自己的声誉，他必须牺牲刘宗申，将此自己为泄私恨而杀害吴潜的事实掩盖下去。

反之，杀丁大全之事则不需隐瞒，因为此举在世人看来堪称为民锄奸的正义之举，对他贾似道有利无害，将事实不加掩饰地公开，也就成了他树立正面形象、博取四学学生和“倒丁派”士人支持的绝佳选择。

其次，丁大全在任宰相时，也曾仿照前朝权相秦桧、韩偏胄、史弥远，力图建立权相政治，他的这些举动，令贾似道感受到了威胁；因此，出于巩固权势的需要，贾似道必须杀死丁大全。前文提到，丁大全在任时期，曾经以瑞国公主下嫁为突破口，意图通过“扶植驸马”的形式，与理宗父女及新驸马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实现在理宗朝时期的长期执政。

对于未来的储君赵孟启(即后来的宋度宗)，丁大全也没有放过在他身上进行政治投机的机会，而是意图让自己的党羽、临安知府顾晶的女儿成为忠王妃，以图在新君继位之后，仿效秦桧与高宗吴皇后、韩偏胄与宁宗韩皇后、史弥远与宁宗杨皇后的关系，以新皇后及顾氏外戚势力为靠山，在新朝继续长期执政。

在地方，丁大全派党羽袁瑜出任江州知州兼沿江制置副使，掌管一方实权，则是为了掌握兵权，为自己的执政团队树立威望，进而形成对于军事集团的控制，以保卫自己脆弱的权力基础。

丁大全的这些举措，大都可以从之前的权相身上找到印迹，在贾似道的认知当中，吴潜的威胁只是在于他曾想借蒙古人之手“谋害”自己，而丁大全则拥有一整套建立权相政治的蓝图；因而，为了彻底斩断这个强劲对手再次回朝与自己争权夺利的路径，贾似道唯有将他和吴潜一并暗害，方能高枕无忧。

事实上，对于理宗朝的那些前宰执而言，贾似道政权一直都不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执政团队。作为执政班子的首脑人物，贾似道一直都很忌惮他们回朝重新担任实权职务，在贾似道专权时期，除吴潜和丁大全相继被贾所害之外，早已退隐的谢方叔也曾在度宗登基之后遭贾似道蒙骗。

天真地以为似道所言的“上念公(谢方叔)不忘”乃是事实，为了博取新君的好感，方叔遂向度宗进献“一琴、一鹤、金丹一粒”，以求新君任用，遂在稀里糊涂间掉进了贾似道为之布置的陷阱，遭来了贾似道手下台谏打手们的弹劾。

度宗则被贾似道蒙蔽，为此，度宗诏削谢方叔一秩。台谏打手们则嫌皇帝的处理太过宽宥，依旧不依不饶，以口舌和笔墨作为棍棒对谢方叔进行穷追猛打。

最终，谢方叔求新君任用不成，反而被贾似道扣上罪名削官丢爵、近乎身败名裂，从此再也不敢对复出抱有希望。程元凤则被度宗器重，从而获得了短暂的任用，于咸淳三年三月复相，但却很快遭到受贾似道暗示的陈宜中报复，因此丢掉了相位。

谢方叔和程元凤与贾似道并无直接竞争关系，只是因为他们曾经拜相登台、风光一时，就招来了贾似道的猜忌与迫害，而与贾似道有“私仇”的吴潜、曾想建立权相政治长期执政的丁大全，他们的下场自然不会比谢、程二相更好，对于他们，贾似道也毫不留情，利用党羽刘宗申、朱祺孙，将他们置于万劫不复，让他们从今往后沦为天涯海角的孤魂野鬼，再也无法回到临安政坛威胁到自己的政权。

再者，对丁大全进行肉体消灭，可以防止其再度借北司之力东山再起，有利于贾似道抑制宦官权势。上一节提到，在丁大全倒台之后，贾似道行“抑北司”之策，将因宦官推荐得官者悉数免职；此举实际上即是在追剿“阎马丁当”四人中的董宋臣。

事实上，贾似道的政治追杀，对于董宋臣的影响是较为有限的，究其原因，则是理宗对于董宋臣依旧十分宠信，纵使其曾祸国殃民、曾在开庆兵祸时怂恿皇帝带头出逃，但理宗却并未深究董宋臣的责任，在将其短暂贬斥外放安吉州之后，又将他召还行在，宠信依旧。

有鉴于此，曾将阉人们“谈笑之顷，出之于外”的贾似道自然不会对董宋臣掉以轻心，否则极有可能赋予他触底反弹的机会。在贾似道之前任职的宰相当中，谢方叔的下台与被贬，与董宋臣、卢允升施加的诡计有着密切的关联，程元凤的下台则是被董宋臣的政治盟友丁大全所逼，因此程元凤和谢方叔都缺乏与董宋臣合作的基础。

董槐则也是丁大全上位的受害者，且他已于景定三年去世，故无可能与董宋臣等阉竖合作，对贾似道亦构不成威胁。现如今唯一有机会、有条件能够与董宋臣勾结、进而东山再起的前宰执，就只剩下了丁大全一个人；而让丁大全从世上永远消失，则能重创以董宋臣为首的宦官势力，让他们失去在外朝最值得依仗的盟友，从而较为彻底地解除困扰理宗朝后期的宦官干政之祸，让贾似道真正成为整个朝廷的主宰者。

综上所述，贾似道杀死丁大全的这一举动背后，隐藏着他自己诸多的利益算计，绝非是他和党羽们被仇恨冲昏头脑的一时兴起之举。

而丁大全在贵州时的所谓“勾结蛮夷、招集将校意图谋反”，也极有可能是贾似道及其党羽朱祺孙的设计构陷(《通鉴续编》记为“州将游翁明诬奏其通蛮夷为变”)，目的在于找出夺其团练副使之职、进而将他流放远方的机会，为下一步命令毕迁前去押送丁大全前往新流放地、在路上对他下手奠定基础(《通鉴续编》对此事的描述为“贾似道遣将官毕迁护送，舟过藤州，迁挤大全于水而死”)。

与吴潜案相比，丁大全案并未引起史学家足够的重视，这则与吴潜和丁大全截然不同的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一介正直之臣，吴潜在多数时候都为宋人乃至后世之人所崇敬，在《宋史》中，元朝的编撰者们则将吴潜与董槐并列，称赞他们都是贤相，宋末三杰之一的文天祥，也与吴潜保持着书信往来，将他视为值得敬仰的官场长辈和老师。

因而，作为一介贤相，他的死才能引起时人的共鸣，收获人们的同情和惋惜。反观死前就已经被定性为祸国殃民、“鬼域之资”的丁大全，他的死则是一件在当时大快人心之事，对于贾似道谋害他的缘由，史家亦不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只是将其一笔带过。

但客观来说，吴潜和丁大全的死，则有许多共通之处，在他们及他们的同党遭到贬斥之时，朝廷的诏书常常将此二人及其党羽并称，把他们一道当做不可饶恕的奸佞。在贾似道打倒他们时，使用的手段也都是利用台谏作为打手，一步步将他们及他们的党羽逼向绝路。

他们最终的结局，则是双双成为了贾似道屠刀下的冤魂，他们都是权相政治的牺牲品，也是宋季“以纠劾官邪为职责的台谏官堕落到自为官邪”的受害者。

但与吴潜的纯受害者形象不同的是，丁大全自己在上位时也曾动辄以台谏论人，将台谏当成害人的工具。

因此，他既是宋代台谏体系走向末路时期的受害者，也是以台谏迫害他人的加害者。在吴潜逝世后备受哀荣的同时，丁大全只能以奸臣之名载于史册，在正史中与迫害自己的贾似道永久为邻，一道为宋朝的最终覆灭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