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云樵

1932年2月底，山东济南，23岁的共产党员田云樵被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老柳（真名为武平）安排为交通员。老柳把他带到一家旅馆，介绍他认识党中央的交通员老严。田云樵的任务是，与老严保持联系，传递党的文件和其他情报。

组织规定，每次联系，都由老严先打电话给田云樵，田接电话后云樵马上到老严落脚的地方会面，接受任务。一般情况下，大都是接收党中央的秘密文件和各项工作指示，也有其他东西。田云樵接到东西后立即转交给老柳。

通常，老严每半个月左右从上海到济南一次。在他将要来的几天里，田云樵就特别注意，待在他所工作的鹤丰烟草公司的店铺里等他的电话，为每月两次的联络接头工作做准备。

1932年10月初的一天下午，老柳的妻子急急忙忙地找来，说老柳到青岛去开会，原来约好的回来日期已过了好几天，还不见人影，可能发生问题了。田云樵大吃一惊，这事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

田云樵心急如焚，赶紧与老柳的妻子商量如何处置安排济南的工作，他们立刻把济南的住所和相关人员做了转移和调整。

安排好济南的事宜，田云樵连夜踏上了去青岛的火车。

到了青岛，田云樵住进一家小旅馆，然后根据老柳妻子提供的线索，到青岛中学、青岛电报局和《新民日报》社等可能有党的组织的单位打听老柳的下落。在青岛中学，田云樵找到该校学生会主席，得知最近该校被抓走三个人，其中有学校的一个教员。在电报局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天下午，他在《新民日报》社，再次证实了发生的情况。

当夜，田云坐火车急急回赶，把得到的消息告诉了老柳的妻子。老柳的妻子立刻紧急撤离，善后工作处置得当。

过了几天，老严来到济南，田云樵马上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老严听后感到问题非常严重，要求他马上写一份紧急报告给党中央。田云樵连夜写好报告，介绍自己去青岛了解到的情况，及善后安排，第二天一早交给老严带回上海。

老严随即返回上海，此次带来的文件也没留下。行前，老严与田云樵约定了下次来济南接头的大约日期和联络方式。

事实证明，田云樵的处置是正确的。老柳等人被捕后，很快就向敌人自首，背叛了革命。

1932年10月下旬，老严如期来到济南，同时来到的还有一个人。据老严介绍，来者名叫老马，是中央派来的新任省委书记。根据老马的指示，田云樵把他带到自己在济南的家里居住，担任起掩护省委书记的职责。

在与老马结识的当天晚上，田云樵接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党课教育。

吃过晚饭，他和老马一起上街散步。老马忽然提出，希望田云樵帮他找一家大一点的浴室，还要带有单人的包房。对老马的要求，田云樵一时难以理解。在他的思想里，党的高级干部不应对生活有这么高的要求。况且，他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钱也不多。

但初次见面，又是领导的要求，他也不便多说，还是答应下来。他陪老马来到济南院前大街一个名叫浴德池的澡堂，要了一间包房，把口袋里仅有的一元钱充作了浴资。

等到老马脱去衣服，准备洗澡时，田云樵的心被重重地揪了一下，霎时明白了老马的这个要求背后的原因。老马身上和脊背上伤痕累累，结满了疮疤。田云樵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老马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以后再告诉你。”

后来，田云樵了解到了这些伤疤的来历。

老马，真名任作民，是任弼时的堂弟，湖南汨罗县人。1922年1月，在东方大学经罗亦农、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4月，任作民在河南担任省委书记时，因叛徒出卖被捕，遭敌人各种刑讯逼供，条条伤疤就是被皮鞭抽打的，一皮鞭就是一条伤痕，被打昏好几次。最残酷的是用烧红的铁块夹在两肋，血肉冒烟，使人立即昏死过去。但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逼出任作民一句口供。

1930年1月，任作民刑满释放回到上海。1932年10月，被派到济南，任山东省委书记。

田云樵听了任作民对狱中斗争经历的叙述，如同聆听了极其深刻的党课，领会到做一个共产党员，应有坚定不移的立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有头可断，血可流，不屈不饶的大无畏勇气。

田云樵和任作民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也就短短两个月。

12月，一个阴冷的冬日晌午，西北风刮个不停。田云樵正在家里与妻子隋培素一起吃午饭，任作民匆忙赶回来。他告诉田云樵，刚得到消息，与田云樵一度有过联系的几名地下党员被捕了，有人已叛变，他决定立刻搬离原来的住处，要田云樵马上赶到新的暂住处打前站。

三人暂时来到一个姓王的党员同志家躲避，行李寄放在一个铁路工人的宿舍，约定寄放三天。

第三天下午近四点，任作民与田云樵离开暂住处，任作民安排田云樵去取行李，告知他地址和联系人。两人在魏家庄分手，田云樵独自去找那个铁路工人的宿舍。

田云樵找到地方时，看到街门开着，里面的大院子里站着两个警察。田云樵顿时警觉起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顺街走过去，没有冒冒失失进院子。天已黄昏，田云樵没看清楚警察在干什么。他顺街走过去转了弯，又折返回来，故意放慢脚步，走过那个院子时往里看了瞅了一眼，只见他们寄放的行李都丢在院子里，几个警察正在翻看搜查田云樵的箱子。他箱子里的照片和几本书籍被丢在地上。

田云樵一离开这条街，加快脚步赶往魏家庄。天已蒙蒙黑了，田云樵并不知任作民在魏家庄哪户人家，夜色里更不知如何寻找。

天气有些寒冷，他头上都冒出细细的汗珠了。在魏家庄转了好一阵，仍无从了解任作民的下落。后来，转到一户人家，街门没有关，田云樵便走进去了。院子里还套有院子，田云樵悄悄进了里院，见有间屋子点了灯，有人在说话，窗下一听，像是任作民的声音，他赶紧就去敲门了。

开门的人是个青年学生的模样，之后田云樵知道，他就是向明。

任作民看到是田云樵，感到很惊讶，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田云樵马上一五一十地向任作民汇报，寄放行李的联络点出问题了。任作民问：“箱子里有什么？”

田云樵说，有几张照片，是他在益都县立师范学校和同学一起拍的集体照，有十多个人，其中也有最近被捕的地下党员王芸芗。

任作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田云樵，“你做地下党工作怎么就不懂，你们是不能照相的，这是最容易被暴露的。”

突然发生了这个紧急情况，敌特随时会顺藤摸瓜破坏党组织，任作民思索片刻，迅速作出决定，要田云樵立刻撤离开山东，切断一切与他有关联的事物。

他安排田云樵到上海去工作，而且说走就走，连夜动身。他对田云樵说，你要走在敌人追查之前，你的组织关系我给你转到上海去，你到上海住福建路吉祥里，这条弄堂里有两个小旅馆，你住进弄堂的第一家“吉安大旅馆”，住在旅馆里，接关系的会到那里找你。任作民还与田云樵约下了接头的暗号和方式，同时吩咐他把隋培素也一起带离山东。

田云樵问任作民，“我一走你怎么办？没人掩护你，住的地方也没有，行李又掉了，你刚到，又不熟悉，我不放心啊！”任作民说，“不要紧，我有办法。”

向明也对田云樵说，“你放心，还有我们呢！这些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行前，任作民给了田云樵几十元做路费和生活费，催他一定要赶上当天的夜车离开济南。就这样，田云樵与任作民匆匆一别，再也没有执手相见。1933年2月，因叛徒出卖，任作民被捕，再次受尽酷刑折磨。1937年，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获释，以后辗转湖南、延安等地，继续为党工作。1942年2月，任作民因病在延安逝世，年仅42岁。

田云樵离开济南的第二天早上，警察到他工作的单位搜捕过，这说明任作民的估计、布置是完全正确的。

田云樵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准备，甚至放在恒记商行里的替换衣服都没去拿，急忙跑回暂住地，带上隋培素一起，火速赶往济南火车站，义无反顾地踏上南下的旅程。为了不被引起怀疑，他俩特意在火车站附近的旧衣店买了条破被子，伪装成行李，作为掩护。

一天一夜的长途颠簸，田云樵到达上海。

大上海，对于初来乍到的田云樵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与陌生。

田云樵到达上海后，按照任作民的指示，住进福建路吉祥里的一家旅馆里，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关系。

此时的上海到处笼罩着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开展党的地下组织活动非常艰难。不到1个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根据地。田云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到上海接组织关系，困难很大。

要命的是，他随身携带的生活费非常少，交了旅馆的押金后，剩下的就少得可怜了。

田云樵在旅馆里焦急地等了一个星期左右，不见来人接头联络，身上的盘缠已经几乎用完，旅馆的老板一天几次来催促交钱。田云樵付不出钱，又不能离开，只能忍气吞声，每天硬着头皮听老板的谩骂，甚至被断绝了开水等基本供应。

田云樵生怕错过与党组织接头，况且还不能随意暴露身份，以防不测，因此不敢外出打工挣钱。空有近1米80公分的大个子，只能在弄堂口站着，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内心的焦虑难以言表。

几天后，老板除了谩骂，又想方设法把他赶走。田云樵想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如果离开这里，再也找不到党组织了。于是，他只好装病耍赖，睡在床上，任他辱骂，决死不走。

这样难熬的日子足足过了半个多月，而隋培素却真的病倒了，发起高烧。他们没钱看病，只能硬撑，两个人都极度消瘦。这半个多月，对田云樵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焦虑万分。夫妻两人每天靠着算计好的几个铜板买几个大饼充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继续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关系。

1933年1月，在田云樵几乎已经身无分文，他们俩处在完全饥饿状态时，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有一天，党组织派一位女同志来接关系。来接头的同志刚踏进房门，老板就追逐而至，跟着来要钱。幸好来接头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马上替他们付了旅馆费。看着田云樵如此狼狈的样子，忙向他解释说，本来早就来接关系的，因听到山东方面的消息，没有马上来，而是在暗中观察田云樵这里是否有异常迹象。环境残酷，没有绝对把握是不能贸然接头，田云樵能理解。

第二天，田云樵夫妻随接应的同志在四川北路横浜桥找到一个三楼亭子间暂住下来。

第一次来到上海的田云樵，对一切都感到非常陌生。熟悉环境、熟悉社会、熟悉工作，是他到上海的当务之急。最初的日子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家学习文件，了解情况。时常到他家来联系的先是最早与他接头的那位女同志，不久，换成一个叫小李的年轻人。

春节过后，曾在山东与田云樵联系的中央交通员老严来了。久别重逢，特别是在异地他乡意外地与老友相逢，田云樵内心非常激动。老严看他日常用品很少，影响到基本生活，没过几天，就让小李送来一些生活用品，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在上海短短的两个多月期间，党组织已经安排他多次搬家，变换住处，敌特在凶狠地追捕和破坏着中共地下党员和党组织，形势是异常的艰险复杂。

1933年3月底，一位领导同志找田云樵谈话，说考虑到他是北方人，在北方做工作更加方便合适，因此，党组织决定分配他到中共北方局去工作。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小李通知田云樵出发。出发前，小李向田云樵交代了到北平后的联系人以及接头的暗号，还给他带来了所需的旅费、服装费和三个月的生活费。

田云樵的第一次上海之旅很快的结束了，他没有想到，他此后的革命经历会与上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最后他将在这里走向不平凡的人生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