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中东地区，可谓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恰似一片被混乱与动荡笼罩的土地。在这片区域里，诸多地区大国纷纷登场，它们的一举一动都如同在国际政治这个大棋盘上落下的棋子，每一步都蕴含着深意与谋略。然而，在这一众强国之中，土耳其的种种行径却如同雾里看花，令人一头雾水，完全捉摸不透。中东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丰富的石油资源以及复杂的宗教和民族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国际势力角逐的焦点。各国在这里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博弈。众多地区大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在这片舞台上努力争取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土耳其，这个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它的表现却与其他大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常情况下，在这样复杂的地区局势中，大国应该有着清晰的战略目标、明确的外交政策以及连贯的行动路线。但是土耳其的行为模式却仿佛游离于常规之外，时而积极介入地区事务，时而又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让国际社会上众多观察家们都感到十分困惑，难以理解土耳其到底想要在中东这个大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
当世界各国纷纷有所行动之际，回首前几年，土耳其可是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大肆推进其势力范围的。想当初，土耳其那可是相当积极主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地上不断拓展自身影响力，其种种行动可谓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土耳其却紧紧守着自己的基本盘，纹丝不动，就像一只守着自己巢穴的巨兽，对外界的风云变幻不再有往昔那般的热衷与冲动。这种巨大的转变背后或许有着诸多的因素。一方面，可能是土耳其内部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从而无暇他顾。毕竟，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稳定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如果内部根基不稳，又何谈对外的进一步扩张呢？另一方面，国际局势也变得日益复杂，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大国关系的微妙调整，都使得土耳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谨慎地守护自己现有的基本盘，以免陷入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之中。
土耳其人难道会突然变得安分守己吗？显然并非如此。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这背后的缘由是，自奥斯曼帝国分裂之后，其国家的核心点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帝国，疆域辽阔，影响力广泛。然而，当它分裂之后，土耳其面临着诸多新的状况和挑战。原本的地缘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土耳其不再拥有过去那样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附属国。在这种情况下，其国家重心必然要进行调整。这种重心的改变涵盖了多个方面。从政治角度来看，土耳其需要重新建立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地位，从一个庞大帝国的一部分转变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就要求它在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从经济方面来说，过去依赖于帝国整体资源分配和贸易体系的模式不再可行，土耳其必须重新寻找自身的经济增长点，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从社会文化方面，要在新的国家框架下重塑民族认同和文化特色。这些改变的发生，使得土耳其在面对各种局势时的决策依据和行为模式都与奥斯曼帝国时期大不相同。所以，现在土耳其看似按兵不动，实则是其国家重心转变后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因为突然变得老实了。
【认同构建】
1914年，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抉择，就如同搭上了德国人的贼船一般。这个曾经称霸长达数百年的老牌帝国，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衰落历程之后，终究还是没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何等的辉煌啊，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称霸数百年，疆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影响力。然而，时光流转，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各种内部矛盾丛生，政治腐败，经济结构老化，军事力量也逐渐衰退。在1914年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奥斯曼帝国选择与德国结盟，这无疑是一场豪赌。德国在当时虽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所奉行的战争策略充满了侵略性和不确定性。奥斯曼帝国在自身已经衰落的情况下，卷入德国主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旧船驶入了狂风巨浪的危险海域。在战争中，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它的军事装备和战略战术已经落后于时代，无法与新兴的强国相抗衡；另一方面，国内的各种矛盾在战争的催化下愈发尖锐，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动荡不安。最终，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老牌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彻底灭亡，它的覆灭也成为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见证了旧时代帝国体系在现代战争和国际关系变革中的崩塌。
彼时，凯末尔于奥斯曼帝国的残垣断壁之上创立了现代土耳其。不过，这个新生国家的未来走向在当时依旧朦胧不清，宛如被迷雾重重笼罩一般。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犹如大厦倾颓，留下的是一片狼藉与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凯末尔虽成功建立起现代土耳其，但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刚刚启航的船只，在未知的汪洋大海中漂泊，前方是布满暗礁还是风平浪静的航道，谁也无法确切知晓。新的国家面临着诸多挑战，从政治体系的构建到经济模式的探索，从社会文化的重塑到国际关系的定位，每一个方面都如同难解的谜题。所以，在当时，现代土耳其的前路的确充满了不确定性。
土耳其在建国之初，其官方秉持的意识形态为凯末尔主义，这一主义是由共和、国家、民众、世俗、民族、改革这诸多元素所构成的。凯末尔主义中的“共和”理念，是土耳其告别封建君主专制，走向现代民主共和制度的关键标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封建帝制在全球许多地区都已呈现出腐朽与落后的一面，土耳其毅然选择共和制，这一决策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为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国家”这一元素强调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土耳其历经诸多战乱与动荡，刚刚成立的国家犹如新生的婴孩般脆弱，只有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与发展，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民众”元素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土耳其民众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是国家建设的基石，也是推动各项改革的强大动力。只有民众的需求，让民众积极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土耳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世俗”理念在土耳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宗教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土耳其却大胆地倡导世俗化，将宗教与政治、教育等公共事务相分离，这使得土耳其能够更加理性、科学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文化，避免了因宗教因素过度干预而可能产生的封闭与保守。“民族”元素则有助于凝聚土耳其各民族的向心力。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与传统。凯末尔主义强调民族的团结统一，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认同，激发各民族的爱国热情，从而使土耳其能够在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中不断发展壮大。“改革”元素是凯末尔主义的活力源泉。土耳其深知，若要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就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它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对自身的传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推动土耳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然而，在这个历经数百年沧桑却始终未能走向成功的国家里，这套理论乍一看似乎颇具务实性，可实际上，它脆弱得不堪一击，根本无法经受住来自国内外的任何冲击。数百年的时间足以见证诸多的发展与变革，一个国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未能走向成功，这背后必然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应对内部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社会阶层的分化、经济结构的失衡、文化理念的冲突等；同时还要抵御外部的诸多压力，像国际竞争的挑战、外部势力的干涉、国际贸易规则的制约等。而这套理论在面对这些复杂的内外因素时，完全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缺乏足够的韧性和适应性，从而无法承受住内外任何一种冲击的考验。
若要维持土耳其人的国家认同，那就非得有更为广泛的泛共同体认同来加以补充才行。这其中有个好消息，那便是在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进程之中。奥斯曼帝国曾经辉煌一时，疆域辽阔，文化多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逐渐走向衰败。在这个衰败的过程里，却潜藏着对构建土耳其人泛共同体认同有益的因素。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促使土耳其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开始思考如何在奥斯曼帝国原有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认同体系。而这个泛共同体认同，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帮助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衰亡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维系他们的国家认同，不至于在帝国崩塌之后陷入认同的混乱与迷茫之中。
土耳其民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谓是历经了千般滋味、万般风情，这也催生了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国家、民族宗教认同。就拿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来说吧，每一种理念都不乏各自的拥护者。泛奥斯曼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土耳其的历史长河中，奥斯曼帝国曾经盛极一时，它的疆域辽阔，文化多元。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这种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在一些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即使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仍然有部分人怀念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模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于是成为了泛奥斯曼主义的支持者。泛伊斯兰主义同样有着众多的支持者。土耳其所在的地区，伊斯兰教有着深远的影响。众多土耳其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泛伊斯兰主义强调所有穆斯林的团结和统一，在宗教信仰的纽带作用下，这种理念对于那些希望在宗教层面寻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通过泛伊斯兰主义，可以加强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所以积极支持这一理念。而泛突厥主义也有其特定的拥护群体。从地缘和民族的角度来看，突厥民族分布广泛，土耳其人也是突厥民族的一支。泛突厥主义倡导所有突厥语族的民族联合起来，这种理念对于那些注重民族根源、民族文化传承的人来说极具号召力。他们渴望建立一个以突厥民族为核心的联合体，通过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共性来凝聚力量，因此成为了泛突厥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不妙的是，这三种泛共同体认同无法做到并行不悖、和谐共存。土耳其不得不从中作出抉择，并且依据所选定的这种身份认同来明确外交的走向。这就好比一个人站在三岔路口，三条道路通向不同的方向，他只能选择其中一条前行，土耳其在这三种泛共同体认同面前也是如此。因为不同的泛共同体认同背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关联、文化内涵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如果土耳其想要在外交事务上有清晰、明确且连贯的政策，就必然要在这三种泛共同体认同之间做出决断，然后根据这个身份认同的导向，精准地确定外交的方向，否则就会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在外交事务上摇摆不定，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泛奥斯曼主义所蕴含的意义，绝非仅仅局限于让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统治版图得以恢复，更为关键的是要重塑奥斯曼帝国的君臣架构。不管是何种种族、宗教信仰或者地域出身的人，只要是处于“奥斯曼”的统治之下，都会被归入到“奥斯曼民族”这个范畴当中，进而接受奥斯曼化的进程。这一理念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体现。从种族层面来说，在奥斯曼帝国广袤的疆域内，居住着众多不同种族的民众，泛奥斯曼主义企图跨越种族差异的鸿沟，将这些形形色色的种族整合起来，仿佛编织一张巨大的种族融合之网。就宗教方面而言，帝国境内宗教信仰丰富多样，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这种理念下都要被纳入同一个体系。而从地域角度看，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不同地域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习俗与社会结构，但泛奥斯曼主义无视这些地域间的巨大差异，意图把这些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汇聚在“奥斯曼民族”的大旗下。这种重建君臣体系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高度集权和同化的理念，它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去塑造一个庞大而多元的群体，这种思想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容小觑的，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那些秉持泛奥斯曼主义观点的人，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大清已经亡了”这一事实。泛奥斯曼主义啊，带有鲜明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这种想法简直幼稚得可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相互依存、相互关联，这种狭隘且带有侵略性的思想，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与厌弃。要知道，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平等、尊重主权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民族构成，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被另一个国家以这种沙文主义的态度对待。就像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它们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和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结果呢？无一不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唾弃。所以啊，这种泛奥斯曼主义观点在现代社会就如同不合时宜的古董，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只会给持有这种观点的一方带来负面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困境，招来其他国家的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运的是，凯末尔可不是那种糊涂之人，他对这种观点简直是敬而远之。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将首都确立为安卡拉，而非那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都伊斯坦布尔。这一决策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的核心城市，承载着太多帝国时期的痕迹，无论是在建筑风格上，还是在文化传统方面，都弥漫着奥斯曼帝国的气息。如果将其继续作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首都，那土耳其共和国就很难彻底摆脱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羁绊。而安卡拉呢，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浓重的奥斯曼帝国色彩。把首都定在安卡拉，就像是土耳其共和国在向世界宣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截然不同的新时代的开启。这一举措，无疑是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历史进行切割的一个重要标志。
相较而言，泛伊斯兰主义似乎要实际得多。它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穆斯林国家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泛伊斯兰主义之所以给人较为实际的感觉，是有诸多原因的。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世界格局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各个地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都在不同程度地觉醒。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泛伊斯兰主义提供了一种在宗教文化层面上的凝聚力。宗教在穆斯林的生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从信仰、社会规范到日常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泛伊斯兰主义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纽带，将不同地域的穆斯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跨越了地域、种族等因素，使得不同的穆斯林群体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理念下产生共鸣。而且，穆斯林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泛伊斯兰主义正好能够利用这些共性，将遍布于各个穆斯林国家的民众团结起来，所以它在穆斯林国家中才会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昔日妄图凭借它来维系自身的统治。时光流转，到了冷战时期，土耳其竟也把它当作一种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具。
可泛伊斯兰主义存在诸多弊端，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基于宗教的身份认同会不可避免地促使宗教势力抬头。要知道，凯末尔所倡导的是建立世俗化国家，这一理念强调将宗教与政治、社会生活相分离，旨在打造一个以现代文明价值为导向，而非以宗教教义主导一切的国家模式。而可泛伊斯兰主义所带来的宗教势力抬头的趋势，无疑与凯末尔的世俗化国家理念南辕北辙。这种相悖性会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产生严重的冲突与挑战。在国家治理层面，宗教势力的过度抬头可能会干扰正常的政治决策过程，使一些本应基于理性、科学和大众利益的政策难以推行；在社会发展方面，可能会阻碍现代化进程，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因为宗教教义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与现代科学观念存在分歧；在民众生活方式上，可能会限制民众在教育、职业选择、文化娱乐等方面的自由，使社会生活重新被宗教教义所束缚，难以向多元、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方向发展。
其次，土耳其人对于中东那些“穷伙伴”着实缺乏浓厚的兴趣，他们内心更倾向于融入欧洲。要知道，在穆斯林世界里，早已是派系林立、利益团体错综复杂，这些不同的派系与利益团体就像一把把锋利的剑，将穆斯林世界切割得支离破碎。中东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相对滞后，诸多国家面临着贫困、基础设施薄弱等诸多问题。土耳其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目睹了欧洲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先进性。从经济上来说，欧洲拥有发达的工业体系，完善的金融市场，其贸易往来遍布全球，这对于渴望发展的土耳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文化方面，欧洲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元的现代文化，无论是艺术、音乐还是文学等领域都有着独特的魅力。科技上，欧洲在众多前沿科技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无疑为土耳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可能。而穆斯林世界内部的分歧与矛盾由来已久。不同的教派信仰、地缘政治利益、民族差异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各个派系和利益团体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这种内部的分裂状态，让土耳其觉得融入其中并不能获得像融入欧洲那样多的发展资源和机遇，所以土耳其更希望融入欧洲。
即便土耳其人妄图高举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恐怕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现实层面来看，土耳其虽然在中东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其自身面临着诸多内部和外部的制约因素。内部而言，土耳其的社会结构较为复杂，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其国内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如通货膨胀、就业压力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其精力，使其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倡导泛伊斯兰主义这样宏大的理念推广中。从外部环境来讲，国际社会的格局对土耳其有着诸多限制。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各个大国在中东地区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布局。土耳其若想高举泛伊斯兰主义大旗，必然会与其他大国的利益产生冲突。例如，美国在中东地区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它不会坐视土耳其的这种行为对其自身利益造成威胁。同时，欧洲国家也密切着土耳其的动向，土耳其在经济、外交等方面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使得它在推行泛伊斯兰主义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并非完全会对土耳其的这种理念照单全收，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主权意识和国家利益考量，这就使得土耳其在地区内部推动泛伊斯兰主义也面临重重阻碍。
泛伊斯兰主义走向势微，这一现象实则是土耳其对中东事务态度转变，确切地说是土耳其放弃中东且后续对中东事务兴趣寡淡的根源所在。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泛伊斯兰主义曾经在中东地区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它倡导穆斯林国家的团结统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多因素致使泛伊斯兰主义逐渐势微。在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大背景下，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从政治角度而言，土耳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外交战略考量。泛伊斯兰主义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与土耳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追求的利益出现了分歧。土耳其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国家主权、地缘政治等实际利益出发，而泛伊斯兰主义的宏大理念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困难，无法很好地与土耳其的现实政治需求相契合。另一方面，经济上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现代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需要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与更多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而泛伊斯兰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宗教和地域的特殊性，这可能会限制土耳其与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泛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最终导致土耳其放弃中东事务并且兴趣缺缺，所以说泛伊斯兰主义的势微是土耳其这一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
然而，有舍弃必然就会有抉择。在过往的时光里，一直被人们所漠视的泛突厥主义，说实在的，这才是如今土耳其所选定的路径呢。泛突厥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曾长时间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就像一颗被尘土掩盖的石子，不被大众所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地缘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交织作用，土耳其在诸多发展方向中，偏偏选择了泛突厥主义这条道路。这一选择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原因，例如土耳其自身的民族构成有着突厥民族的成分，这使得泛突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唤起部分民众内心深处对于民族根源的一种追溯情感。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希望通过泛突厥主义来扩大自身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和战略利益。
【泛突厥主义】
有件颇为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泛突厥主义的发源地可不是土耳其，而是土耳其的宿敌——俄国呢。泛突厥主义是一种有着复杂内涵和深远影响的思想理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国地域广袤，其境内有着众多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其中突厥语族人口分布广泛。在俄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相互交织，为泛突厥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当时的俄国，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融合。突厥语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面临着自身身份认同、文化传承以及政治诉求等多方面的问题。泛突厥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突厥语族群体试图在俄国这样一个多元的大国框架内，寻求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政治地位的表达。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追溯，俄国的社会变革、文化交流以及政治统治方式等，都对泛突厥主义的起源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俄国在推行其统治政策时，可能在某些方面激发了突厥语族群体对于自身民族性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逐渐演变为一种更为系统的思想理念，也就是泛突厥主义。这一思想理念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地区，包括土耳其，从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影响。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段时期，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的土地上犹如一阵汹涌澎湃的浪潮，势头极为强劲。泛斯拉夫主义者怀揣着一个相当宏大却又颇具争议的目标，那就是试图对东欧地区、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所有民族进行斯拉夫化改造。当时，在俄国境内，泛斯拉夫主义能够盛行起来是有诸多因素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斯拉夫人在地域上分布较为广泛，他们在文化、语言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滋生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而且，俄国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为泛斯拉夫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土壤。然而，这种对其他民族进行斯拉夫化改造的想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轨迹，这些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形成的宝贵财富。例如，东欧地区的一些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像波兰的民间舞蹈，那独特的舞步和音乐节奏，是波兰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有着自己别具一格的手工艺传统，他们制作的精美地毯等手工艺品，反映出其独特的审美和精湛的技艺；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像他们独特的狩猎技巧和适应寒冷气候的建筑风格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民族特色一旦被强行斯拉夫化，无疑是对这些民族文化的严重破坏，也必然会引发诸多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俄国，那些感受到压迫的突厥人发出了“统一语言、行为和思想”的激昂口号。当时的俄国社会环境对于突厥人来说充满了压抑与不公。他们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排挤和压迫，在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突厥人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改变现状。而“统一语言、行为和思想”就成为了他们凝聚力量的一个重要理念。统一语言能够打破彼此交流的障碍，使他们在群体内部更好地沟通协作；统一行为则有助于他们形成一致的应对策略，在面对压迫时采取共同的行动；统一思想更是重中之重，它能够让突厥人在理念上达成共识，坚定地朝着同一个目标奋进，以对抗来自外部的压迫。
就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有着“西亚病夫”之称的奥斯曼帝国正在大力推行改革举措。当时的奥斯曼，宛如一位久病初愈急于补充能量的病人，急切地需要新鲜的元素来注入本国的生产力体系，就如同干涸的土地急需甘霖滋润一般。而在此时，俄国境内有不少突厥语政治移民，他们犹如一群寻找新栖息地的候鸟。奥斯曼帝国看到了这个机会，犹如发现宝藏的探险家一般，欣然接收了大量这样的移民。这一举措，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在改革进程中的现实需求所致，毕竟新鲜血液的注入能够带来新的活力、新的思想以及新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打破本国原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僵化模式；另一方面，对于俄国的突厥语政治移民来说，奥斯曼帝国就像是他们在困境中的希望之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让他们有可能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泛突厥主义思想悄然潜入奥斯曼帝国，而后其影响范围从文化领域逐步蔓延至政治领域。泛突厥主义最初是以一种文化思潮的形式在奥斯曼帝国出现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化交流频繁且复杂，这种思想就如同悄然生长的藤蔓，逐渐在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土壤里扎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的传播。奥斯曼帝国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复杂的民族构成以及当时变幻莫测的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都像是一股无形的推力，促使泛突厥主义思想不断向外扩张其影响范围，进而延伸到了政治层面。这一转变意义非凡，它犹如平静湖面上投入的一颗重磅石子，在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格局中掀起了层层波澜，对帝国的政治走向、民族关系以及对外政策等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拥趸者倡导以突厥种族的认同感以及突厥语为联结的纽带，达成突厥人聚居区域的一体化，最终构建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突厥国家。这种主张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历史角度来看，突厥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为广阔的活动范围，这使得部分人妄图以历史为借口来推动这种一体化的构想。然而，这种想法是完全违背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和众多国家主权原则的。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国际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红线。而突厥人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民族政策、文化体系和发展模式。比如，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他们有着多元的民族构成，在本国的治理下，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进步。如果强行推行所谓的“大突厥国家”，必然会打破现有的和平稳定局面，引发地区动荡，这对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以及人民的幸福生活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时，这一主张也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共存的发展趋势，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危险思想。
泛突厥主义如同泛奥斯曼主义一般，有着极为强烈的扩张特性。只要是突厥人聚居之处，就被其视作攻略的目标，全然不顾这些地方是否隶属于他国领土。泛突厥主义的这种扩张性是十分危险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在过去，这种思想的蔓延往往伴随着对周边地区稳定的破坏。它无视各个国家的主权边界，妄图将所有突厥人聚居的区域都纳入其设想的范畴之中。例如，在中亚地区，多个国家有着各自独立的主权、文化和政治体系，而泛突厥主义却试图突破这些国家的边界限制，这无疑是对这些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着尊重各国主权的原则，联合国宪章也明确规定要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而泛突厥主义这种无视他国主权领土的理念与之背道而驰。从地缘政治的层面分析，各国的领土划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突厥人聚居地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划和治理体系。泛突厥主义将所有突厥人聚居地都列为攻略目标，这就像是在一个精心构建的地缘政治拼图中强行插入不属于自己的板块，必然会引发地缘政治的动荡。无论是从国际关系准则，还是从各个国家内部的稳定发展来看，泛突厥主义的这种扩张性都是不被允许的，也是违背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
玉素普·阿克楚拉，作为该理论的支持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泛突厥主义相较泛奥斯曼主义有着更为卓越之处。他觉得泛突厥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体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能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生存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或者特权阶层的压制。这种平等性对于突厥人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泛奥斯曼主义可能在社会结构或者理念上，缺乏这种对平等的深度构建。所以，泛突厥主义凭借其打造平等社会的特性，更能够赢得突厥人的拥护与支持。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段时期，泛突厥运动就掀起了首轮汹涌澎湃的高潮。彼时，土耳其青年党宛如这一思潮坚定不移的追随者。在1909年，土耳其青年党成功登上执政党的宝座，于是乎，泛突厥主义在短暂的时光里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一战前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思潮如暗流涌动，泛突厥运动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当时的土耳其青年党，怀着对泛突厥主义的笃信，积极投身其中。190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对土耳其的政治格局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土耳其青年党执政后，将泛突厥主义纳入官方意识形态范畴，尽管这一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在当时的土耳其乃至整个地区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这一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战前后，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自身的民族定位和发展方向。土耳其青年党受此思潮影响，对泛突厥主义青睐有加，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土耳其部分群体对于民族、地域等概念的认知和追求。
当时担任奥斯曼帝国军事部长的恩维尔·帕夏宣称：“那些居住于中亚、克里米亚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往昔曾统一于一个国家之中。在土耳其的引领下，这些民族将会再次达成统一。”
基于这样的考量，帕夏把目标锁定在了英法俄三国身上。1913年的时候，帕夏向德国提出了一个请求，那就是向奥斯曼帝国派遣军事代表团。而这一举措，无疑是迈向自我毁灭的开端之举。帕夏之所以将英法俄视为矛头所向，是有着诸多复杂因素的。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英法俄在近东地区有着广泛的利益诉求和影响力布局。奥斯曼帝国身处战略要地，其周边事务、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利益等多方面都与英法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帕夏或许察觉到了来自英法俄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体现在政治上的干涉、经济上的渗透以及军事上的潜在压力等方面。而帕夏选择向德国提出派遣军事代表团的请求，这一决策看似是一种应对外部压力的手段，实则暗藏危机。德国在当时也是欧洲列强之一，其军事力量不容小觑，军事理念和军事技术都较为先进。然而，奥斯曼帝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它在引入外部军事力量时必然要面对诸多复杂的连锁反应。这一请求一旦提出，就像是在已经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网中投入了一颗石子，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引发各方势力的重新审视和应对。这种在国际事务中莽撞的举动，缺乏对整体局势全面、深入的权衡，就如同在悬崖边缘行走却毫无察觉危险的临近，所以说这是迈向自取灭亡的第一步。
自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旗帜鲜明地对泛突厥主义表示反对。与此同时，青年党由于参与政变这一严重行径而被取缔。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凯末尔所鼓吹的种族优越论就像是一颗潜藏的种子，为泛突厥运动在后续的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剖析，凯末尔在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在诸多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举措，试图将国家引向现代化、世俗化的道路。可是，他的种族优越论这一观念，无疑是一种违背现代平等理念的思想糟粕。这种观念的存在，犹如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土壤中埋下了隐患。泛突厥主义本就是一种带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思想，它企图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突厥语族人群统一在一个所谓的“大突厥”框架之下，这种思想是对国家主权、地区稳定以及民族多样性的严重威胁。当凯末尔宣扬种族优越论时，虽然他可能并未直接推动泛突厥运动，但这一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与泛突厥主义的某些观念存在着微妙的契合之处。比如，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突厥民族的特殊性，这种对民族特性的过度强调在某种情境下就可能会被泛突厥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他们煽动民族情绪、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工具。青年党因参与政变被取缔，这一事件本应成为对极端势力的有力打击，然而，由于凯末尔种族优越论的影响，泛突厥运动却并未因此而彻底断绝发展的可能，反而在这一复杂的社会思想环境下，寻找到了可乘之机，为后续的发展保留了一丝生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的种族优越论者与德国的同类势力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彼时，得到纳粹势力支持的泛突厥运动犹如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又一次迈向了高潮阶段。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德国的种族优越论者秉持着极端的纳粹思想，他们妄图将所谓的“优等种族”统治世界的理念强加于人。而土耳其的种族优越论者与之产生了共鸣，两者相互呼应。德国纳粹在欧洲有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他们对泛突厥运动的支持，无疑为这个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包括军事援助、政治庇护以及思想引导等方面。这使得泛突厥运动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迅速地聚集力量并且不断扩张影响力，从而再次达到高潮。这种勾结和高潮的出现，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也对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造成了难以磨灭的破坏。
纳粹为了拉拢土耳其，不停地向土耳其人灌输一种观念：苏联马上就要走向覆灭了，而德国将会与土耳其共同分享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在这样的舆论诱导之下，1941年，土耳其和德国签订了一份新的《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纳粹的这种做法可谓是别有用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克里米亚位于黑海北岸，是控制黑海的关键所在；高加索地区则拥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纳粹深知这些地区的价值，通过向土耳其描绘这样的“美好蓝图”，试图将土耳其拉到自己的阵营之中。而对于土耳其来说，当时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面对纳粹抛出的这种看似诱人的“橄榄枝”，或许认为签订这样的条约能够在短期内保障自身的利益，或者在大国博弈中谋求一定的政治资本。然而，这一举措也将土耳其卷入了复杂的国际关系漩涡之中，后续必然面临诸多难以预测的变数。
有那么一批泛突厥主义政客，他们就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迫不及待地跑到德国去拜会希特勒等法西斯政要。这之后呢，他们回国建立起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不是普通的委员会，它兼具纳粹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这两种极端且有害的色彩。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其实是有着阴险的目的的。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德国有着向东扩张的野心。这些泛突厥主义政客建立的这个委员会就像是一把为德国向东扩张而精心打造的钥匙，为德国的扩张行动提供了诸多的便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德国向东扩张需要在当地有一些支持的力量和便利的条件，而这个具有特殊色彩的专家委员会恰好就能够满足德国的部分需求。从思想层面来说，纳粹主义的极端性和泛突厥主义的狭隘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契合的，这就使得两者能够勾结在一起，达成这种为虎作伥的合作关系。
1942年，苏德战争正处于激烈的胶着状态，烽火硝烟弥漫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彼时，土耳其做出了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举动，它居然将自己的兵力大规模地集结到了苏土边境地带。这一动作背后的意图似乎昭然若揭，那就是打算与德国人携手合作，企图共同攻占斯大林格勒。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迅猛攻势让不少国家对其军事力量产生了敬畏或者说是忌惮。土耳其可能认为，德国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意味着如果与之联合，便有机会在这场战争的大棋局中分得一杯羹。斯大林格勒，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它不仅仅是苏联南部的交通枢纽，更像是苏联在南部地区的一道坚实壁垒。一旦被攻克，苏联的南部防线将会遭受重创，其在战争中的整体局势也会变得岌岌可危。对于土耳其而言，若能参与到这样一场关键战役的胜利中，无疑将极大地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所以，它才会将兵力集中到苏土边境，蠢蠢欲动，试图和德国人一起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场上分得一杯胜利的羹。
幸运的是，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中，苏军成功抵御并化解了德军来势汹汹的猛烈攻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犹如一道分水岭，此役过后，整个东线战场的局势彻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转。这一局势的扭转对于土耳其而言意义非凡，要知道，如果当时德军在东线战场一路高歌猛进，土耳其极有可能难以置身事外，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之中，从而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毕竟，德国在当时的军事力量极为强大，其妄图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一旦德军在东线战场取得绝对优势，周边国家都会受到巨大的威胁。而土耳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与亚洲的交界地带，战略意义重大，很可能会成为德军进一步扩张的目标。所以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胜利，使得土耳其侥幸避免了第二次陷入亡国灭种的绝境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侥幸躲过一劫的土耳其人，并没有去深刻反省自身与纳粹之间那种勾连行为是否得当。要知道，他们与德国人有着诸多的接触往来，然而，他们并未从这段经历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反而认为泛突厥主义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仿佛看到了一条能够走向辉煌的“康庄大道”。于是乎，二战结束之后，土耳其人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在泛突厥主义这条道路上狂奔不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在当时或许是看到了泛突厥主义背后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利益、民族影响力扩张等方面的诱惑。在二战后的国际格局重新构建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和理念，而土耳其却选择了泛突厥主义。这种选择并非偶然，一方面，其国内可能存在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认为通过泛突厥主义可以凝聚更广泛的突厥语族群体，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可能受到当时国际思潮中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浪潮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泛突厥主义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法宝”。但这种一路狂奔的行为，无疑是充满风险的，其背后可能隐藏着诸多地缘政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隐患。
【加速时代】
泛突厥主义语境下，土耳其将中亚视作其主要的扩张目标。冷战时期，中亚处于苏联的牢牢掌控之中，这使得土耳其根本没有可乘之机。冷战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当时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对中亚地区有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掌控力。苏联在中亚建立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通过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从政治制度到经济规划，全方位地对中亚地区进行深度治理。例如，在经济方面，苏联将中亚地区纳入其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中亚各共和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开发以及贸易往来都在苏联的统筹安排之下。这种严密的控制体系使得外部势力很难渗透进来，更不用说土耳其想要在中亚扩张势力了。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土耳其尽管怀揣着泛突厥主义下向中亚扩张的想法，却只能望洋兴叹。因为苏联就像一道坚实的屏障，横亘在土耳其与中亚之间，阻断了土耳其实现其目标的道路。
然而，伴随着苏联的解体，那犹如套在泛突厥主义脖颈之上的最后一道枷锁，全然崩解、彻底地松动开来。苏联，这个曾经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它的存在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山，对泛突厥主义起到了强力的遏制作用。苏联在其广袤的领土上，拥有众多民族，其强大的中央政权和统一的政治体系，使得各种分裂主义思想，包括泛突厥主义难以兴风作浪。但当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有的政治、军事、社会结构被打破，曾经制约泛突厥主义的诸多力量消散，就如同紧箍着泛突厥主义的最后一道枷锁，无可避免地彻底失去了它的束缚力。这一状况为泛突厥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得泛突厥主义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有了滋生和发展的可能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