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网上都有这样的疑问：小小的岛国日本，在近代史上怎么会妄想吞并领土比它大几十倍，人口比它多十几倍的中国？
本是中国“学生”的日本，又是如何全民族对中国生出“高人一等”傲慢的呢？
2019年4月，日本刚刚换掉“令和”年号不久，日本官方宣布其最大面额万元大钞的头像，将从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换成资本家涩谷荣一。
从1984年开始，福泽谕吉已经在日本的万元大钞上存在35年了。如此之长的时间跨度，以至于很多日本民众都习惯以“福泽谕吉”或“谕吉”，来代称他们的万元大钞。
福泽谕吉为什么能够在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上存在35年？他对日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根据很多国人的惯性思维，福泽谕吉既然能够长期出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上，那一定是权势滔天的大人物。
实际上福泽谕吉生前既谈不上大富，也难称得上大贵。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中津蕃在大坂当会计的一个低级蕃士，薪俸十分微薄。
虽然福泽百助生前不富也不贵，却是当地一个相当有名的汉学家，收藏了很多中国的古书。而福泽谕吉的名字，也是因为福泽百助在儿子出生的那天早上，买到了心仪已久的六十多册清代上谕，恰好儿子又在晚上出生，他觉得这是一件吉祥的事情，才给儿子取名为“谕吉”。
从这个角度来说，福泽谕吉从一出生开始，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度影响。
虽然在福泽谕吉18个月的时候，福泽百助就以四十五岁的年纪早逝，但是中国文化对福泽谕吉的影响却并没有中断。因为他的启蒙书籍，就是福泽百助遗留的中文古籍。
福泽谕吉自十几岁开始，就研读《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战国策》《史记》等中国古书，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现在的很多国人。
从他少年时代的种种行为来看，福泽谕吉对我国的古籍不仅仅是熟悉而已，思想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父亲的早逝，福泽谕吉的童年并不愉快，他们家不但十分贫穷，还因为曾经在大坂的生活经历，而跟中津蕃的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被街坊邻居所排斥。在这样的环境下，福泽谕吉从小就十分叛逆，而他表现叛逆的方式，也和我国道家不拘礼节的“狂士”十分接近。
当然，最为明显的表现还是在福泽谕吉早期的思想上。
明治维新时期，福泽谕吉提出的“失理畏惧非洲黑奴，道存不惧英吉利、法兰西军舰”之语，很明显就是出自孟子“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足以证明，福泽谕吉受中国文化影响何等之深。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福泽谕吉，为何会在不久之后就开始疯狂攻击中国文化，甚至还公然鼓吹侵略中国呢？
这一切都要从福泽谕吉二十一岁时说起。
1854年，美国人佩里带着舰队进驻日本浦贺港，对德川幕府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让日本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了松动。
两年后的1856年，二十一岁的福泽谕吉也跟随潮流，开始学习西方文化。
由于在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只有长崎可以和荷兰通商，所以当时日本人学习的都是荷兰语，西学也因此被称之为“兰学”。
福泽谕吉在长崎学习兰学时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深受当地大户山本物次郎的喜爱。山本物次郎不但带他进入上流社会，甚至还一度打算把他收为养子。
然而山本物次郎对福泽谕吉的宠爱和提携，很快引起了家老之子奥平一歧的嫉妒，他动用自己家族的权势，把福泽谕吉逼出了长崎。
离开长崎之后，福泽谕吉本来打算前往江户去，但是在去江户时途经大坂，被他的哥哥劝住，并把他引荐给了当时公认的兰学大家绪方洪庵。
福泽谕吉在绪方洪庵门下学习了五年，且深受绪方洪庵的喜爱，所以绪方洪庵就把他升为自己创办的教育机构“适塾”的塾长，让他帮助自己管理和教导学生。
绪方洪庵的这一决定，不但让福泽谕吉在日本教育届的身份和地位大幅提升，同时也让他积累到了办学的经验，可以说是对福泽谕吉影响甚大。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福泽谕吉，虽然在兰学上的造诣很深，但他的思想还是偏于传统的。真正让他思想发生变化的，是福泽谕吉离开大坂，前往江户之后。
1858年，福泽谕吉在绪方洪庵门下学有所成之后，被藩主推荐到江户一所学校教授兰学。
这时的江户正是日本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福泽谕吉在江户任教时也曾一度踌躇满志。
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虽然精通兰学，但是却根本无法与日本新开放港口横滨的外国人沟通。更让他倍受打击的是，他设法与横滨的外国人沟通之后才知道，搞了半天，荷兰语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是一个小语种，荷兰也是一个小国。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英吉利和美利坚，运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英语。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的福泽谕吉，情绪一度崩溃，认为自己之前的所学都是浪费时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在镇定下来之后，福泽谕吉就开始努力学习英语。由于当时日本的政策所限，他找不到英语老师，只好用荷兰语和英语互译词典自学。
1859年冬，潜心学习英语半年之后的福泽谕吉，打听到幕府打算派使节团前往美国。于是福泽谕吉多方恳求，终于求得了跟随使节团前往美国的机会。
这一次的美国之行，福泽谕吉跟着使节团游历了美国旧金山、夏威夷等地，虽然因为身份地位的原因，他没有深度接触美国文化的机会，但是美国发达的工业和经济，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更加坚定了他放弃荷兰语，改学英语的决心。
福泽谕吉在这次的美国之行中，带回了一本《韦氏大辞典》，并且在回国之后不久就废除了自己家塾的荷兰语，正式改教英语。
两年后的1861年，福泽谕吉再次以译员的身份跟随日本使团前往欧洲。
福泽谕吉这一次的欧洲之行长达一年，所以他有机会对欧洲各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制度等进行详细考察。
回国后的1866年，福泽谕吉根据自己在欧洲各国所作的笔记，写成了《西洋事情初编》一书，并且很快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而福泽谕吉的思想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发生转变，开始全盘接受欧美文化，否定亚洲传统文化。
在福泽谕吉1872年到1876年期间写成的论文组成《劝学篇》中，他的思想已经明显全盘西化，以至于把学习西方文化提高到了“文明开化”的地步，把亚洲文化贬低为“野蛮蒙昧”。
1878年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中，提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标志着他完全放弃了从汉学学来的“人性天良”，全面转向了欧美的“丛林法则”。
1883年福泽谕吉在其文章《只那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中，对中国文化大加贬损，称中国文化是“一潭死水”，公然把中国当做日本的“反面教材”。
1884年福泽谕吉在文章中倡导日本应该摒弃一切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以免改革中的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不良影响”。
到了1885年，福泽谕吉在他著名的《脱亚论》中更加明目张胆地提出，日本不但应该跟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拉开距离，而且还要加入到欧美列强瓜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队伍中去。
福泽谕吉虽然没有涉足日本政坛，但是他的文章和思想却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优越感，也正是在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自以为是“高贵文明”的欧美列强的一员，不再是“野蛮蒙昧”的亚洲文明的成员。
晚年的福泽谕吉对中国的态度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加偏激凶恶。
1894年福泽谕吉发表《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一文中，就明目张胆地提出，日本应该占领先去中国的东北三省，然后进一步进攻北京的策略。
福泽谕吉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希望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无法独立适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被列强瓜分的结局已经是无可避免，他希望日本能够尽快以武力逼迫中国“进步”。
看上去很眼熟吧，福泽谕吉这种扭曲又霸道的论调，正是侵华日军提出“大东亚共荣”的理论基础。
他所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通过占领中国的东三省为跳板进攻北京等“三步走”的侵略计划，日军在二战前都一一实行了。
然而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被牢牢钉死，最后落得一个惨败的下场。
福泽谕吉种种充满野心的设想，也都毫无疑问地全部落空了。
对于日本而言，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广招学生，力主学习西方文化，打破日本的门阀制度和锁国政策，对日本的维新变法走向强国之路，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是另一方面来说，福泽谕吉同样也是日本第一个军国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也让日本人整体走向了迷信武力、狂妄残忍的赌国运的歧途。
日本人因为信奉他的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苦难。即便是在二战后，日本的极端右翼分子能够死灰复燃，也有他的一份“思想教育”的功劳。
因此，针对福泽谕吉这个人物的争议，恐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消失的。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福泽谕吉的言论虽然很有煽动性，但毕竟不过是一介狷狂书生；况且他在1901年就死了，为什么日本还是在几十年后发动了侵华战争呢？
下一篇文章，再来讲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