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10年之久的边境局部战争中，在1353公里的中越边境云南段，双方布设的各种地雷达百万余枚，形成了161片雷区，分布在277.18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布雷种类有压发雷、绊发雷、定向雷、触发雷、抛撒雷、防坦克雷等20多种。由于多年作战，多批部队轮战，反复埋雷，雷场资料不全，部队作战、换防遗留的弹药情况也不全，敌军在我境内埋雷的情况和溃逃遗弃的各种爆炸物难以掌握，加之山岳丛林地植被茂密，雨多雾大，洪水冲刷，滑石塌方等造成地雷移位，雷场变形，有的地雷被埋在两米多深的泥土中。在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一个地雷与炮弹、手榴弹、子弹、引信等各种爆炸物交织在一起的宽正面、大纵深、高密度的混乱雷区。

边境地区从战争状态转向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些雷场严重阻碍着边境的口岸开放、胶林收割、耕地播种、矿藏开采、部队巡逻、边民探亲五市。边境一线文山、红河和思茅三个地州的麻栗坡、马关、富宁、河口、金平、绿春、江城七县28个乡镇、230多个自然村的10万多亩粮田和经济林区被地雷围困。几年的时间，仅文山地区边民因触雷伤亡就达4000多人。富宁县田蓬镇雷伤群众83人，仅剩81条腿，这个镇的沙仁寨35户人家有55人触雷伤残。战时双方用来封关堵卡的雷障，已成为边疆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的一大障碍，直接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

1991年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云南省边境排除雷障问题的函》，明确指出:

“鉴于中越关系已正常化，为保护边境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我境内全面清除雷障十分必要。条件已基本具备，此项工作以军队为主，由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有关部门组织专门的班子，负责组织实施，排除雷障所需经费在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作战费中列支，由财政部拨给总后勤部安排使用。”

1992年4月，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精神和总参、成都军区的指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巡视谈话精神，扫除边境雷障，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支持云南省“打开南门，走向亚太”的经济发展战略，云南省军区前指奉命从老山作战部队中，抽组三个扫雷队。

扫雷一队从驻滇某集团军某师工兵营爆破连抽调23人组成，二队由守备部队某师工兵营63人组成，三队由守备某团工兵排30人组成。三个扫雷队开始扫除麻栗坡天保口岸雷障，拉开了云南边境大扫雷的序幕。

为了加强对扫雷工作的领导，云南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于1992年5月23日联合在昆明召开扫雷工作会议。会上，为贯彻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国办函[1991]88号文件，尽早展开大面积扫雷，繁荣边疆经济，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军区联合成立了省扫雷领导小组，下设扫雷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云南省军区前指，指挥部指挥组、政工组、后勤组的工作，分别由前指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兼任。

由于组织健全，计划周密，指挥得当，截至1992年12月，三个扫雷队共扫除天保口岸雷障269.3万平方米，部队无一人伤亡，取得了大面积扫雷初战经验。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1993]17号文件和成都军区指示，省军区于1993年2月再次组建了中越边境云南段大面积扫雷机构一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下设指挥组、政工组、后勤组，辖六个扫雷队和保障勤务分队，扫雷官兵共计626人。装备各种车辆、机械72台，各种扫雷工具、探雷器材3412套(件)。

1993年4月1日，扫雷指挥部官兵奉命开赴中越边境一线，在东起富宁县24号界碑、西至江城县十层大山的1353公里的战线上，打响了我军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特殊战斗一云南边境大面积扫雷。

云南边境的扫雷行动，是继“两山”作战以后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一场特殊战斗。出任省军区扫雷指挥部指挥长的，是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昌友少将。他是1984年闻名全国的老山作战时的主攻师师长。云南省军区接替成都军区前线指挥权以后，先后轮换了五批人员，他就参加了三批。成立扫雷指挥部后，他坚决执行命令，从前线指挥部转到扫雷指挥部。

这一天，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扫雷领导小组副组长姚双龙，和刘昌友副司令员及省军区后勤部金家庆副部长等一行，到船头、片马看地形、勘察雷场，士兵们搬出几条小凳子，请领导喝水休息。

大家坐下，一边休息一边了解情况，话题自然离不开“雷”。喝足了茶水，过够了烟瘾之后，起身走了。走出没多远，后面传来一声轰响，原来是战士去收凳子时，在刘副司令座位下面的地雷爆炸了。

这个带点传奇色彩的故事，在边境一线被官兵们传来传去，结果变成了几种版本:

有的说:“将军虽然坐在了地雷上，那可是神闲气定，谈笑风生。”

有的半开玩笑说:“地雷只炸小兵，不炸大官。”

有人风趣地说:“将军坐镇雷场，威武凛然的正气，压得地雷不敢冒烟了。’

有人说:“姚双龙又经历了一次危险，这是血与火的考验。”

其实，对于前线的指挥员来说，经历这样的危险，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

关于这件事，刘昌友副司令员的说法是:“坐好了，不要乱动，就没有什么事了。”他说得自然淡定，淡定中还有几分轻松。

指挥部里：姚双龙 刘昌友研究方案

省军区扫雷指挥部受领任务后，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是在宽正面、大纵深、高密度的混乱雷区开展大面积扫雷，地形复杂，点多线长面广，部队高度分散，既要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又要做到减少伤亡，组织指挥的难度很大；

二是组织大面积的扫雷作业，在世界军事史上无成功的模式和捷径可借鉴，在我军扫雷史上也尚属首次，这就需要探索符合我军实际的扫雷手段和方法；

三是我军现有装备和扫雷器材，与完成云南边境大面积扫雷任务还不相适应，亟待革新、研制适应山岳丛林地的扫雷机械、工具、器材等问题；

四是扫雷中的生死伤残问题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扫雷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既不能照套战时经验，又不能简单运用平时的做法，需要解决好人生观、价值观和无私奉献的问题；

五是在千里边防线上开展小分队扫雷作业，条件艰苦、经费有限、物资器材难以筹集和供应，必须解决好后勤保障问题；

六是新组建的扫雷部队，有72%的官兵没有参加过工兵专业训练和实际扫雷作业，亟待加强临战训练，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分队的扫雷技能。

面对这一连串的问题，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刘昌友副司令员组织“一班人”学习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成都军区的指示，认识到这次扫雷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在1994年底前完成上级下达的扫雷任务，用实际行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大局，履行好我军的宗旨和职能，为军旗增辉，为军队争光，创造世界一流的扫雷成绩和经验，向中央军委和成都军区以及云南省军区党委交一份合格答卷。

视察扫雷工作 中为姚双龙

为了实现这个决心，经过反复研究，扫雷指挥部党委做出了决定: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正确指挥。

第二、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官兵“为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的政治热情，发扬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

第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动官兵大力开展技术革新，运用科学扫雷，确保质量、安全和速度，树立敢创世界扫雷奇迹的信心。

第四、后勤保障主动及时，千方百计保障扫雷所需。

在大面积扫雷战斗开始之前，刘昌友副司令员下达战斗命令:“云南边境大面积扫雷任务，不仅要按时完成，而且要提前，力争实现两年扫雷不亡一人，把伤残减少到最低限度。”

归结起来就8个字:“两年完成，不亡一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军区总医院要他住院的通知书，他看了一眼就放到了一边。老父亲突然报病危，他忙于前线指挥，顾不上回去看望。

刘昌友:“云南边境大面积扫雷，既是军事任务，又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说得直白一点，技术是主要的，没有技术不能排雷，但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没有自我牺牲精神，连雷场也不敢进。面临种种艰难危险，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指挥部党委要大张旗鼓地讲我军的光荣传统，大讲无私奉献精神，要通过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官兵中树立起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指挥部党委从实际出发，对全体党员分期分批进行了轮训，围绕快速、优质、安全、低耗的扫雷目标，及时调整领导小组，加强重要部位的党员力量。要求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坚持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使各队党支部思想合成，行动合一，做到“部队分教、指挥统一、组织不散、政治鼓励不间断”。

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成为“雷场之魂、战士之胆、连队之柱”，充分发挥党员在扫雷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整个排雷过程中，第一个进雷场、第一个设药、第一个引爆、第一个排除险情、第一个设封围桩、最后一个撤出雷场的是党员、是干部。在关键时刻，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必须是共产党员出来承担重任。

在开展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刘昌友副司令员率领党委“一班人”首先作出表率，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他接到通知就立即去报到。移交扫除过的雷场给地方使用。军地双方签字之前，扫雷队的官兵要排成横队，手牵手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有人认为，埋在土里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就像挖地瓜也很难保证挖干净一样，担心潜在危险。刘副司令带头，与官兵们一同走雷场。

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扫雷指挥部政委章靖才，大部分时间蹲在扫雷队，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一线，做到雷场。副指挥长李智伦，一心扑在扫雷上，抓训练、抓安全、抓科技扫雷，被官兵们称为“雷场智多星”。胡宏伟、瞿云福、张宝等党委成员，分别担负着指挥组、政工组、后勤组组长职务，每个人都是舍小家、顾大家。

1994年3月，指挥部被成都军区评为学雷锋先进集体，6月，指挥部党委被省军区评为先进师级党委班子，12月，指挥部又受到成都军区的通令嘉奖。在党委六名成员中，两人被省军区评为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有四人立了功。

指挥部党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阶段官兵的现实思想反映和不同雷场的特殊情况，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

重视初战，帮助官兵消除畏惧心理，鼓舞士气，精心组织，排好第一颗雷；扫雷过程中，针对官兵熟悉扫雷方法后，思想容易麻痹，抓好严守纪律，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扫雷安全，激发大家以小的代价夺取较大胜利的积极性；扫雷收尾阶段，针对“松口气、有苦劳、有功劳”的思想反映，抓好保持革命军人本色，正确对待荣与辱、得与失的教育，培养官兵荣誉面前不伸手的高尚品德。

刘副司令员一面指挥扫雷，一面给官兵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带领机关人员15天跑完上千公里的边防线，每到一个扫雷点，都和官兵们谈心交心，问寒问暖，现场办公。对官兵在雷场中一壶水不够喝的小事，他记在心上，交代专门解决，给扫雷官兵做了大容量水壶。

扫雷二队队长秦辉，在各种困难面前不畏惧，向全队理直气壮喊出“看我的”，在危险关头，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1993年6月9日，他组织部队在1076高地排雷时，为了战友的安全，他只身进入危险区，迅速果断地排除了七枚地雷。他不幸触雷左腿被炸断，荣立了一等功，被评为昆明市“十大杰出青年”，还去北京出席了国庆45周年观礼。秦辉少了一条腿，家里的困难很多。为了解决他妻子小丁的工作问题，刘副司令员先后找过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和昆明市委书记，经过协调，给小丁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官兵们说:“从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上，我们看到了刘指挥长的一身正气，他是雷场上的带头人，思想上的引路人，生活上的贴心人。”

政委章靖才跑遍了全部扫雷点，同300多名官兵谈过心，对干部战士的表现及其家庭情况了如指掌。政工组长瞿云福每到一个队、一个点，都与不同官兵谈一次心。他关心扫雷官兵的切身利益，为扫雷士兵报考院校、提干问题倾注了满腔心血。广大官兵称赞他是“思想工作的千里眼”。

“龙头摆得正，龙尾甩得高。”党委“一班人”的言传身教，使广大官兵在雷场上看到了旗帜，看到了榜样，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模范。扫雷四队班长罗兴，带领全班先后担负河口纸厂、马关茅坪、东瓜冲等14片雷区的扫雷任务，扫除各种地雷3500余枚，清除爆炸物品420箱(件)。他个人排除各种地雷800余枚，清除爆炸物品100余箱(件)。在一次排雷中的危急关头，他舍身救战友，不幸重伤致残。他功绩显著，被成都军区授予“排雷英雄”荣誉称号，被评为云南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罗兴的事迹在官兵中广泛传颂，他写的一篇题为《战士》的文章，抒发了广大扫雷官兵的情怀。这篇文章写道:

生与死的考验是那样严峻。曾经浴血千里边防线，如今又摆开了新战场一一扫雷，让人心惊的战斗，就在战士面前。

可有人说什么‘当兵的生活是青春的耗费!’三年的时间，将失去很多很多。什么存折、彩电、雅马哈......

朋友，你想过吗?青春的价值岂能用金钱去度量?儿子对母亲的忠诚难道是为了丰厚的施舍?

穷嘛，是，我承认。一个月几十元钱的津贴抵不了一条云烟、红塔山的价值。但我要说，和平年代军人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存折。

如果没有‘我们’，谁来保卫祖国?

如果没有‘我们’，谁来为边疆的经济建设开启那沉重的国门?

我骄傲一一我是一名光荣的扫雷战士。”

班长吴应春，人伍前买了辆汽车干个体运输，每月收入上万元。入伍后曾一度想早日退伍重操旧业。但到了扫雷队后，他坚决表示，一切服从扫雷需要，决不再提退伍的事。他坦率地说:“虽然每月津贴只有34元，与在地方比，一年要少收人十多万，说不定还有断腿断脚的危险，但人生的价值不能仅仅用钱来衡量。”他一人就排雷2400多枚，功绩显著，被成都军区授予“排雷英雄”荣誉称号。

在两年多的排雷战斗中，扫雷部队共有26名军官的妻子生小孩，22名官兵接到了住院通知，90多名官兵未婚妻“吹灯”。这些官兵都以扫雷为重，没有一个人请假回家料理，有28人放弃转业、退伍去赚钱的机会，不计个人得失，全身心奉献在雷场上。班长陈富中，在短期内收到了“母病危”的七封电报，悄悄揣进怀里不声张。班长白子学的家乡地震，三位亲人遇难身亡。他得知这一噩耗后，只是向着家乡方向深深鞠了三个躬，转身又进了雷场。就是这样，指挥部领导正气垂范，扫雷队官兵气势如虹。

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边境地区从战时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变为一派和平、通商贸易的繁忙景象。封闭的口岸全方位开放，昔日壁垒森严的边关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一线，过去曾牺牲了上千名烈士的船头、那腊口子等地，变成了红红火火的边贸集市。人们眼前的景象完全变了，观光旅游团代替了慰问团，货物运输队取代了支前队，鲜花和掌声献给了商贾大款。一边是做生意赚钱，一边是要冒着流血牺牲、缺胳膊断腿的危险扫雷。有的官兵说:“人家市场收票子，我们雷场献身子，亏得太多了。”

如何看待扫雷战士的价值，一度成为困惑部分官兵的问题。指挥部党委着眼于帮助官兵打牢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深人开展了我军宗旨和职能教育，引导官兵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待扫雷官兵的价值，开展了“为什么军人的价值在于无私奉献”的大讨论，使广大官兵进一步认识到:扫雷是人民的需要，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扫除雷障能使边疆人民安居乐业，因而最光荣；在国家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在利益关系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扫除边境雷障，更集中、更具体地体现了军人无私奉献的价值，因而最值得；扫雷虽然不像昔日作战，但同样要经受生与死、苦与乐、得与失的严峻考验，因而最崇高。

扫雷指挥部党委从成立的第一天，就坚定地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要想使部队在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面前顶住困难，首先要从党委成员做出表率，教育广大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各级领导干部要先把样子拿出来，要率先垂范。

扫雷指挥部首任政委、云南省军区原副政委章靖才少将身体力行，被广大官兵费誉为“不断实践老山精神”的楷模。老章1962年人伍，几十年的军旅生涯，大都是在边防度过。1987年调到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1990年又到前指值班。省军区党委决定派他兼任指挥部政委，有的同志曾替他担心说:“你在前面干了10多年，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这次去到底还行不行?”老章认为，同志们的担心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想到自己已经是50来岁的人了，能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机会不会太多了。决心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哪怕任务再重，困难再大，也要把这次任务完成好。接受任务的时候，他因胃出血正在住院治疗。接到通知后，他提前出了院，按时到指挥部上任。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是用高标准树好自身的形象。

扫雷指挥部从准备筹建到展开扫雷，部分官兵从个人利益方面设计自己的前途，不乐意吃亏受累，不想冒风险参加扫雷，曾经有10多名战士和干部找关系、送礼，变着法子往后退;扫雷直接面对生与死、苦与乐、残与全的考验，复杂的雷场、太多的地雷随时可能夺去官兵的肢体和生命，有90多名官兵的对象因此“吹灯”。章靖才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每一言每一行给下级做出了好样子。他给自己做了个规定，就是要敢进雷场，危险越大越要进去，亲自去雷场获得第一手的实实在在的情况。他每次下部队都坚持和官兵们同吃同住同进雷场。雷区的几个主要作业点，三号洞、猴子岩、腊秧田、1426高地、那腊民兵哨所等，他都与战士们一起扛炸药，一同进去。

一队在那腊民兵哨所扫雷时，他率领机关的同志，三次送去炸药、蔬菜和水果，每次往返，战士们都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在扫雷指挥部工作的两年多里，他始终把自己摆在普通党员、普通一兵位置上，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平时下扫雷队不预先打招呼，在队里吃饭不许加菜，和战士们吃一样的菜。有时路上堵车，错过了队里的开饭时间，剩菜剩饭端出来就吃。就是这样，章副政委用自己的行动，在扫雷战场上，树起了一根标杆。

第三扫雷队代理副队长刘时光，家庭十分困难，家里年迈体弱的老母和三个上学的弟妹，靠他每月寄回去的250元钱撑着。好心人给他在河口县城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自己开了个公司，主动提出家庭困难由她承担，要求他不再参加扫雷。面对“结婚奔小康”与“分手进雷场”的选择，刘时光毅然选择了后者。后来，由于喷火枪故障，他的面部和身躯严重烧伤达45%。他重伤后不下火线，坚守在雷场上。这个队的一个副班长叫张继功，他在雷场上不幸踩到敌人留下的一颗三角钉，15公分长的钉子大半扎进脚心。他一咬牙自个拔掉铁钉，仍然坚持战斗在雷场。

向来就有“滇南火炉”之称的麻栗坡县天保口岸，早季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在这里担负扫雷任务的一队官兵，整天穿着六七公斤的全封闭防护装具，用不了半个小时，衣服就全渗透了汗水。90%以上的战士裆部溃烂，生疮化脓，有一半以上的同志患了胃病，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班长杨育富患了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等多种疾病，多次推迟住院治疗。在一次爆破作业中，他突然感到腹部疼痛，两眼发黑，昏倒在地。醒来后，他不顾大家的劝阻，接着完成爆破作业。推土机手蔡振华既开推土机，又当喷火手，在高温下作业，因劳累过度，多次晕倒在驾驶室里。排长熊星快吃苦走在前，危险冲在前，在排除“百米生死线”雷障时，考虑到雷情复杂，可能出现伤亡，他只身进人雷场，探明情况，打开通道，一人扫雷500多枚。

六队副指导员陈代荣休假期间，正逢妻子产期临近。他的假期快满了，妻子还未分娩。为了按时归队，他跟妻子商量后，要求医生给妻子做剖腹产，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赶回部队，带领官兵投人到扫雷中。

一队队长范学利，在者阴山扫雷时，带领一个班完成了者阴山主峰至者阴水塘面积最大、雷情最复杂的扫雷任务。当时，他的妻子生小孩，无人照顾，刚出生的小孩生了病，家里急需他回去，催促的电报一天一封。他从未向组织请假，只把电报揣在怀里，继续战斗在雷场。

二队队长唐吉兵，在禄春县大马角山扫雷的时候，步行20多公里到达扫雷作业点，一个星期没有下山，没有洗漱，吃了一周的饼干和咸菜。

技术军官刘明海，父母在哈尔滨，岳父母在上海，小孩有哮喘病，家庭困难很多。刚开始扫雷，母亲就病故了，他把悲痛埋在心里，没有请假回去，坚持在雷场上站好最后一班岗。

一队班长、党员陈宏刚带领全班在天保口岸进行人工捜排地雷时，一枚埋藏在一尺多厚枯草下的木柄手榴弹在他前面爆炸。他身上多处中弹，肠子被击穿了几个孔。地方慰问团的同志到医院去看望，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伤好后，我还要回雷场。”

在扫雷的战场上，广大官兵就是这样，在生死线上忘我地奉献，用鲜血和汗水铸就了“不怕千难万险，不顾伤残牺牲，不计个人得失，扫除雷障为人民”的扫雷精神。

中越边境云南段大面积扫雷的后勤保障工作，与战时、平时相比，有明显的区别:保障地横跨三地州七县28个乡镇，长1353公里，262.26平方公里，56个作业点，161片雷场;扫雷地域属热带山岳丛林地，山高坡陡，雾大潮湿，高温酷热，气候多变，疫情复杂，食品物资易霉烂变质;扫雷危险性大，救护工作紧张繁重;边境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交通不便，部队筹措、供应物资困难;扫雷部队由七个专业分队临时组编，扫雷后勤未成立综合保障实体，直代供关系并存，保障手续繁杂;扫雷专项经费不足，物价上涨，计划筹储和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面对诸多困难，后勤组和各级后勤官兵在指挥部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反复学习领会上级精神，牢固树立“一切为了扫雷，一切为了保障”的思想。做到经费、物资、器材筹措主动。做好专项经费预算，筹储干粮、罐头、被装、冰箱、药材、帐篷、营具、炊具和储备油料，把物资和油料随人、随队、随任务配齐，合理调整车辆和机械，协调地方支前机构，设定驻地物资供应点8个、医疗救护点(站)8个、伤员急救床位40个、民马运输队12个、运输点41个、地方急救队7个;抓培训骨干主动。组织开展专业技术训练，举办各类后勤骨干集训六期82人，油料(器材)员29人，司务长8人，炊事员25人，水电工8人。后勤工作切实做到了“粮草先行”，计划早，行动快，掌握了保障的主动权。

扫雷指挥部既是指挥机关，又是“保障服务队”。指挥部领导带领机关后勤组的同志深人扫雷队、雷场、作业点，分析工作中的问题，调整保障计划，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后勤组在组长张宝的带领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凡与扫雷官兵的吃、穿、住、运、用相关的事，件件抓落实。后勤人员参加指挥机关组织的综合服务队，服务上门，为扫雷队送医、送药、送风扇、送蜡烛等，实施“全天候”服务。指挥部首长在雷场一线奔走超过15万公里，解决保障中的急、重、难问题70多个，受到了广大官兵的欢迎。

扫雷经费保障，是完全区别于作战特供的保障，部队既执行平时正常生活标准，又享受作战生活补助，装备、物资、器材购置多，受市场冲击影响，物价上涨快，筹储难度大，造成经费设置结构复杂。后勤部本着“保扫雷，保生活、保急需，压特支、压消耗”的原则，认真搞好扫雷相关费用的调查论证，作出准确的经费预算，合理编报预算报告，为总部下达扫雷经费提供准确依据。同时严格指标分配，实行扫雷经费包干使用办法。

在扫雷中实行军地联合，加大卫勤保障力度。合理进行卫勤编组，在地方县(乡)政府的支持下，把素质较高的地方外科医生与扫雷队的医生搭配，使每个扫雷队有两名医生(军地各一名)跟班作业，同时67医院、富宁、麻栗坡、马关、河口四县还分别成立紧急救护队，设置卫生床位40个，形成了扫雷队、67医院、地方“三位一体”的救护网。

其次加强卫生骨干培训。扫雷队是临时抽组，卫生干部年轻，新训卫生员多，实践经验少，特别是雷伤救护医治技术比较欠缺，展开紧急救护困难。后勤组根据需要，举办了两期卫生骨干培训，组织受训人员下扫雷点边参加作业，边提高救护水平。

为了减少受伤率、控制和避免伤情恶化、提高雷场自救互救能力，不单强调卫生骨千人员的作用，还注重官兵学会和掌握包扎、固定、搬运、通气等自救互救的应急技能。扫雷两年来，共发生雷伤12人，采取应急措施后，就近就地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均全部得到及时救治，并保证了不亡一人，创造了我军大面积扫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

后勤组织坚持与驻地兄弟部队密切协作，共同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六个边防团主动配合，发挥驻地保障优势，切实做好代供工作。各团后勤领导和机关想扫雷队所想，急扫雷队所急，根据扫雷队进驻、迁移情况，理顺扫雷队的代供关系，并变代供为“特供”，在代供的经费、粮食、被服上采取“三早三定”措施，即早计划、早核算、早供给，定时、定量、定人保障，从不因代供而出现缺供现象。

所属边防连队只要有扫雷队进驻，都给予积极配合。边防连队腾出住房70余幢次，架设供

水管道1800余米，修理搭建灶房11个，架设照明线860米。驻军67医院专门成立紧急救护组，安排机动床位，随时做好伤员抢救准备。由于建立了横向协作关系，为扫雷保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次扫雷，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省、州、县、乡各级成立了扫雷领导小组，省政府专门拨款300万元，作为扫雷部队在边境地区购买蔬菜的差价补贴，使扫雷官兵平均每天有0.6元的生活补助。

文山州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支前机构。当地人民群众发扬过去参战支前的光荣传统，支援部队扫雷像过去支援部队打仗一样，有人出人，有马出马，有物出物，有力出力。进行雷场勘察时，州县领导和支前、民政、外事部门、乡长、村长、边界员配合部队，深入雷区反复查看情况，帮助部队获得了详细的雷场资料。

扫雷工作开展后，麻栗坡县政府专门派出民政、外事、支前人员轮流随部队作业，检查扫雷质量，做好群众工作。者阴山方向的扫雷点分散，远离公路，交通不便，食物、炸药等物资运送要靠人背马驮，麻栗坡杨万乡政府、武装部主动动员和组织民马队，定点、定时，分人、分马、分段接力相助。

扫雷队进驻马关县时，为了使官兵吃上好的米、面，县委吴俊明副书记亲自安排粮食局和粮站加工好面粉运到扫雷队。在扫雷队进驻前两天，县支前办主任祝金平联系住房，组织人员检修门窗，安好电灯，打扫房屋，同时，还把在军供站当站长的丈夫李陈贵拉到扫雷点上，为扫雷队打灶、置锅台。富宁、麻栗坡、马关三县政府，抽调医术最好的16名外科医生，配备随扫雷队作业。

各县医院、乡卫生院成立了紧急救护队，增配了手术、输液器械药品。在主要扫雷方向配发了八部无线电台，形成州、县、乡三点通信网络，随时做好救护准备。当扫雷四队在马关县中瓜冲扫雷时，一名战士触雷严重受伤，文山州支前办主任，马关县委书记副书记、副县长、县支前办主任立即赶往医院慰问，他们轮换守候，直到伤员脱离危险才离开。

两年来，地方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共为扫雷部队供应猪肉9180余公斤，鸡、羊1600公斤，食品2.4万公斤，砍送竹子1500棵，送柴禾5560公斤，赠送衬衣500件，动员和组织民兵、群众16000余人(次)，运送各种物资和扫雷器材306吨，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完成扫雷任务。

1996年2月6日，中央军委授予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荣誉称号命名大会、云南省军区扫雷部队庆功大会在昆明隆重召开。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子玉上将，在命名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授予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英雄扫雷队”荣誉称号的命令。命令中说:

“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是在文山军分区工程机械连的基础上组建的，全队76名官兵。1992年2月至1994年10月，该队奉命到麻栗坡县天保口岸、老山、者阴山和那腊口子、‘百米生死线’等15个片区执行扫雷任务。在近三年的扫雷工作中，全队官兵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战胜千难万险，出色地完成了扫雷任务。共清除雷场4820.75万平方米，扫除各种地雷117380多枚、手榴弹10980枚、炮弹10920发、引信8400发、地爆器材70余吨，恢复耕地和经济林40000多亩，打开国家级边境开放口岸1个、边境通道16条，有力支援了边疆的经济建设，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探索总结了在山岳丛林地扫雷的新经验和新方法，为我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工兵扫雷破障提供了经验。

该队认真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不断加强全面建设。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坚强有力。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危险地段抢着上，艰巨任务先承担。坚持做到第一个进雷场，第一个设置炸药，第一个引爆，第一个搜排，第一个排险。全队官兵顾大局，讲奉献，不计得失，团结奋战，积极完成任务。

他们勇于探索，大胆革新扫雷工具，向科学技术要速度、要效益。先后与有关科研单位和工厂一起研制，改进了7种扫雷装具，经全队官兵在雷场反复试验、改进、定型后生产。其中5项成果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成果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他们摸索并努力适应山岳丛林地的扫雷规律，总结出多种排雷方法，使排雷速度提高了8至10倍，每人每日扫雷面积由80至200平方米提高到800至1200平方米。他们‘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母’，积极想办法帮助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解决困难，促进了驻地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陈世俊少将宣读了成都军区给扫雷部队部分单位及个人授予荣誉称号、记功的命令:

授予云南省军区第三扫雷队“英雄扫雷队”荣誉称号;

授予云南省军区第一扫雷队班长吴应春“排雷英雄”荣誉称号;

授予云南省军区第四扫雷队班长罗兴“排雷英雄”荣誉称号;

给云南省军区扫雷指挥部嘉奖;

给云南省军区第六扫雷队记集体一等功;

给云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扫雷指挥部政治委员章靖才记三等功。

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李鹤松少将宣读云南省军区给第二扫雷队等单位、个人记功的通令:

给扫雷指挥部第二扫雷队记集体二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五扫雷队记集体三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五扫雷队二排记集体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一扫雷队队长范学利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三扫雷队队长李春伟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五扫雷队指导员邓华东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六扫雷队副指导员陈代荣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一扫雷队班长张卫军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二扫雷队班长肖启成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三扫雷队班长杨体航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五扫雷队班长陈富忠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第六扫雷队班长段新华记一等功;

给扫雷指挥部政工组组长(正团职)瞿云福记三等功。

云南边境大面积扫雷取得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扫除边境雷障，促进了边疆经济腾飞。历时两年多的大面积扫雷，扫雷部队为边境一线的村寨恢复和新增生产用地、经济林区12万多亩;开通国家级口岸二个，省级口岸五个;打通出入境通道75条，新修口岸及乡间公路六条，计4.9公里;恢复原有公路三条，计21公里;支援地方口岸建设无偿推土126万立方米。有力地促进了边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是创造了先进科学的扫雷方法，为未来高新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设雷破障提供了借鉴经验。云南边境一线布雷数量多以及雷场、雷区的复杂程度，世界上任何雷场都无法与之相比。由于我们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手段和措施，创造了两年扫雷不亡一人的奇迹。

1994年3月27日，总参边境扫雷检查组对我们的扫雷工作全面考察后指出:“在24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在1353公里正面宽的雷场上展开大面积扫雷;在有20多个雷种和多种爆炸物混合在一起的复杂雷场上进行扫雷作业;在如此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作业，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排除的各种地雷、爆炸物数量之多，使用这么多的爆破器材做到不亡一人以及创造了20多种扫雷手段、18种排雷方法，在中外扫雷史上是少见的。你们创造了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特色的扫雷经验，为未来高新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设雷破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这一天的庆功大会上，我代表云南省军区党委、机关和全体官兵，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位首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和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崇高的敬意。云南省军区确定了第二次扫雷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第一次扫雷任指挥部副指挥长的李智伦被任命为指挥长，李作久任指挥部政委，梁蜀生任副政委。

1997年11月27日，新组建的扫雷部队举行了誓师动员大会。12月1日，云南边境第二次扫雷全线展开。

1999年3月，云南边境第二次大面积扫雷任务圆满完成。

“经七年的奋战分两次大扫雷共扫除雷区面积212.47平方公里，扫除各种地雷83万余枚、各种爆炸物32万余发(枚)，销毁战争遗留的各种地雷、炮弹等爆炸物194吨;恢复耕地11万余亩、经济林地16万余亩;开通边境公路53.9公里，边境通路77条，开辟通商口岸7个、边贸集市点3个;打通巡逻道17条约70余公里。移交给当地政府的通商口岸已建成商业贸易区。”

云南边境大扫雷的辉煌业绩，永远地载了入史册。

资料来源：《血色征程》 (姚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