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市一位领导到中南海汇报工作，一向和蔼的毛主席，拿着一份文件往对方面前一放，说：“你们真是乱弹琴，竟然说王范有问题，还将他降职，回去之后好好落实一下，给我个回复。”
一番话说得那位领导面红耳赤，连声答应：“主席，我知道了，回去之后重新调查。”
王范是谁，为何受到处分？后来调查结果如何？时间回到1931年4月25日，上海租界，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这天早上，周恩来外出晨练一开门，从门缝中掉下一张纸条，他一看内容，脸色大变。
纸条上只写几个大字：黎明在武汉被捕叛变。
黎明， 是顾顺章的代号，而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三科负责人。顾顺章在党内位高权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如果叛变，对上海地下党将是灭顶之灾。
纸条上没有署名，只画了一只老虎，旁边是一碗饭。周恩来没有功夫琢磨写信者到底是谁，也不能确定顾顺章是否叛变，而是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按照既定程序进行了应对。
事实上，顾顺章当时正在武汉，跟国民党中统负责人进行讨价还价。
作为我党要人，顾顺章安保级别很高，为何会被捕？
原来，在1931年初，张国焘从苏联回来，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要到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由于环境恶劣，路途多风险，党中央决定让武功高强，精明干练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苏区去。顾顺章不辱使命，将二人护送了目的地。
完成任务之后，顾顺章心情不错，在武汉中途下车，和老情人约会去了。没想到他阴沟里翻船，被叛徒认出，落入中统之手。
顾顺章倒是干脆，没有等敌人用刑，就痛痛快快地当了叛徒。因为顾顺章手中掌握很多我党机密，中统特务头子如获至宝，下令封锁此人叛变的消息，好在第二天行动，打算将上海地下党一网打尽。
由此可见，匿名信的内容是真实的，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匿名信到底是谁发出的？如此机密的消息，此人是如何获悉的？
话说周恩来在安排过后，很快收到了潜伏在中统内部的地下党成员钱壮飞的电报，也证实顾顺章叛变了。
周恩来再次作出安排，将地下党损失降到最低。度过风险之后，周恩来开始琢磨写信人身份。
信件上面画个老虎，应该是“王”的意思，因为老虎头上有个“王”字，它还是百兽之王。
一碗饭，谐音有反、繁、翻和范，一般人名不会起“反”“翻”，很可能是繁或范字。周恩来在大脑里过电影一样，将姓王的朋友，名字带有上述两个字的梳理了一遍。最后，他判定写匿名信的人很可能是王范。
王范 (1905~1967年)，原名张庭谱，字贤普，是江苏省如东县上漫乡(今饮泉乡)人。
他家境优越，接受了高等教育，在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比彭德怀和徐向前元帅入党还早。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退党。王范的亲人也劝说道：“别再闹腾了，在县党部找个工作，升官发财才是硬道理。”
但是王范却说：“我宁愿当人，住一辈子监狱，也不愿意当狗，活在县衙。”他毫不畏惧，毅然在家乡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到处抓捕告密者，王范的名字上了黑名单。
1931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敌人从前后堵住了家门，王范爬上房顶，从魔爪中逃脱。他虽然脱险了，但是跟党组织也失去联系，独自漂泊到了上海。
独在异乡，人生地疏，举目无亲的王范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感到十分迷茫。当务之急，应该找个事做，站稳脚跟，将来才好找组织。可是中国是人情社会，自古如此，没有人脉的王范想找个合适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了上海已经半月，手里的钱也花光了，王范还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这天他一个人在大街转悠，突然看到一张招聘告示，眼前一亮。原来是法国租界招聘巡捕的广告。
众所周知，租界是侵略战争的产物，法英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但是还免不了跟中国人打交道，因此租界当局的巡捕都是中国人。
青帮大佬黄金荣就是做巡捕出身，一步步成为黑帮老大的。但是租界需要的巡捕数量有限，想当巡捕的人很多，不是谁想当就当，需要考试。能顺利通过考试的，都是有一定特长，起码说是见多识广，精明能干，有勇有谋。
王范干革命五六年了，什么场面也经历过，什么才干也具备，他击败了很多对手，如愿以偿顺利考上巡捕。
在上海站稳脚跟之后，剩下的事，就是该寻找组织了。不得不说，王范的运气极好，他在上海立足不久，竟然实现自己的心愿，跟组织恢复了关系。
前面说过，租界是国中之国，国民党特务在那里不能随便开展活动。要去抓人，非要征得租界当局同意，要走一定的程序。因此，租界就无形中成为革命者的保护伞。
我临时中央就在租界内，租界竟然也有我地下党员，王范没有费太大周折，就恢复了党员身份，开始为党工作。这让王范倍受鼓舞，干劲冲天。
那么问题来了，王范一个小小的租界巡捕，他是如何知道顾顺章叛变的？前面说过，别看一个巡捕，干好了权力很大。当巡捕跟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人士打交道机会非常多，和小偷、流氓、土匪也免不了打交道。
一个巡捕人脉很好，朋友圈很大，能量不可小视。不然的话，黄金荣也不会从一个小小的巡捕，成为上海青帮老大，权倾一时，一手遮天。
既然巡捕的人脉很好，他的消息也非常灵通。巡捕有个别名，叫包打听。巡捕的职责和侦探类似，租界发生什么刑事案件，要靠他侦破。有时候案件影响大，还要限期侦破。这就要求巡捕有自己的信息源，神通广大，什么样的消息都能及时搜集到。
再加上王范是为党工作的，他有意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络，收集筛选从各种渠道过来的各种信息。
上海解放后，陈毅见到王范之后，曾经不无敬佩地说：“你是我们的‘红色包打听’，久仰久仰。”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王范神通广大，消息灵通，这才及时获知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报告周恩来，及时止损，为党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范收集到这一重大消息之后，没有实名向周恩来报告，而是采取匿名方式。
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两个。
一是王范只是一个巡捕，不是党内大人物，而顾顺章是大人物，他人微言轻，说出来怕大家不信。
二来，王范是地下工作者，要掩盖自己身份，保护好自己，不能随便署名。
即使按照地下党的纪律，王范也只能单线联系，不能跟周恩来直接联系，也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那王范为什么不跟基层同志通报，让他们转交周恩来？
一是时间不允许，中统在顾顺章交代机密之后，第二天就要抓人，幸亏中统头子徐恩曾周六没上班，但是时间仍然紧迫，等转交到了周恩来那里，已经晚了。
二是我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王范知道的地下党员有限，即使通报也减轻不了什么损失，只有周恩来管全面的，可以迅速通知，最大程度减轻损失。
三是王范即使通知很多人，大家没有接到周恩来通知之前，按照组织纪律也不可以轻易转移。
再说了，顾顺章那么重要的领导人，不是周恩来通知，谁会相信人家叛变？
王范精明果断，选择给周恩来写匿名信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王范在关键时刻举报了顾顺章，让敌人阴谋落空，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毛主席对王范印象深刻，觉得如此对党忠诚的人，不可能是坏人，不该受到不公正待遇。
王范在后来到底遭遇了什么不公正待遇？
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举报顾顺章叛变一年后，王范被叛徒出卖，锒铛入狱。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之后，国共组成统一战线抗日，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人才陆续释放。
毛主席没有忘记王范，点名要国民党释放。王范因为身份暴露，不适合做地下工作，就到了延安，党组织让他负责那里的安全保卫工作。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王范在租界干了那么久，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国民党往延安派的特务无论掩藏多么深，都会被王范给揪出来。
王范因此被评为“锄奸模范”，多次受到党中央及西北局的表扬和奖励。
上海解放后，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的王范被陈毅点名到了上海，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担负起锄奸任务。
国民党撤出上海的时候，留下了上万名特务，潜伏在各个地方，他们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破坏上海稳定。
但上海曾经是王范的“一亩三分地”，他对那里的黑白两道都非常熟悉，国民党特务遇到他算是倒了霉，纷纷被挖出来，被一网打尽。
1955年，王范担任起了上海市检察院的党组书记和检察长。
他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顶住了当时左和右双重压力，积极纠正冤假错案，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他甚至说，要少抓人，多放人，可抓可不抓的人坚决不抓。
因此，他受到了上海市民的交口称赞，维护了党的威望。在这份工作中，王范无意中也得罪不少人，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1958年的反官僚运动中，他被扣上很多帽子，比如“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无产阶级专政”，还有“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包庇反革命”等帽子，多次受到批判。
不仅如此，他还被一撸到底，降了十级，下放到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当了一个副书记。
原来的专车没有了，原来的房子单位让他腾了出来，原来的待遇也没有了。之前大家见面毕恭毕敬，喊他王书记；现在变成了“老王”，甚至有人直呼其名。真是世态炎凉，跟过去比有霄壤之别。
以前的同事幸灾乐祸地当面奚落：“老王啊，你也有这一天？后悔吗？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
王范说：“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老百姓权益，我怎样都值得，没有啥可后悔的，要是不那样做，错杀、错抓人，那才会后悔。”
后来，上海市委将处分王范的文件上报中央后，被毛主席看到。
伟人拍案而起：“简直是胡闹！王范是个好同志，怎么可能会有官僚问题？这事我要亲自过问。”
王范在毛主席身边待了7年，没有人比伟人更了解他。他不求名利，工作踏踏实实，敢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最可贵的是，他敢于维护真理，不怕得罪人。因此，毛主席认为王范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当然，人都会变，主席也不敢保证王范就一定不会有问题。我党犯错误的同志，哪个不是曾经的好党员？于是，他就让上海方面重新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王范果然是被冤枉的，他办过的案子基本都能经得起考验。
王范又被重新起用，调往江苏省担任体委。跟过去巅峰时期相比，职务是降低了，但是他毫无怨言，为江苏省的体育事业做出较大贡献。
1967年，这位把自己生命献给了党的老革命家，在自己的家中逝世。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王范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曾经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