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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兵 张绍杰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潜藏于英汉语时间认知中的特性与共性。首先，从语言与时间的关系出发，回顾时间认知研究中语言相对论与普遍语法之间的早期争议，进而评述并反思当前三种汉语时间认知语法特性论(即“空间特性论”“时间特性论”和“时空同态论”)之间的冲突与各自局限。在此基础上，引介Jaszczolt时间指称语用共性论，并具体提出解释时间认知中语法特性与语用共性的统合观，其中特性在于英汉语对于语法-语用时间表达资源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特定选择，而共性在于时间概念认知都基于语法与语用的相互作用。最后，讨论了时间认知中特性与共性统合的深层次动因。该语法特性与语用特性的统合解释为全面理解英汉时间认知间的异同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英汉；时间认知；语法特性；语用共性；统合

1. 语言与时间认知

时间是什么？这一问题显然具有哲学意味，在不同学科中会得到各异的解答(参见Callender 2011)。与物理学中对时间本质的探寻不同(Hawking 1988)，语言学家更关心的是时间概念或者说时间性(temporality)如何在语言中得以表征(Jaszczolt 2009)。以语言使用者的当下经历为参照，时间概念可以大体上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分别凭借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三种时制(tense)语法范畴进行表征，而对于所描述事件内部的时间属性，即完成还是进行则通过体态(aspect)范畴加以体现(参见Binnick 2012; Comrie 1976, 1985)。总之，时制和体态分别从外部与内部表征时间概念，二者组成的时态系统呈现为建构时间概念意义的语法资源系统(薛兵 2018; 薛兵、张绍杰 2016)。因此，时态范畴的特征自然也构成了探究语言时间认知的最直接参照。

针对时间认知是否具有普遍性，沃尔夫曾对霍皮语中特定的时态表达进行考察，并指出其时态语法层面的特性直接导致了霍皮人对时间的认知概念化不同于英语母语者，其核心思想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或“语言相对论”。然而，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的兴起阻碍了语言相对论的发展，并提出自然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的不同仅是参数设定上的表象差异，人类语言呈现普遍性的天赋语言能力。不同语言共享统一的核心概念结构，语言间语法层面上的差异并不影响跨文化交流，不能证明各民族认知思维上的特殊性(Pinker 1994)。从而，沃尔夫主义式的认知特性研究逐渐被冷落，甚至被彻底否定。

不过，近年来以Gumperz、Levinson、Lucy、Bloom和Boroditsky等为代表的新沃尔夫主义(Neo-Whorfism)在西方学界逐渐产生影响(参见Evans & Levinson 2009; 陈佳 2011)。与此相映成趣，基于英汉语的时空特性表达探究英汉民族思维认知的差异近期也引起国内学界关注，并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假设：与英语相对，汉语分别被认为呈现出“空间性特质”(王文斌 2013，2019)，体现“时空同态概念化方式”(刘正光 2021; 刘正光、徐皓琪 2019)，或反映“时间性思维”(王军 2020)。那么，汉语到底在时间认知上是否或如何区别于英语？对此，下文首先对三种汉语特性论展开评述，并进而基于语言使用中的英汉时间表达提出我们的观点。

2. 时间认知的汉语特性论：争议与反思

2.1空间特性论

王文斌(2013, 2019等) 近来提出颇具影响的“时空差异观”以解释英汉民族的思维特性，认为英语体现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或“弱时间性”①。为了说明这一差异，王文斌从大量语言现象入手进行详实论证，指出英语偏爱表示运动的“动词”，而汉语偏爱表达事物的“名词”，一个典型证据就是汉语中存在大量不依赖动词成句的实例：

(1)他这个人挺圆的眼睛。

(2)每人五元。(王文斌 2019: 35)

王文斌指出以上句子虽然没使用动词，却是自然完整的汉语表达。由于充当谓语的是名词(成分)，该类结构也称作“名词谓语句”，被认为在英语中“几乎是不允许的”(王文斌 2019: 35)。很明显，这里名词被赋予了以往只有动词才具有的述谓功能，而在英文句构中至关重要的动词却并未出现，因此可以说时间概念在汉语中被极大弱化了。

除此之外，汉语“弱时间性”的另一主要证据来自于英汉语不同的时态范畴：王文斌(2019: 4)进一步指出，英语的时态通过动词屈折形态变化反映，受到句法强制性限制；汉语虽然也存在“着”“了”“过”等语法标记形式，但在本质上仅属于体态范畴，即汉语“有体无时”。而且，汉语体态标记也并不具有强制性，例如(3)b中的“了”“过”并不是必需，其与(3)a相比反而显得“别扭”。

(3) a. 他花钱买来一个衣柜，但搁着不用。

b. 他花了钱买来过一个衣柜，但搁着没用过。(王文斌 2019: 21)

总体而言，汉语的空间特性观自提出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解释了诸多英汉语表达的差异。但是，汉语真的是侧重空间性而缺乏时间性的语言吗？汉语思维真的是弱时间性的吗？对此，学界尚存不同看法。

2.2时间特性论

针对汉语空间特性论，王军(2020: 46)认为其论证“主要停留在语言的形式特征层面上，对不同成分之间的语义关联以及认知机制未给予关注”，因而得出的结论显得“有些片面”。进而，他从语义关联角度展开分析，提出汉语思维的(强)时间性特质。具体而言，无论是在“嘴唇、手指、车轮”等双音化复合词，“弟弟的书包”等偏正结构，“他跑累了”等动结式，“男女、兄妹、前后”等并列词语一类的词语关联结构，还是在复句、流水句等复杂句式结构中，汉语都呈现出明显地对自然或规约时间顺序的仿拟，即时间象似性(temporal iconicity)。进而，王 军明确提出，汉语“所谓的空间性只是一种表象，本质上却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关系”(王军2020: 49)。显然，该汉语时间特性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戴浩一的影响。后者曾明确指出汉语的句构语序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Tai 1985: 18)。

事实上，这一汉语以动词时间性为根本的理论认识也与刘丹青(2010)的看法部分一致。刘丹青(2010)曾明确指出英语句式偏重名词，而动词是汉语组句成篇的重要语法手段，这可以在话语、小句、从属句、短语、词法及儿童语言习得等多个层面得以体现。例如在话语层面，汉语的口号、标语、欢呼语中惯用动词结构，而英语多用名词成分(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双语标语: 英文“Better city, better life”；汉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汉语本质上确实表现为动词型语言，进而凸显了时间性。

总之，汉语是否呈现时间性特质，汉语思维是否揭示时间性认知，学界目前给出了两极化的答案。此外，近来也有学者认为汉语的特征既不是时间性也不是空间性，而是时间性、空间性交织在一起，即时空同态。

2.3 时空同态特性论

刘正光认为英汉语(思维)的差异本质上在于英语时空分立而汉语时空同态(刘正光2021；刘正光、徐皓琪 2019等)。具体而言，英语的时空分立体现为名词和动词的时空定位方式迥异，谓语的强时间性，特征句的泛时化等；而汉语时空同态的证据除了汉语特有的汉文化渊源，还包括汉语造字中的时空同态属性，谓语的弱时间性，以及名动包含等特征。研读文献，我们认为其论证中最具代表性，并与本文讨论直接相关的证据当属英汉语中谓语动词所反映出时间性上的强弱差异。

一方面，英语谓语的时间性较强，体现在谓语动词必须是限定形式才能成句，而动词限定形式的根本在于时态标记。换言之，时态是英语成句的必要条件，表达动作事件的时间属性。例如，系动词be从语义角度看并无实际意义，但却通过时制、体态的形态变化表达特定时间信息(刘正光 2021: 70-71)。而另一方面，汉语谓语的弱时间性体现在更多维度：(1)汉语名词可以充当谓语；(2)汉语没有动词也可以成句；(3)名词谓语句、无动词句呈现时间“推移性”；(4)时体标记形式表达时空意义的特征。其中，前三点明显具有内在关联，都侧重于汉语非动词性谓语所呈现出的弱时间特性，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展开评述(参见2.1“名词谓语句”部分)。而第四点，汉语时体标记形式体现时间与空间融合的典型实例之一是汉语体态助词“着”的具体使用情况。刘正光和徐皓琪(2019: 170)曾援引陆俭明(2005)的研究指出“山上架着炮”中的“着”就兼具两种解读，分别表示“存在”和“事件”，对应体现空间性和时间性概念，如(4)b、(4)c所示。

(4) a. 山上架着炮

b. 炮架在山上。

c. 山上正在架设炮。

总之，汉语被认为呈现出不同于英语的“时空同态”概念化方式。可以说，这一汉语时空同态论的提出在根本上同时否定了汉语的空间特性论和时间特质观，因为汉语被认为并不是主要以空间性概念组词造句，也不是依赖于时间概念构词成篇，而是呈现为时间性和空间性交融在一起。

2.4 对汉语特性论争议的反思

那么，汉语(思维认知)到底是空间性、时间性还是时空同态呢？到底哪种解释更为准确地揭示了汉语的本质属性？对于这一热点争议，我们提出以下三点看法：

2.4.1 特性论争议的本质源于研究中的主观倾向性

为何同样的汉语被赋予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时空特性论解读？我们认为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现象解释者在语言研究中难以避免的主观认知倾向(cognitive bias)(Nature 2015)，而这种倾向具体呈现在现象解释上的倾向性和证据选择上的倾向性两个方面：

一方面，针对相同汉语现象进行不同的阐释，从而得出冲突性的结论，这首先反映了研究者在现象解释过程中的主观倾向性。前文评述显示，“名词谓语句”在王文斌和刘正光的研究中均充当重要论据，被认为是汉语独有的现象。但不同的是，前者据此提出汉语空间性特征，而后者认为其恰恰说明了汉语的时空同态属性。那么，二者究竟孰是孰非，读者难免莫衷一是。此外，汉语独特的时体范畴也是双方立论的基础。王文斌依据汉语的“有体无时”提出汉语弱时间性，而刘正光凭借体态助词“着”表意中的融合性特征论证时空同态观点。事实上，根据构式是形式与意义配对体的思想(Evans 2019)，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例(4)中“着”的“一形两义”揭示了汉语中存在两种“着”构式，即“着存在”构式和“着进行”构式(Shu et al. 2019: 35)，或者反映了语法构式识解中语用推论的重要作用(薛兵、林璐 2022)。这样一来，得出的结论又会有所不同。因此，正是以上这种理论解释中的倾向性直接导致了相关争议陷入僵局，使得看似逐渐清晰的汉语时空特性再次模糊。

另一方面，三种特性论阐释均是基于对大量语言事实的观察与阐释，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很有说服力。不过，目前该类研究都是遵循“选取典型事例进行理论验证”的分析思路，由于研究者个体对语言的感知毕竟有限，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会有意无意选取可以有力支撑其观点的现象进行论证与阐释，而淡化或忽视了语言中可能存在的反例。

例如，针对“名词谓语句”为汉语独有这一论断(王文斌 2019)，吴义诚和戴颖(2022)反驳指出英语、葡萄牙语、俄罗斯语、希伯来语中也大量存在类似名词谓语表达。只不过，这类结构多数是一种使用频率偏低、分布受限的有标记表达，局限于日常口语中省略了系词的情况。那么，英语中是否不存在汉语中典型的时间象似性呢？正如王军(2020: 47)提到，其实英语的偏正结构、动结式，以及并列词语结构也都遵守规约性的时间顺序，虽然这种时间顺序不同于汉语中大量存在的自然时间顺序制约。Mollin (2012)指出英语中brother and sister、spring and summer、before and after的排列就明显反映了时间顺序上的限制，而这与汉语对应表达间的差别并不明显。与此相关，口号等惯用英语表达是否如刘丹青(2010)所言，仅使用名词结构？学术研究领域著名的英文动词性表达“Publish or perish?”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事实上，时空同态观也一样面临反例事实的挑战。如果我们能证明汉语中表示时间性的动词和表示空间性的名词可以互换使用，即“动名兼类”，那么汉语时空同态论自然讲得通。不过，邵斌和杨静(2022) ② 近期基于语料库的证据指出“动名兼类”现象在英语中也广为存在，并且与汉语中比例相近。

2.4.2 时空特质的讨论离不开对时空概念表征方式的探究

时间和空间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方式，也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 (Evans 2019)。与空间相比，时间概念更加抽象难以捉摸，往往通过空间隐喻进行表征(Lakoff & Johnson 1980)。不过，时间和空间概念在本质上并不相同，在当前汉语特性的讨论中往往被看作相互对立的两极。具体到当前三类汉语时空特性论的争议，我们认为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汉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时间性”：从空间特性论，到时空同态论，再到时间特性论，汉语思维中的时间性权重(以英语为参照)不断提升。因此，当前各种汉语时空特性论争议最终归结到对汉语思维中时间认知机制特性，以及汉语时间认知如何区别于英语时间认知的理论认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本文认为最根本可靠的途径，其实在于深入挖掘英汉语言中表征时间概念的方式、手段和过程。

事实上，时态系统作为表征时间概念的主要语法手段，其在汉语中如何呈现出不同于英语的特性，以及这一特性是否揭示汉语特有的时间认知思维特质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见第2.1节至第2.3节)。然而很明显，时态系统在当前汉语时空特性讨论中并非立论的核心所在，或甚至根本并未涉及(王军 2020)，而这些都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中进行补充或予以纠正。当然，为了更准确探讨汉语的时间认知特性，除了时态语法范畴之外的其他时间概念表征方式也同样值得关注。

2.4.3 特性论的探讨不能忽视对认知层面共性的挖掘

仔细研读文献不难发现，三类汉语时空特性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对词、句层面语法特性的描述与阐释，王军(2020)的语义关联分析也仍然是聚焦于特定语法结构。换言之，当前汉语时空特性的讨论主要局限于语法层面，因而可称作“语法特性论”。那么，通过特定语法现象探究认知思维特性的研究思路是否可靠？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这类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但并不能全面揭示特定语言思维认知的本质。

一方面，如前所述，语法现象选择和阐释过程中的主观倾向性必然导致各异的结论。作为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语法特性仅反映了语言在明示复杂性(overt complexity)层面上的差异，语言中以语境推论为代表的隐含复杂性(hidden complexity)特征信息则并未体现(有关两种复杂性的论述参见Bisang 2014)。事实上，特定语言缺乏某一类语法特征或表达并不代表相应思维认知层面上的缺失，反而可能揭示其在更深层次上的关注(McWhorter 2014: 85)；另一方面，人类语言之间既呈现特性也具有共性，这已经是学界基本的共识(Evans & Levinson2009; Filipović & Jaszczolt 2012a, 2012b; 刘正光 2021; 王文斌 2019 等)。但正如沈家煊(2019: 485)所言：“中国学者过于强调汉语的特点，缺乏语言共性的观念”。因此，我们认为当前英汉时间认知语法特性讨论不能忽略对语言认知共性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研究尚未触及具体语言使用环境下意义的理解问题，而根据认知语用学研究(Schmid 2012)，语境意义识解也涉及认知机制问题(参见张绍杰、何鸣 2023；周凌 2023等)。因此，想真正揭示英汉语在时空认知上的本质属性，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语法层面上个别现象、表达结构的讨论，也应该重视对语言使用维度下时间认知共性规律的挖掘与阐释。

3. 时间认知的语用共性论：特性与共性的统合

诚然，英汉语时间表征方式上存在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英语时态语法教学长期困扰中国英语学习者就是明证。不过，这种时间表达上的语法特性是否一定反映或导致时间认知层面的思维差异？对此，上文评述的各种汉语时空特性论解释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近年来，Jaszczolt (2009, 2012, 2017)的研究指出，尽管各语言表征时间概念的方式和手段不尽相同，其时间指称过程中依旧存在语用共性原则。这一语用共性论值得引起关注。

3.1 时间指称中的语用共性

具体而言，该语用共性指的是不管何种语言，其时间概念的指称表达均基于词汇-语法-语用等信息来源加工之间的互动，即默认语义学模式(Jaszczolt 2005)下的并合表征模型(merger representation)。简言之，并合表征揭示的是交际中意向意义(intended meaning)的识解机制，即听话人所识别的说话人意义是基于语词-句法结构、社会文化默认、认知默认，以及有意识语用推论等多种信息来源加工之间的合力作用，本质上体现为语法与语用的互动(参见薛兵、张绍杰 2018；张延飞、梁妮娜 2023)。具体到时间指称过程，时间概念的表达呈现为时间性词汇、时态语法形式以及语境推论等语用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

可以说，时间指称的语用共性原则具有鲜明的后格赖斯语用学研究传统，从语用的视角为时间意义的认知识解提供普遍性的解释。需要指出，这种语用共性不同于生成句法模式下的语法共性论，规避了后者过度生成的问题和自然语言中存在大量反例的挑战(Evans & Levinson 2009)，反映了不容置疑的认知概念共性(conceptual universal) (Jaszczolt 2012: 105)。

目前，这种时间指称中的语用共性论已经被运用于解释诸如英语、泰语、斯瓦斯里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如何基于迥异的语言形式表征相同的时间概念意义(见 Jaszczolt 2009, 2012,2017)。其实，我们认为这一观念也为探索汉语时间认知的特性与共性争议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

3.2 语法特性的时间认知与语用共性的统合

众所周知，英语由于发达的时态系统，动词屈折形态变化可以清楚地标示16种时态语法形式，从而表达相应的时间概念。相对而言，汉语的时态系统并不显著，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主要是通过时间副词等词汇语法手段，以及语境推论等隐性方式表征时间概念。因此，英语中由特定时态语法形式表达的时间概念在汉语中往往通过非语法手段进行呈现。以过去时间概念为例，英语过去时间由过去时清楚指称，而汉语则往往基于特定时间副词、动词语义以及语境中语用推论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参与作用进行表征（参见张济卿1998；薛兵、张绍杰 2016）。如例(5)中并没有使用特定过去时态语法形式，甚至没有显性的时间副词，但我们完全可以基于“写好”的动词短语语义特征与语用推论因素之间的互动，明确其表达的是对过去事件的陈述。

(5)我写好两篇论文。(张济卿 1998: 20)

可见，语用推论的参与使得时态系统缺乏形态标记的汉语也能准确地表征时间概念，其在本质上依赖的是语法与语用的互动。事实上，即使具有发达的时态系统，英语时间概念认知也需要基于时态语法与语用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研究(Binnick 2009; Caudal 2012)指出，英语时态语法形式在使用中也具有语境依赖性，其呈现的意义往往并不确定，需要语用因素的参与。

(6)Well five minutes ago, she was crying. (Caudal 2012: 274)

根据时态语法，(6)使用的一般过去时描述的是发生在过去的动作事件。但在具体使用中，这一表达形式往往也传达出“她可能现在仍在哭”这一语用信息内容。这是因为，此处的过去进行时引发上限会话含义，即所描述动作事件并非持续到说话时间(Caudal 2012: 274)，体现为时间概念表达中的语用充实过程，彰显了基于世界知识的语用推论在英语时间概念意义表达中的关键作用(参见薛兵、张绍杰 2016)。

可见，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特定时间概念的表征均需要词汇、语法，以及语用因素的共同参与。换言之，英汉语的表层差异并不反映时空特性或时间认知上的不同(如第2.1节至第2.3节所示)，而仅仅体现在侧重于使用某些特定的资源手段表征时间概念：前者倾向于使用动词形态变化所体现的时态语法形式，而后者倾向于使用词汇表达和语用推论。或者说，这一英汉差异体现为对显性(词汇、语法)或隐性(语用)时间表达手段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特定选择，其本质在于“词汇-语法-语用的权衡”(lexicon-grammar-pragmatics trade-off)(Jaszczolt 2012)。

总之，人类对时间的感知具有共通的概念基础，而不受制于特定母语语法体系的限制。而且，时间概念的认知和表征过程基于统一的语用原则机制，是语法与语用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时间认知在本质上同样呈现为跨越语言文化的普遍共性。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时间认知语用共性论的提出并非否认跨语言时间表征中的差异性，而是为我们认识时间认知中特性与共性的统合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论视角。时间认知在本质上是跨文化特性与共性同在(参见Filipović & Jaszczolt 2012a, 2012b)。在对时间认知本质的探寻中，目前的重点不应是在特性和共性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而应该致力于探究二者的具体呈现形式，特别是互动统合关系。

3.3 时间认知特性与共性统合的深层次动因

如果以上讨论成立，我们紧接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为何人类对时间的认知呈现出特性与共性的统合与兼容？

显然，对这一宏大问题的回答需要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通力合作，本文目前无法给出确定性答案。但我们初步认为，如果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认识外部事物的基本标尺，而语言揭示了人类对于世界的体验性认知(Lakoff & Johnson 1999)，那么特定语言中必然反映其母语者主观性的时空感知，呈现出认知与语用的融合(Panther 2022; Schmid 2012)。从认知语用视阈出发，时间认知中特性与共性兼容的深层动因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认知活动具有时空的同时性(simultaneity)。时间认知存在共性，呈现为时间概念认知基于普遍性的语用原则，而在更深层次上源自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具有时空的同时性。这是因为，时间与空间概念认知在根本上不可分割，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包括物理学中讨论的时空范畴(space-time) (Hawking 1988)和认知语言学中的时间概念空间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而在具体语言使用中，意义的识解依旧体现时空概念的共存同在。例如，即使有的诗歌看似只有空间性的描述，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但要理解诗人所描绘的意境，我们仍需把握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从相应的时间维度上进行理解与阐释。这说明，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潜在着联系，时空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概念。

其次，绝对时间概念的划分体现共性，时空概念的认知具有文化属性。对于语言使用中的认知主体而言，特定言语事件一定发生在某一时间和空间的交汇点，如果人类能够感知的空间概念具有统一性(例如“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那么时间认知也必然呈现一致性。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一方面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时间体验，即按照“过去-现在-将来”划分绝对时间概念。这种普遍性在于无论站在哪个历时/共时方位，都这样划分时间，体现跨语言认知的共性(参见McWhorter 2014; Pinker 1994)。否则，与时间概念相关的跨文化交流或翻译实践便无法达成；另一方面，人类使用语言也必然受限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地域文化，例如“真子飞霜镜”中所揭示的中国古人时空观念(刘晓峰 2022)即是明证。可以说，语言使用中一定要以说话人及其所处场景为参照表征言语实践的时间维度。因此，说话人对经验的识解和表征不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和偏好性，而视点、主观性上的差异(语言文化差异)自然也决定了不同语言中时间表征形式(显性词汇语法-隐性语用)上的不同(参见Croft & Cruse 2004; Trousdale 2012)，最后的结果就呈现为英汉语时间认知过程中语法特性与语用共性的互动与共融。

4. 结语

长久以来，特性论与共性论之争伴随着语言研究的演进与更迭。围绕时间认知中呈现的特性与共性，本文发现，当前学界提出的三种汉语时空特性论均存在有限的适用范围，即仅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某些方面语言现象具有解释力，而同时面临各自不同的挑战。换言之，就目前的情况看，对于汉语到底属于时间性语言、空间性语言还是时空同态语言？现在下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

从语言使用的视角出发，英汉语在时间表征认知方式上存在共性的语用原则，即二者均有赖于词汇-语法-语用信息加工的并合与互动。语用共性论的提出有效统合了英汉语时间概念表达在语法层面上的差异性，揭示了时间认知中特性与共性的兼容与统合。而且，这种兼容性具有合理的深层次理据与动因。因此，我们认为在对语言与时间认知关系的探寻中，重点不应是在特性和共性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而应该致力于深入探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加全面地阐释语言时间认知的复杂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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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Bing ZHANG Shaojie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both specificity and universality of time cognition underlying English and Chinese. Firstl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im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arly controversy between Linguistic Relativ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in explaining time cognition. Then, three recent views of Chinese temporal-spatial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namely the “space view”, the “time view” and the “space-time conflation view”) are critically reviewed, considering their conflicts and respective limitation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drawing on Jaszczolt’s idea of “pragmatic universal” in temporal refer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pragmatic universality in explaining time cognition across languages. Specifically, the specificity of temporal cogni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anifests in different choices of grammatical-pragmatic resources in time expression, while the universality common in language use resides in grammar-pragmatics interaction in temporal conceptualization. Lastly,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of specificity-universality integration is also examined. The account of integrating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with pragmatic universality sheds new light on th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emporal cognition.

Key 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time cognition; grammatical specificity; pragmatic universality; integr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内嵌含义的语法驱动与语用限制互动研究”（项目编号：20CYY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首次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