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多数人会以为开国元帅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毕竟战火频繁，哪里还有闲心坐下来读书？

但事实上，除了贺龙与彭德怀元帅外，大多数元帅都曾涉足书香门第，走进过私塾，甚至新式学堂，不乏留学经历者。

然而，新中国初期的将军中，高学历者实属凤毛麟角。

杜平就是将军中少有的大学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他却能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当年就是一个“高学历红军”。

但杜平却一直不愿意承认他是大学生。

毛主席听后说：野鸡大学。

十大元帅是什么学历？

十大开国元帅，他们不仅是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还以其文化水平和实际能力闻名。

在大众眼中，他们主要以铮铮铁骨和英勇无畏的形象示人，但他们的学术背景同样引人注目，非常高，其中大部分拥有大学学历，不乏留洋经历。

具体而言，开国元帅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大多数曾经涉猎过私塾教育，进入新式学堂学习，他们不仅精通军事战略，也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

在这群杰出的领导者中，除了贺龙和彭德怀元帅的学历相对较低外，其他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七位元帅均具备大学水平的学历。

其中，刘伯承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聂荣臻则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化学工程系深造；罗荣桓曾在青岛大学学习。

徐向前则在山西师范学习，陈毅毕业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朱德则曾在四川高等学堂及云南讲武堂受教育。

叶剑英在完成中学学业后，先是入读云南讲武堂，随后远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

留洋的元帅中，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叶剑英五位都有出国经历。

其中，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元帅的留洋经历较为深入，他们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

这批革命领袖的高学历背景，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战略视野，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自红军时期起，无论是后来的八路军或是解放军，对军事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谓空前绝后。

可见，在我党的军事战略中，文化与教育的推广，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不可或缺。

士兵入伍之初，首先面临的便是扫除文盲的重要任务，这是为了提升整个军队的文化水平，确保每位战士都能理解命令，掌握基本知识。

晋升之路亦不是单凭武力可以达成的，士兵及班长想要成为更高级别的干部，必须经过教导队的严格训练，这种集中式的教育模式，确保了军队干部能够系统地接受军事和政治教育。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便已设立军官教导队，标志着军事教育逐渐开始系统化和正规化。

苏区建立后，军事教育的网络更为广泛，涌现出了众多军校。

长征期间，干部团的组成便是以军校学员为主体，这是对这些青年学员的极大考验，也是对军校教育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

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短暂的和平时期为我军提供了珍贵的喘息与学习机会，红军大学及后续成立的抗大利用这段时间，对各级指挥官进行了紧密的轮训。

这些教育机构在抗战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断输送着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进入战场，他们用知识和策略在战争中发光发热。

主席玩笑说是野鸡大学

在抗美援朝战争烽火连绵的岁月中，杜平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

此后的1954年，他又被委以重任，出任东北军区（后更名为沈阳军区）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到了1955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军衔授予仪式上，杜平被授予中将军衔，其军事生涯至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3年，杜平调任南京军区政委，直至退休。

在杜平的军政生涯中，有两件事尤为显著：其一，是他对雷锋的发现并推广。

当时，雷锋只是作为一个节约标兵被提及，但杜平却洞察其更深层的价值，首次提出将雷锋塑造为全面体现“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典型，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运动。

其二，1963年在南京举行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杜平以南京军区党委的身份主持，这一事件标志着南京军区在精神文化建设上的重要举措。

关于杜平的个人背景，他原名杜豪，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乡的一个佃农家庭。

家中贫寒但重视教育，杜平的父亲尽管只能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却坚决支持他接受教育。

杜平在家乡小学及县城东洲中学接受了长达8年的教育，这为他后来的军政生涯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1927年中学毕业后，怀揣继续深造的愿望，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尽管家庭财务紧张，父亲还是想尽办法筹集了学费，支持杜平外出求学。

走出黄茅乡的田间地头，穿过万载县的街巷，杜平最终离开了江西，来到了湖南长沙。

他之所以不前往江西省会南昌，而选择湖南长沙，是因为从黄茅乡到南昌道路迢迢，而到长沙却相对近许多。

在这座风雨兼程的城市，杜平进入了一所大学，他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求学时光，并最终获得了大学毕业的文凭。

杜平的大学生身份，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即便是那些与他肝胆相照，共经风雨的战友们，也鲜少有人知晓这层身份。

然而，有一人却了解这一切——那就是毛主席。

在一次解放后的谈话中，当罗荣桓元帅向毛主席介绍杜平时，特意提到了他的大学背景。

罗荣桓对毛主席透露："杜平同志还是我们红军中难得的大学生呢！"

毛主席对于长沙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忆犹新，立刻询问是哪所大学。

杜平回答说，他曾在长沙的群治大学学习。

毛主席听后，开玩笑的称其为“野鸡大学”。

但随即又笑着补充道：野鸡大学里也有好的。

杜平为何对自己曾是大学生的事实如此低调，甚至对此话题避而不谈呢？

原因在于，他所就读的湖南群治大学虽然是一所私立大学，但在当时它确实是湖南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之一，不属于毛主席所说的“野鸡大学”。

高学历的红军

杜平将军对于自己曾是大学生的身份一直颇为含蓄，这或许是因为他所就读的湖南群治大学，并非广为人知的顶尖学府。

再加上它的私立属性及当时的规模和设施，都远不及后来国立大学的雄厚。

这使得杜平对是否能够称该学府为“大学”的定义存有疑虑，对外界如何评价自己的学历感到不自信。

事实上，杜平的大学生身份是罗荣桓在一次与毛主席的交谈中提及的。

此前，杜平并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曾经的学生身份，心中有所顾忌。

因为他认为，自己曾就读的群治大学虽名为大学，但其实只是一所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其学术氛围与设施都不能与后来的大型国立大学相提并论。

20世纪30年代的湖南大学已经是国立化，并拥有完备的教学体系，但即便如此，学生人数也只有五百余人，教授不过七十余人，可见当时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如今日。

尽管群治大学的规模较小，杜平在此完成了两年的学业，获得了大学文凭，这无疑为他的文化层次与思想视野增添了不少光彩。

从湖南的群治大学毕业后，杜平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个从偏远山村走出来的青年，因为这段大学经历，他的思考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生活行为准则，都逐渐渗透了学术的精粹和文化的内涵。

这份教育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个人品格，也深深影响了他的革命选择和职业生涯。

当时的湘赣边区，土地革命的狂潮已如破竹之势，苏维埃与红军的旗帜飘扬于山川之间，人民群众纷纷投身于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

在这革命的大潮中，万载县也不甘落后，以陈昆山——一名出身农民的共产党员英雄为首，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红色赤卫队，到了1930年初，这支队伍改编为地方红军第五大队。

陈昆山得知杜平从长沙的群治大学毕业归来，心中一喜，即刻邀请他加入第五大队，担任政委。

杜平是一个满腔热血又充满理想的青年，尽管心怀革命，却对于是否适合在这种组织松散、以乡亲乡爱为纽带的农民队伍中工作持有疑虑。

他认为自己的学识和视野应该在更加正规、有序的红军中发挥作用，以便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他婉拒了陈昆山的好意，转而投向了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

在那里，红六军政治部秘书长郭实秋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得知杜平拥有大学学历后，郭实秋更是喜出望外，立刻将他引见给黄公略军长。

黄公略对杜平的背景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直接任命杜平留在军部政治部工作。

从此，杜平的生涯与红军的政治工作紧密相连。

他不仅在部队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更在后来的岁月里，成为那些在政治和军事风云中游走的重要人物之一，始终站在部队高层的政治工作岗位上，为革命的火种添油加薪。

杜平后来能成为将军，其实也是跟他的选择分不开的。

可以说他的大学经历，让他能够意识到加入正规红军所能发挥的地方是更多的。

这让他清楚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在何处，以及如何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发挥自己的长处。

杜平的选择避免了知识分子在纯粹农民队伍中可能遭遇的不必要的困境和误解。

他的学历和知识背景，在更为正规的红军单位中得到了更好的应用和尊重，这对于他个人的成长与成就至关重要。

正是因为这个明智的选择，杜平得以迅速崭露头角，在红军的政治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有了大学的教育背景，杜平在军中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即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的行事方式仍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和涵养。

而且，杜平的知识分子情结不仅限于军事战术的应用，更深入到了对军队文化建设的贡献。

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军队，才是真正无坚不摧的军队。

参考资料：

杜平将军的大学文凭

陈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