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谁都不行的时代

晚清，风云激荡，华夏大地在列强的觊觎下，国门洞开，民族危亡悬于一线。值此乱世，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笔为剑、以血荐轩辕，欲为华夏寻一条重生之路。章太炎，便是这混沌暗夜中极为耀眼的一颗星。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当时北大很多名师都是出自他门下；他言辞犀利、思想激进，和梁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都有过蜜月期，也都交恶。

同治七年戊辰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 年 1 月 12 日），章太炎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章太炎自幼聪慧，在外祖父朱有虔和父亲章濬的悉心教导下，开启了求知之旅。外祖父朱有虔出身书香世家，对章太炎的成长影响深远。1890 年，父亲章濬离世，章太炎谨遵父命，投身杭州诂经精舍，师从晚清经学大师俞樾。

1894 年，听闻康有为设立强学会，章太炎 “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渴望在这变革的浪潮中寻得一丝曙光。戊戌变法的失败，如一盆冷水，浇灭了章太炎对改良的最后一丝幻想。

1899 年夏天，章太炎东渡日本，在异国他乡，他的思想迎来了新的转机。他与梁启超等人修好，共同探讨救国之道，后又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坚定，其著作《訄书》第一版在苏州问世，由梁启超题签，书中蕴含的批判精神和革新思想，如投石入水，在学界和思想界激起千层浪。

1901 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如一颗重磅炸弹，直击改良派要害。文中，他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对梁启超试图维护清王朝统治、抵制革命的主张予以迎头痛击，字里行间尽显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

1903 年，章太炎来到上海爱国社任教，彼时抗法拒俄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康有为却逆势而动，发表《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然反对革命党攻击满族统治者，鼓吹立宪保皇，妄图复辟光绪帝。章太炎怒不可遏，挺身而出，挥笔写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封公开信如利剑出鞘，逐条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康有为所谓的 “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则是让国人 “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不过是 “未辨菽麦” 的 “小丑”，当初赞成变法也只是为了 “保吾权位”，一旦复辟，必将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其言辞之犀利，观点之深刻，让康有为的保皇言论原形毕露，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之后，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头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

1913年4月，章太炎从长春返回上海。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此时，章太炎已彷徨歧途了。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去就被软禁，只到袁世凯去世才抓住机会跑出来。

1902 年正月，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两位革命先驱一见如故，共同商讨推翻清朝后的诸多事宜，从典章制度到土地赋税，再到建都问题，无一不涉。《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1906 年 6 月 29 日，中国同盟会特派专人至沪迎接他赴日。在日本，章太炎加入同盟会。

1917 年，张勋复辟，闹剧上演，章太炎迅速与孙中山携手，南下广州，投身护法运动。他出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为孙中山起草《大元帅就职宣言》，誓言 “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积极联络西南军阀，期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护法讨逆。然而，军阀们各怀鬼胎，表面拥护护法，实则借机扩充地盘，护法运动最终失败，章太炎的政治理想再度受挫，对军阀的本质有了更深刻认识。

此后，章太炎与孙中山在革命道路上渐行渐远。他提出 “联省自治” 主张，认为应虚置中央政府，强化地方权力，以各省自治为根基，构建联省自治体系，实现国家和平统一。这一主张与孙中山追求的全国统一、中央集权背道而驰，反映出他在复杂局势下探索救国之路的迷茫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