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郊的一间茅屋内，油灯如豆。少年曾秉正伏案苦读，手中《大明律》已翻得卷边。他生于洪武初年，自幼目睹战乱后民生凋敝，立誓“以律法匡世，以清廉立身”。十年寒窗，他带着满腹经纶踏入官场，却发现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
彼时大明官场，暗流汹涌。新朝初立，官员多由功臣子弟充任，结党营私已成潜规则。曾秉正初任地方县丞时，便有富商抬着整箱白银夜叩府门：“大人修桥补路，此乃百姓‘心意’。”他冷面推回木箱，次日却在县衙账册上发现“修桥费”赫然虚增十倍。同僚嗤笑：“清高能当饭吃？”
然而命运在洪武十年（1377年）迎来转折。钦天监急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朱元璋大惊下诏求直言。满朝文武或歌功颂德，或避重就轻，唯曾秉正写下一封震动朝野的《陈时务疏》。他痛陈“吏治如筛，贪腐似蝗”，更直言“陛下以猛治国，却未察猛药伤民”——这句话让朱元璋拍案而起，却并非因为震怒。
“此子有胆！”御书房内，朱元璋对着奏折喃喃。他出身草莽，最恨官吏欺上瞒下。曾秉正如一把锋利匕首，撕开了朝堂的虚伪面纱。短短三年，这位寒门书生连升七级，官至正三品刑部主事。他审案时不收一文、不惧权贵，百姓称其“铁面冰心曾青天”。
二、直言刺君：清官的“致命美德”奉天殿朝会上，曾秉正的声音总显得格外刺耳。某日议及藩王封赏，他竟当众质问：“汉王纵仆强占民田，刑部为何不究？”满殿死寂中，燕王朱棣眯起眼打量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官，而龙椅上的朱元璋指节已捏得发白。
曾秉正的“直”近乎癫狂。他会在朱元璋宴请百官时，突然呈上《请减皇室用度疏》；也会在刑部存档中，将淮西勋贵子弟的罪状单独列册。同僚们背后讥讽：“清廉是他的裹脚布，缠得自己走不动道！”更致命的是，他屡屡触碰帝王逆鳞。
一次御前议事，朱元璋谈及“百姓感恩天子减赋”，曾秉正却叩首直言：“陛下免赋一石，胥吏加征十斗。所谓皇恩，未出应天已化泡影。”这话撕碎了帝王最珍视的“仁政”面具。史载朱元璋“色变不语”，次日便将其调任闲职。曾秉正离京时，两辆马车载走全部家当——不过旧书数箱、粗布十匹。
洪武二十三年冬，南京城外演出一幕荒诞悲剧。衣衫褴褛的曾秉正攥着四岁女儿的手，面前人贩子抛来二两碎银：“三品大员卖女？晦气！”围观人群中，有老农颤声问：“大人何至于此？”原来他被革职后，竟凑不齐返乡盘缠。
这场景像一记耳光打在朱元璋脸上。当锦衣卫密报“曾氏卖女引得百姓非议朝廷”时，帝王勃然摔碎茶盏：“他这是骂朕让清官饿死！”更令朱元璋震怒的是算计——曾秉正完全可向故旧借贷，却选择最惨烈的方式揭穿官场真相：一个三品官光靠俸禄，竟落魄至此！
史书未载小女孩最终下落。有人说她被卖入青楼，有人说病逝途中。但可以肯定，当曾秉正颤抖着在卖身契按手印时，他赌上了人性与尊严。这不是单纯的贫困，而是对洪武朝“高薪养廉”谎言的绝望控诉。
诏狱刑房里，朱元璋的质问裹挟着血腥气：“你让天下人觉得朕刻薄寡恩？”曾秉正拖着镣铐抬头：“臣只想问——若清廉是罪，贪腐难道是功？”这话彻底激怒了帝王。
朱元璋的惩罚充满象征意味：阉割之刑。不仅要摧毁曾秉正“完人”形象，更暗喻对其“精神阉割”——在皇权看来，过分的道德洁癖如同变异，必须切除。更有深意的是，帝王故意不追回其女。他要让天下人看见：挑战皇权尊严者，连为人父的资格都将被剥夺。
但吊诡的是，朱元璋私下曾对太子朱标叹息：“曾某若贪，朕反安心。”这句话道破帝王心术：绝对的清官如同明镜，既照出朝廷污秽，也映出龙袍上的虱子。
五、血色月光：清官之死的制度之殇曾秉正事件暴露了洪武朝两大顽疾。其一，官员俸禄竟不足养家：按《明会典》，三品官年俸仅420石，但仅雇轿夫、师爷等开支就需600石。其二，监察制度异化为皇权工具——当曾秉正这样的御史反成“麻烦”，纠弹贪腐的机构便形同虚设。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分裂。他既用“剥皮实草”震慑贪官，又设计“薄俸制”防范官僚坐大。曾秉正恰似试纸，验出这套制度根本矛盾：当清官活不下去时，所谓“洪武盛世”不过是饥饿的谎言。
尾声：青史无言处的人性微光曾秉正瘐死狱中那夜，南京城暴雨如注。狱卒记录他最后的话：“吾女何辜？大明何辜？”而在奉天殿，朱元璋彻夜批阅《大诰》，将“曾秉正”三字从所有奏章中朱笔勾去。
这场悲剧没有赢家。朱元璋维护了皇权体面，却让洪武朝少了一面镜子；曾秉正成就了青史清名，却赔上女儿与人性。数百年后，当我们重读这段历史，或许该问：当一个时代需要靠阉割清官来维系稳定，这样的“盛世”究竟是谁的耻辱？
至今南昌城郊仍有“曾公祠”，香火冷清，楹联斑驳：
“两袖清风轻社稷，一腔碧血重黎民。”
这血，是曾秉正自己的，也是那个撕裂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