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是一位作家，已经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活着之上》、理论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及《阎真文集》五卷。代表作《沧浪之水》持续畅销20年。阎真又是一位大学教授，执教已近30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分享过程中，阎真以时间为顺序，从《诗经》讲到唐诗宋词、从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讲到近现代文学史，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讲到鲁迅、张爱玲、郭沫若、巴金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强调文学的学科规范、学科主权、学科尊严，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观点犀利，语言幽默，受到近两百名现场听众的热烈欢迎。

阎真认为，文学价值观念，古今不同；艺术标准是前提性的标准，文学应以艺术和审美为前提；古人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和包括《诗经》、《唐诗三百首》在内的文学作品集所选文学作品是很准确的，是真正用艺术本位、艺术观点选文学。

《唐诗三百首》没选入李绅的《闵农》、白居易的《观刈麦》、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及三吏三别，等等，都是以诗歌艺术性为标准。

对《诗经》、唐诗宋词中的名句，他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并略作点评，认为绝大多数古诗词和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都没有近几十年中一些人所谓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

阎真说，古代诗文大家决定了文学史的基本结构，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宋诗文大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更改，如李白与李商隐，杜甫与杜牧，其先后排列不仅是以时间为顺序，而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颠倒。什么人占什么位置，已经定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出来后几百年没有得到大众认可，是闻一多认识到其价值，才为其翻案的，这只是个别现象。

阎真对《红楼梦》作了较详细的点评。他说，《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盛衰为背景，主要写了四大人物系列：黛玉宝钗宝琴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等小姐系列，鸳鸯袭人晴雯平儿紫鹃等丫环系列，王熙凤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太太系列，贾政贾珍贾链贾宝玉等老爷系列；《红楼梦》这个书名取得好，书名本身隐含着所有女孩子的悲剧命运。

阎真分析道：“曹雪芹很穷，晚年举家吃稀饭，本来有机会考科举，却没去考，而是与主流社会背离。曹雪芹早年是公子哥儿，后来家道中落。他对《经楼梦》中那些女孩子很珍惜，没有女权主义倾向；在曹雪芹看来，女孩子们是清的，婆子们是浊的。《红楼梦》描绘了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没有政治历史意义，贾宝玉没有反封建思想，只是比较厌学……”

他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进行了简要点评，说前者主要写关羽、曹操、诸葛亮等主要人物形象，后来这几个人物都不在了，小说就没什么可读性了；后者主要塑造了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物形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没有所谓的社会政治历史意义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问题。在钱理群、温儒敏等合作撰写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介绍鲁迅的占了两章，介绍郭沫若、巴金的各占了一章，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高的地位。

他说，郭沫若的《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凭其社会地位及影响，才给了整整一章的介绍；巴金的《家》写封建家族制度，有概念化标签化问题，因其影响大，也给了一章的介绍。

在阎真看来，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无疑是艺术精品，字字珠玑，比巴金的《家》艺术性要高。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中却只有一节的内容介绍，这是永远不够的。

阎真还谈到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评选问题，说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虽然排第一名，但其艺术性是很差的。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主张用小说完成艺术形态的使命。后来，国内兴起了“文学工具论”，脱离了文学的艺术性。他肯定地认为，那些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终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会时过境迁。

阎真最后概括地说：“文学有内在的规范，有艺术性、审美性，文学首先是艺术作品，其次才能说思想性。还是那句话，我的艺术我作主，文学的领地我作主，不能让其它的作主。应恢复文学的艺术性，不能用社会政治眼光看古代文学。评价古代小说必须看人物形象是否鲜明，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

在分享会结束后的互动环节，现场听众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踊跃提问，阎真都一一认真回答，还为现场购买了他的《沧浪之水》等书籍的热心读者签了名，并合影留念。其间，有一些大学生甚至表示要到阎真任教的中南大学去蹭文学课，他都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