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女性天生温和、擅长照料、有母爱的观点，在今天常常被驳斥为一种服务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的背后是社会建构论。
我们每次调动“自然”或“天性”这个观念，并试图证明某种人性的自然性时，常常是在证成一种阶序，而很少是在证成平等。社会建构论在哲学领域有长久的历史，复旦大学哲学教授谢晶从卢梭的经典作《论不平等》切入，拆解建构论的逻辑与矛盾。
1.什么是“社会建构论”？有一种很常见的社会建构论，即关于社会现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广义的社会建构论。
言下之意是说，一类事实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而另一类是。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为了说明社会事实的建构性，举了这样一对例子：喜马拉雅山上有雪这是自然的事实，但是一张面值一百的美元是社会事实。
就算世界上没有人类社会，喜马拉雅山上还是有雪，但是如果世界上没有一群具有货币观念的人，就不会有一百美元的纸币。
还有一种常见的社会建构论，关于我们的认识是如何在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
这样的社会建构论也同意“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喜马拉雅山上也有雪”，这不由人的意志所决定，但是它会说：人们以什么方式认识喜马拉雅山上有雪，以及人们选择去关注这个事实而不是关注别的，取决于人们说的语言、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等等。
《降临》
和这很接近的还有一种叫“视角主义”的理论。视角主义认为，所谓的“客观”知识实际上都和我们的特定视角有关。“视角”包括我们的社会处境，我们的认知工具和价值排序；它甚至包括我们的欲望。
所以生活在不同社会，具有不同身份和经历的人，认识这个世界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但卢梭的社会建构论，是更狭义或者更激进意义上的社会建构论，因为它最关注一种东西的建构性：看上去不是被建构出来的“自然”的建构性。
当然，这种激进的社会建构论总是包含着或者说预设着第二种建构论，就是认识建构论。因为要证明“自然”是被建构的，常常就需要证明所谓普世的、中立的认识方式是被建构出来的。
这个激进的社会建构论，尤其出现在以平权为初衷的性别研究的领域。
福柯和巴特勒是两个代表人物。ta们都强调，我们的身体、生命、性别、性取向，这些看上去很自然的东西，实际上在特定的政治生活和权力关系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比如，我们的身体被视作可以控制和被开发的机器，性别被划分为二元的，性取向被划分为“正常”的和“变态”的。这些都具有强烈的规范性，是被伪装成自然的规范。
社会建构论被用于性别研究领域，因为指出“正常”的性别和性取向，以及各种被视作“先天”的刻板印象，是属于父权制度之下的规范。这些理论是对平权运动的有力支持。
《男性统治》，（法）皮埃尔·布迪厄
现在我们还看到，从卢梭到当代的社会建构论发生了一个变化。
当卢梭称其他的自然法－契约论者是因为欠考虑而把社会属性误以为自然，当代的社会建构论者就没有那么客气了：ta们说，这种把社会属性自然化的做法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者常常聚焦父权制这种权力关系，而福柯提出了“生命权力”这种权力关系。
什么是“生命权力”？就是说生命变成权力展开的场所，身体要能够被规训，并且像自然资源一样被利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口——也就是生老病死——要能在宏观的层面上面被计划和调控。
就是在这样的生命权力之下，有关性和生育的一切都被规范化，且这些规范化都被自然化，以便于更好地作为意识形态来运作。
这个激进建构主义是最具有争议的一种建构主义。因为它有点像阴谋论，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反常识的，所以常常会冒犯人。
2.被建构的“母爱”对于这些建构主义者来说，到底什么叫“被建构的自然”？
我们可以举“母爱”这个例子。母爱是一种典型的被视作自然的情感。这种观念使很多人相信，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渴望孩子。有了孩子后，母亲会无私地奉献。
这种自然的情感是很有用的，它有利于种群的繁衍，所以它是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并且被保留在基因里面的东西。
但是，上野千鹤子并不如此界定母爱。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说：
“‘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大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
上野千鹤子不是唯一一个把女性的“爱”称作意识形态的人。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反父权运动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难道我们不总是看见想成为母亲的年轻女性？难道我们不总是看见成为母亲后无私地爱自己的孩子的女性吗？
要证明一种属性是天然的，比如说女性的顺从或母爱，我们需要证明没有任何社会因素参与到它的形成中。但是关于女性“爱”的天性，有非常多社会建构成分在其中。
比如女性从小接受的教育强调温和、细心、有照料能力，贤妻良母的形象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模式出现在诸多文艺作品中。成为母亲的渴望，与“贤妻良母”这个形象被赋予的社会价值是高度一致的。
而很多无法做到无私奉献的女性，则囿于社会构建的刻板印象，无法轻易表达自我。于是我们放眼望去都是爱孩子的母亲，我们觉得母爱是自然的、生物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因素诚然不可忽略，可是难道母爱没有任何生物的基础吗？当然有，这个生物的基础是荷尔蒙变化。
孕产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的确经历着巨大的荷尔蒙变化。但是哺乳期过了呢？母爱的期限一般被视作一辈子，但孕期过后，荷尔蒙的变化并不会包管一辈子。人们会用荷尔蒙的变化来证明爱情的不长久，却忽略了荷尔蒙的变化对母亲的影响。
《掮客》
事实上，孕产期和哺乳期的荷尔蒙变化，还会产生两个和母爱无关的结果，一个是孕中期女性性欲会激增；另一个是生育后雌激素从巅峰跌到谷底，可能引发“产后抑郁症”。
比起母爱，这两个变化常被视为禁忌。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和性欲旺盛的女性——“圣母”和“荡妇”——是两个不可调和的形象。
而产后抑郁，常常被当成新手母亲的不习惯，而被弱化其严重性。实际上产后抑郁可以持续一年，而最重要的症状之一，就是母亲对孩子的漠视。
所谓的自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生物或生理属性，是被有选择地用来证明大家想要证明的东西，用来证明一些先行的立场。
所以当建构主义者把人们认为自然的东西揭示为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像母爱这样的现象不存在；也不是说，这背后完全没有生理性因素。
ta们的意思是，从这些生理性因素到母亲们实际体验到的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前者（生理性的因素）不是后者（母亲实际体验到的爱）的唯一的原因，甚至于不是它的主要原因。
建构主义者要提醒的，是我们将母爱视作“自然”的观念，以及我们试图证明它的自然性的方式，是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
3.与文化-社会相对立的“自然”，真的存在吗？在被建构主义“毁三观”之后，我们很容易对自然和社会的界限感到模糊不清。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自然的，而什么又是被建构的？
自然法学派和启蒙传统中的自然，指的是社会和文化之前、社会和文化之外的东西，指的是没有人为痕迹的东西。
如果我们相信线性的人类历史，无论我们把它称为“进步”、“进化”、“开化”还是“堕落”，在历史长河的哪一个节点，我们可以说自然让位于文化了？
是当人们发现把种子收集起来可以种出果实吗？当人们发现熟的食物比生的更好吃吗？当ta们开始群居，开始分工吗？当ta们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表达和交流吗？还是当ta们对于美丑有所评判？到底是哪一个节点，文化开始登场了？
在《论不平等》的第二部分里，卢梭以人类学家的笔触把这些环节呈现为，在充满偶然性的环境中，人类群体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与自然获得的能力。
人类学和考古学也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历非常漫长的过程。一个物种在与充满不定性的周遭环境及同类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缓慢的变化。
这些变化里哪一些是自然的，哪一些是文化的？文化如果意味着发现和发明、创造和生产，难道不就是生活在不同环境里的人类群体的“自然”吗？
为什么科学和技术不能被视作我们的自然？约定和传承不能被视作我们的自然？这些难道不就是被启蒙思想家最终都归因于理性的东西吗？
《黑客帝国》
按照启蒙思想家的想法，人是因为有理性，才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才会有语言，才会通过约定建立社会。
而理性不就是人的本性，不就是人的自然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理性而创造的社会和文化，为什么就是与自然脱钩，与自然对立的呢？这是我们现在可以问的一个问题。
在《论不平等》的前言中，有一段谜一样的文字。卢梭在前言中想要交代的是，知道自然状态中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他说：
“要分辨在人当下的本性中，哪些是原有的东西，哪些是人为的东西，而且能够很好地认识现在已不复存在，而过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很可能永远不会有的状态，并不是一种轻易的事情。”
谜一般的文字指的是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的状态，这个状态指的是自然状态。但什么是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的状态呢？
之后的学者们绞尽脑汁地想在《论不平等》的体系中为这句话找到一个自洽的位置。但这个自洽的位置很可能是没有的。
卢梭想要了解自然人是什么样，他举的常常是“野蛮人”的例子。
“野蛮人”的原型是当时的欧洲随着地理大发现之后，发现美洲的那些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像其他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一样，把自然状态看作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所以，前言里那句谜一般的话，有可能自然状态跟现实、跟历史都没有关系，它就是虚构，这句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灵光乍现，卢梭后来也没有发展这个想法。
这是一条卢梭自己并没有去追随的线索——因为这条线索在当时过于“超前”，还没有人，包括卢梭自己，能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下面去展开这条线索。
这条线索成为激进的建构主义中最激进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于，把自然状态本身——而不仅仅是把被我们放到自然状态中的那些属性——整个看作虚构。
再一次地，当建构主义者这样说，ta们的意思不是说没有自然的东西、一切都是建构的。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并不存在与文化－社会相对立的“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对立本身是一种建构。
那么当我们问，在什么节点，自然让位于文化，当我们开始怀疑，好像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节点看成是转折点时，可能是武断的。
当我们开始质疑这些事情时，我们所质疑的，也是自然与文化的二分论本身；我们所质疑的，也是与文化相对立的那个“自然”，是不是虚构。
4.为人本主义“捉虫”卢梭所种下的这颗最激进的建构主义的种子，不可能在启蒙时代生根开花，因为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是启蒙思想里最根本的基础。
刚才提到的美国哲学家巴特勒，把这个二分称作“可理解性矩阵”。这些矩阵相当于科学中的公理，我们对于世界的其他认识是建立在这些矩阵的基础之上的。
典型地，我们对于世界的很多认识都建立在自然和文化的这一对立之上。所以，质疑自然和文化的二分就相当于想挖启蒙思想的墙角。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分好像又是一个伪装成认识的立场，只是看上去很像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认识。
如果说文化是人的本性，那么它就是自然的，人的自然和人的文化不是一回事吗？“文化”不就是人所特有的“自然属性”吗？如果这样思考问题，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
那么，启蒙思想为什么要建构出这样一个二分的世界呢？
我们能从卢梭的思想中找到蛛丝马迹。其实卢梭一边批评别人的建构理论，自己也用典型的二分法建构。他认为自然人有一个特性使其彻底区分于其他动物，就是自由意志。创造力使人和其他物种都不一样。
在这里，我们看到启蒙思想把自然对立于文化的最终用意，在于使人能垂直地抽离出，并凌驾于整个自然世界之上。
这种意图称为“人本主义”， 我们习惯于称它为人的“尊严”，它还被认为是平权的起源。因为所有人都共有这种本性，即凌驾于自然世界，所以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康德提出“以人为目的”的绝对命令，直到今天，这个命令都被很多人视作最道德的道德哲学。可是，人本主义实际上自带很多漏洞。
第一，刚才已经提到，自然与文化的二分其实很矛盾。如果说文化是人的本性，那么它就是自然的。
第二，就算人因为自由、理性、创造力而有别于其它的动物，那别的物种难道不都因为有自己的特性而有别于其他物种吗？我们为何能凌驾于自然世界？
当我们说人性中因为有理性或自由意志而高高在上时，实际上从“人有别于其他物种”一下飞跃到“高高在上”，这个论证看上去是不成立的。高高在上就是我们先行的立场。
第三，如果说理性、自由、创造力是人的本性，那感性、本能、条件反射意义上的重复，这些被归为动物性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本性。我们不是只有理性，我们也有情感本能。
但为什么只有理性、自由、创造力被视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真正的人性？比如在启蒙思想语境里，人性常常与理性挂钩。难道要把人性的一部分凌驾于另一部分之上吗？
《降临》
这是自然-文化二分里最大的问题之一：看似要证明人人平等地拥有尊严的那个人性，它背后的二分法论证的实际上是阶序，而不是平等。它证明的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理性和自由凌驾于感性和本能之上，心灵凌驾于身体之上，文明凌驾于野蛮之上。
这正当化了三种统治关系：第一种，人对于大自然的统治——整个大自然变成人类可以肆意开采和利用的原材料；第二种，人的理性对于情感和本能的统治。最严重的一种统治关系，与平等原则直接相反的，是不同人、不同群体之间的阶序关系。
我们有各种措辞来证明一些人就是低人一等的，包括：缺乏理性、缺乏科学探索精神、缺乏自律、缺乏主观能动性、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缺乏文化修养，等等。
所以文化与自然的二分不总是用来做客观的区分，而是用来对不同人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并且用来证明ta们之间应该有着怎样不平等关系。
《还有明天》
只有看到了“自然”是在与“文化”的对立中被建构起来的，我们才能最终理解，女性主义为什么认为“母爱”是父权制之下的意识形态建构：
把“母爱”称作一种本能的、自然的情感，就等于把由女性进行的养育照料劳动，贬低成一种没有创造力、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级活动，它不像生产活动那样有价值。那么当女性以母职为本职时，父权制就成功地把女性固定在一个从属的、低人一等的位置，父权社会就不需要对女性的付出给予回报，因为出于本能的活动不属于需要回报的劳动。警惕以“人性”之名对不同人做出的估价和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