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有“三不足”名句传世：“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荆公大约是深感于当时改革阻力之大、推进改革之难，为宣示推行改革的政治决心故作此语。当然，是否真有天命存在、是否可以无所畏惧于天命，或可再考，毕竟在《黑神话·悟空》中，“天命人”自己的命运也取决于历练、意志和多种可能性选择造成的路径依赖；然而“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却尤其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今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讲是前所未见的。在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马尔萨斯陷阱，土地数量恒定而人口繁衍日增，结果就是地不够种，粮不够吃，造成一种看似永恒的“短缺经济学”困境，但这种困境一直延续到千禧年前后却突然快速消失了——这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全球大市场忽然向中国敞开怀抱，中国的制造业产能随之史诗般大爆炸，到2024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已经达到了空前的30%，几乎相当于欧美的总和。随之而来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和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的）供给过剩困境。“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华夏虽已千岁高龄，但碰上“有效需求不足和相对供给过剩困境”这种“富贵病”却还是破天荒头一遭。这意味着古典短缺经济时代所积累下来的“祖宗之法”确实难以再有效应对当下出现的新问题。新时代、新问题需要新解法。史帆先生所著的这本《破局--需求不足的成因及解决之道》，正是要从经济学原理出发推导出经济困局成因、并由此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全书以对需求不足型经济危机的剖析为主线，在充分论证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可能即将出现的经济困局的前提下，通过“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企业总体利润源泉定律”这两个理论模型深刻剖析了“静态陷阱”的表现形式及成因。所谓的“资本收益不可能三角”，是指资本存量或超额资本增量、资本回报率、非资本收入占比，三者不可能同时升高或降低；也就是说，在资本存量或者超额资本增量保持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回报率升高将以牺牲非资本收入为代价，反之亦然。即，资本回报与非资本收入之间呈现出一种“你之我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讲，就是资本所有者和工资收入劳动者之间为争夺利润/剩余价值的分配份额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所谓“企业总体利润源泉定律”，其实是说，企业在经济利润低于某个值后，会有一定概率选择缩减企业规模甚至关停，史帆先生把这个值叫作“退出下界”。而企业资本回报率必然高于退出下界，否则不如关门不干。而一旦选择“关门不干”的资本多了，陷入一种资本“躺平”（Capital Strike）的状态，就会导致经济陷入投资需求不足的“静态陷阱”当中。实际上，在史帆先生看来，站在企业家的立场，只要投资能够带来足够覆盖风险的预期利润，项目就是可行的；而如果预期利润不够，即便其他条件再优越，也不可能进行投资。预期资本回报率是决定是否投资的关键因素，从而也就成为能否克服“静态陷阱”的关键。那么预期资本回报率能否支持投资决策呢？通过对西方社会长达百年的数据搜集，史帆得出一个结论：全社会的资本回报率（ROE）总是比经济增速高4%左右。这本质上是因为资本承担了经营风险，其回报必然要在社会平均回报的基础上增加风险溢价。这一规则也限定了资本回报率下限，极限情况下即便社会经济增速为零、资金成本为零时，投资也必须覆盖风险溢价（约4%）。由于资本回报率一直高于经济增速，而这些资本收益通常都会进行再投资，这些超额的再投资使得资本回报率一直呈现稳定的逐年下滑的趋势。到2020年时，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回报率基本已经下降至4%左右，于是投资难以为继。收入流入资本收益者手中后无法像以往一样通过投资返回经济体，于是出现了广泛的需求不足。而这些需求不足只能够通过政府赤字带来的需求才能够使得经济供需达到平衡。这也就带来了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飞速上涨的政府债务。而一旦任何国家试图降低财政拉动经济的力度，由于资本收益者无法投资而形成的缺口就会显现出来，导致经济进入需求不足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资本作为整体仍有4%左右的平均收益率，任何新的投资由于资本回报率无法继续下降，只会将旧的投资挤出，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政府的投资都无法真正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社会在此时达到了某种负面的静态“均衡”状态，史帆称之为“静态陷阱”。日本曾经陷入停滞的三十年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历史上人类曾经靠战争、净出口稳定上涨以及科技突破走出静态陷阱。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走出静态陷阱的方法也需要结合现实情况不断更新，才能落地见效。于是，在现有经济框架下，世界上主要经济体资本回报逐年下降，最终跌入“静态陷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那么，我国经济如何重启高增长？史帆先生在《破局：需求不足的成因及解决之道》中指出，“国股民营”或能破局。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将资本收益中无法投资、无法消费的部分重新引导回经济体；为此，史帆先生设计了一套名为“国股民营”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机制：以国有资金通过由多层资管机构形成的网络化投资结构，或者说是一个强大的、国有“巴菲特机构”或者“中国淡马锡”，同时通过国资选择的若干基金经理之间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自由交易形成合理资产定价信号，然后国有“巴菲特机构”再以此为依据收购优质上市或非上市企业流通股权，在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的前提下，实现流通股权部分收益归属全民所有、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市场化手段实现“资产收益归公”，进而将一部分资本利得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分配给劳动者，补贴民生，有效缓解总需求不足困境。这么去看，所谓“国股民营”，要害就是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相分离、以及资本所有者与投资决策者相分离的成熟资本市场中，将资本所有者从“个人”置换为“公有”，以此将资本盈余吸收进经济循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条探索新时代下党管金融、公有制高效管理社会资产、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新路径。有道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俄乌战争、通胀、萧条，当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未来的命运，世界未来的命运，就蕴涵在我们当下的政策选择之中，也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相信，史帆先生的《破局》及其“国股民营”方案，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当代宏观经济，更加合理地把握和运用宏观经济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改革，高效运用资本市场所蕴涵的强大而深刻的伟力，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有序发展，甚至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都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