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长江局驻地楼内，陶铸跟李克农互相“饱以老拳”，大打出手。被闻讯赶来的周总理劝住后，两人才握手言欢。陶铸回家后，气呼呼地跟曾志说这事。曾志大惊道：“他不是你救命恩人吗？”说完，她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但见到丈夫的“凄惨”模样，又立即捂住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1937年9月底，因全面抗战大势所趋，中央趁此机会，对陶铸等身陷国民党监牢的同志进行营救。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正是李克农。
一开始交涉获释的三人分别是王根英（陈赓的妻子）、夏之栩（赵世炎的妻子）、熊天荆（曾经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之后就是更为重要的帅孟奇、李逸民、龙潜、陈农菲等同志。
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李克农从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国民党监狱，捞出的“政治犯”就达到上千名。对于如何妥当安排这些重获自由的好同志，李克农也费了一番脑筋：先给他们找地方住，再进行登记、发钱、发衣物、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等等。
为防止国民党往释放人员中安插特务分子，李克农通过各种方法进行初步的审查。再根据审查结果和个人情况，对他们接下来的工作进行单独安排。
陶铸是1933年10月，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的，被送进中央军人监狱。陶铸刚进去的时候，经常咳血，身体十分虚弱，但他还是在极度恶劣的监牢环境下开展工作，了解狱中情况，判断谁是自首叛变分子，谁是反动派的“坐探”，领导狱中同志坚持革命，等等。
陶铸在狱中顽强且优秀的表现，还为狱外的同志所知晓。提前出狱的人告诉曾志，陶铸在狱中的表现：“他很坚定，是军人监狱里各项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都很敬重他。”
曾志闻言喜极而泣，但又担心问道：“外面传闻他叛变又是怎么一回事？”那人顿时愤怒地大声说道：“那是敌人造谣，胡说八道。监狱里的政治犯都知道陶铸，他的骨头最硬，和敌人斗争最坚决。”
陶铸是1937年9月26日被营救出狱的，他跟其他六位同时出狱的同志合影一张，以作留念。他在照片上还写下七个九死不悔的大字：“百战归来认此身。”
陶铸出狱前就知道，营救自己出来的部门是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该办事处处长名叫李克农。对此，他十分感激中央和李克农。陶铸出狱后，就想向李克农当面表示感谢和敬佩。不凑巧的是，李克农因营救其他同志而外出，陶铸登门并未见到。
二人擦肩而过，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撞上”，莫名其妙打了一架。陶铸出狱后，因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便被组织安排在国统区活动工作。当时武汉已然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随即成立，周总理亲至武汉做工作，李克农也被从南京调到武汉来工作，陶铸则被任命为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工作。
李克农和陶铸来到武汉后，工作一直很繁忙，一直没有碰上面，没人互相介绍他们，乌龙就这样闹出来了。
一天傍晚，李克农视察完办事处顶楼的机要部门——电台房，刚出门就看到个陌生人，噔噔噔地向上跑来。李克农以为是特务或是什么其他坏人：之前出现过类似情况，为此他把办事处的警卫班扩充为排，还要求对来访人员进行观察和一一登记。
李克农当即上前，把这人拦住，大声问道：“什么人，站住！”那人显然不认识李克农，再加上被人质问，便有些不高兴，回了句：“我谁也不找，就进去随便看看。”说完，就往里走。
李克农急了，用力拉住这人的胳膊，试图将他拽出去。那人也火了，抓着李克农的手往旁边甩。你来我往，两人的火气都被搞得越来越大，你一掌，我一拳，竟就在楼道厮打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摔个粉碎，那人的额头上鼓起了一个核桃大的包。
他们从楼梯上打到楼下客厅，周总理闻声赶来制止，厉声呵斥道：“你们干什么？”李克农气呼呼地大喘气说道：“不知道什么人，硬要上楼！”周总理定睛一看，说：“那人是陶铸。”然后又向陶铸介绍：“他是李克农啊。”
这时，两人才撒开手，模样都有些狼狈。他们显然是打出了真火，一个说“是他不报姓名”，另一个说“是他先动手打人”。幸好这事当时没往外传。谁能想到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竟如此血气方刚，因为互相不认识，在“家门口”打起来了。
这天陶铸凌晨两点多才到家，曾志急坏了，以为他是遭遇了什么不测。曾志开门时，陶铸一声不吭，气冲冲地蒙头往楼上冲。曾志正要询问，就看到他头上的一个大包，急切问道：“是被特务打了吗？”
陶铸哼了一声，气呼呼地说：“我跟李克农打架打的。”曾志吓了一跳，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李克农可算是陶铸的救命恩人啊，在营救陶铸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曾志忙问陶铸具体经过。听完后，曾志没忍住笑出了声，这叫什么事嘛。在这之后，只要李克农和陶铸只要一见面，就会相视一笑，偶尔讲起这事还互相开玩笑，笑得合不拢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