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舞台上，国家的面貌多种多样，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内陆型国家和海洋型国家两种。海洋型国家被广阔的海洋环绕，想要拓展发展空间，就得驾驭巨舰，建设强大海军，争夺海洋上的岛屿，开垦殖民地，将茫茫大海化为自己的领海，从而开启海洋贸易，逐步构建起以自身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古代的希腊、近代的英国、荷兰、日本，都曾经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而内陆型国家则以陆地为主要利益所在，为了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它们必须不断向着欧亚大陆的深处拓展，依托山河、河流、关隘筑起重要城池，作为控制陆地的支点。奥斯曼帝国不断开疆拓土，俄罗斯帝国征服西伯利亚，并铺设起了直通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巩固了数百年的征服成果。而中国，则根植于长城以南的传统汉地，除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唯一可以开拓的方向就是西域。西域一旦掌握，中国王朝的影响力就能跨越葱岭，延伸至中亚，进而与欧洲各国结合。

于是，两汉盛唐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开拓西域便成了当务之急。这种历史觉悟，使得汉唐成为了中国超一流的王朝，丝绸之路的繁荣不仅丰富了国家财政，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那片荒漠与绿洲交错的土地上，诞生了无数英雄史诗，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明朝开国初年，其实也曾经有过经营西域的计划，朱元璋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周密的战略规划。明朝起源于江南，要开辟西域，必须从陕西着手。公元1369年，徐达和常遇春率领兵马自山西运城渡过黄河，分兵两路，徐达攻克西安，常遇春夺取凤翔，将“天府陆海”关中平原纳入明朝版图，元朝军阀李思齐被迫退守临洮。

将领们纷纷建议：“不如先攻取庆阳，再向西进军，直捣临洮，消灭李思齐。”

然而，徐达却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庆阳城险要地，守军精锐，难以轻易攻克。一旦李思齐得以喘息，很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持久战。因此，他主张先从南路直扑临洮，消灭李思齐，待临洮攻克之后，再回头平定陕西其他地区，顺势而为。

“庆阳城险而兵精，不易攻克。临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兵力物资充足，敌人必然束手就擒。临洮一克，附近郡县何须担忧？”

经过深思熟虑，徐达率兵攻克了秦州（今天水）、伏羌、宁远、巩昌等地，然后指挥右副将军冯胜率领前锋直逼临洮，李思齐果然无法抵挡，投降了。随后，徐达率兵北上攻克了兰州，再调转兵锋向东，夺取了平凉和庆阳。

第二年，元朝猛将扩廓帖木儿发动反击，企图夺回兰州，但徐达指挥明军大获全胜，俘虏元朝的王公官员共计1860余人、军士84500余人，扩廓帖木儿溃不成军，只得败退至元朝旧都和林。

　　击败扩廓帖木儿，陕西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徐达率领大军南下，穿越徽州、略阳、沔县，最终攻取了汉中。这段艰辛的行军路程，标志着徐达彻底收复了陕西，不仅为明朝进军四川打开了道路，也为后续经营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达胜利归来后，受封为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魏国公，年俸五千石，而宋国公冯胜则镇守庆阳，掌握了陕西的兵权。

陕西收复之后，下一步目标便是甘肃。

公元1372年，朱元璋派遣三路大军讨伐北元——徐达率领中路军、左副将军李文忠率领东路军、征西将军冯胜率领西路军。

原本朱元璋期望一举功成，如同李世民早年平定草原的壮举，然而徐达在土剌河遭遇先胜后败，几万勇士殒命；李文忠同样战况不利；唯一亮点是冯胜。

这次战役中，冯胜与傅友德密切合作，在兰州一战中大败元军，接着一路收复了凉州（今武威）、永昌、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然后折回北上，击溃了元军于扫林山、别笃山，并收复了亦集乃城，俘获牛羊马驼十余万，全军凯旋而归。

扫林山、别笃山、亦集乃城都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毗邻汉朝史书中频繁提及的居延海，是讨伐蒙古的必经之地。

尽管明朝未能完全扫荡北元，但冯胜和傅友德的胜利意味着明朝基本收复了河西走廊，为西进之门打开了大门。

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既然河西走廊收归明朝，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必须加强对青海的治理，巩固河西走廊南部的防线。

早在徐达平定陕西之时，左副将军邓愈便自临洮西进，攻陷河州，随后成功招降青藏高原的吐蕃酋长，“河州以西的朵甘、乌斯藏诸部都归顺了”，这意味着明朝名义上占领了青藏高原。

战后，邓愈凭借多年的战功，被封为卫国公。

然而，名义上的统治终究不够稳固。公元1377年，吐蕃诸部的酋长们变本加厉，不断劫掠朝贡使者，丝毫不将天朝上国放在眼里。

朱元璋利用吐蕃诸部酋长的过失，任命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分兵三路讨伐吐蕃诸部——

“西略川藏，耀兵昆仑，穷追至昆仑山，斩获万余俘虏，缴获牛马羊十余万，留兵戍要害之处而归。”

邓愈和沐英一直追击至昆仑山，部署军队控制关键地区。沐英因战功被封为西平侯。

这场战役结束后，邓愈病逝，沐英接任征西将军一职。公元1378年，沐英率领副将王弼、蓝玉继续讨伐吐蕃诸部，“平定朵甘纳儿七站，拓展领土数千里，俘虏男女二万余，杂畜二十余万头。”

由于这一系列的战功，朱元璋封王弼为定远侯，蓝玉为永昌侯。

　　两年后，沐英统率着陕西的兵马踏上北征之途，穿越黄河，攀登贺兰山，跋涉沙漠流沙，历经七天的艰辛行程，终于抵达了和林。身披重甲，沐英率领部队勇冲北元军阵，战绩斐然，将士们、牛羊、百姓和辎重一并带回了陕西。

这两次西征、一次北征，深深开阔了河西走廊的战略空间，使得经营西域再无后顾之忧。

到了公元1391年，已经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的蓝玉，被朱元璋调往陕西，率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马，以追捕逃亡之寇“祁者孙”的名义，继续向西进发，“横扫西番罕东之地”。

所谓的罕东，即是敦煌地区。

这一举措意味着，明朝已经在实际掌控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之后，有了足够的兵力可以渗透至敦煌，随后以此为立足点，进一步在西域展开腾飞。

至此，朱元璋经营西域的蓝图一直稳步推进，只要按照计划前行，明朝收复西域、辐射葱岭以至更远的影响力，势必成为现实。

而一旦进入敦煌，明朝下一个战略支点便是哈密。

　哈密，在汉朝时被称为“伊吾”，而唐朝则称之为“伊州”。

尽管史书所述“伊吾在敦煌北大碛外，自昔为域外地，不在九州之限”，但自汉朝以来，每一个渴望经营西域的朝代，都视这片土地为必争之地，将其视为连接敦煌和西域的关键战略要地。

公元73年，东汉明帝准备讨伐北匈奴时，耿秉提出了关键建议：

“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天山），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讨伐北匈奴，首要任务是夺取伊吾，利用地理优势，将北匈奴与西域诸国隔离开来，有助于西域的经营，同时也能切断北匈奴的后路。此外，伊吾还有北匈奴的驻军，攻克伊吾可削弱北匈奴的战斗力。

于是东汉明帝派出了四路大军——太仆祭彤和度辽将军吴棠出自高阙塞、骑都尉来苗和护乌桓校尉文穆出自平城塞、显亲侯窦固和好峙侯耿忠出自酒泉塞、谒者仆射耿秉和秦彭出自张掖居延塞。

两路西征，两路北伐，各司其职。

战争开始后，两路北伐的汉军进展并不顺利，相当于出塞游弋。

耿秉和秦彭经过居延塞（亦集乃）一路北上，击败了北匈奴的匈林王，直至蒙古境内的三木楼山才返回。

窦固和耿忠出自酒泉塞后，击败了北匈奴的呼衍王，继续向西推进，最终收复了伊吾，并设立宜禾都尉，在伊吾驻军，完成了既定的战略目标。

这样的战果，与明朝初年的三路北伐十分相似。

随着汉军在伊吾屯田，窦固命班超出使西域诸国。班超以汉军的支持，凭借着勇气与高超的外交技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成功说服了鄯善、于阗、疏勒归附于汉朝。

公元74年，东汉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断绝六十五年之后的关系，东汉的影响力重新延伸至西域。

然而，随着东汉明帝驾崩，北匈奴再度占领了伊吾，西域局势再次动荡，班超也开始了“匹马戍西域”的征程。

详情可参阅2022年的文章——《班超一人灭五十国，背后的中国地缘大战略》。

　　直至公元89年，北匈奴饱受饥荒之苦，东汉大将军窦宪趁机北伐，完成了“燕然勒石”的使命。紧接着，窦宪下令校尉阎砻收复伊吾，校尉耿夔和司马任尚率领兵马出征金微山，彻底击溃了北匈奴的有生力量。

窦宪的神来之笔，为已经营西域十六载的班超提供了重要支持。他统领西域归附东汉的诸国，降服了北匈奴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为西域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彻底确立了在西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可以说，东汉要想经营西域，收复伊吾至关重要。

一旦伊吾被掌握，北匈奴就无法和西域诸国取得联系。在失去外援的情况下，西域诸国面对汉军的压力，只能选择投降。

隋朝和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实际上重复了东汉的历程。

公元608年，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杨广着手经营西域，派遣裴矩出使铁勒，激励铁勒攻击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战败后逃往四川的大雪山。杨广派遣许公宇文述、安德王杨雄追击，俘虏吐谷浑王公两百余人，男女四千余口，“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

随后，杨广在吐谷浑故地设立西海郡、河源郡、鄯善郡、且末郡，并命刘权在河源郡的积石镇驻军屯田，巩固了隋朝在西域的势力。

四郡的大致范围就是今天的青海地区。

与此同时，杨广任命右翊将军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率军攻克了早年被突厥占领的伊吾，设立了伊吾郡。

伊吾在玉门关外，积石镇在青海湖以南。

伊吾和积石镇的建立，一方面监控了西域诸国和吐谷浑、吐蕃的动向，另一方面巩固了河西走廊的防御，为隋朝与西域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公元609年，刘权统帅骑兵自伊吾出发，绕过河西走廊，直击青海，彻底击溃了吐谷浑可汗伏允的反击，攻克了吐谷浑的首都伏俟城。随后，杨广亲自西巡，深入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地区，高昌王麹伯雅以及西域七十二国的使者纷纷前来朝拜。

隋朝的影响力笼罩西域，只要再经营一些年，隋朝的成就将无法限量。

然而，杨广的野心太过膨胀，在未能完全巩固胜利果实之前，就与高句丽开战，最终导致身死国灭。

杨广未能完成的伟业，将由唐太宗李世民继续。

公元630年，唐朝利用草原饥荒之机，支持薛延陀，并派李靖、李世绩等大将北伐，一举击败了东突厥，将势力扩展至阴山北地，李世民更是被四夷君长拥戴为天可汗。

这一消息传来，隋朝末年臣服于突厥的伊吾城主，率领其所辖七座城池重新归附唐朝，李世民遂在伊吾设立伊州。同年，高昌王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拜，归附唐朝。

然而，这种归附并不牢固，没有经过自己亲自打下的土地，很难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

到了公元638年，高昌王麹文泰关闭国门，利用西域诸国必经的高昌，切断了西域诸国与唐朝的联系，并联合西突厥攻陷了伊州，将唐朝的影响力牢牢困在了玉门关外。

在此时，吐蕃也出兵进攻唐朝的松州，一旦松州失守，吐蕃将会进入成都平原。

可以说，唐朝在大获全胜之后，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唐朝击败东突厥的战果也将大大折扣。

为此，李世民任命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统率五万大军解救松州。9月，唐军在松州城下击溃吐蕃，斩获数千人头，逼使吐蕃遣使来道歉。

公元639年12月，李世民命交河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副总管薛万均率军进攻高昌。一听到唐军出征，高昌王麹文泰惊慌失措，西突厥也不敢相助，侯君集和薛万均便收复了伊州，并攻占了高昌的二十二座城池。

　　战争的硝烟散去后，魏征向李世民献计曰：

“高昌远离中国，治理之道宜采取委以统治的方式。若在高昌设州立县，不但无法征收赋税，还需以中国之财养高昌。军队驻扎所需装备、粮草开销巨大，实非上策。”

李世民微微一笑：“朋友，你太过浅谋了。”他毅然拒绝了魏征的提议。除了在伊州重新确立统治之外，还在高昌原址设立西州，将西突厥的都城浮图改建为庭州，并设立安西都护府。

就这样，唐朝彻底开启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解决了国家的危机。

　通过细细道来汉唐兴亡的故事，我们能够抽取出一些历史规律。

在东汉时期，青海地区的羌人力量相对薄弱，因此，东汉只需通过玉门关收复伊吾，即可打开通往西域的大门。

而在隋唐时期，吐谷浑势力强盛，吐蕃也借助气候变暖的有利条件迅速崛起。因此，隋唐在经营西域时，需要消灭吐谷浑并开拓青海地区，以此压制吐蕃。接着，再通过玉门关收复伊吾，作为向西拓展的前沿基地。

不管怎样，伊吾都是必须实际掌控的战略要地。

到了明朝初期，伊吾已经更名为哈密，成为元朝肃王安克帖木儿的封地。

朱元璋下令徐达、邓愈、沐英、王弼、蓝玉等数次出征，不仅征服了青海地区，还收复了河西走廊和亦集乃，极大地拓宽了明朝与西域的通道。这种局势几乎是回到了汉唐时期的状态。

然而遗憾的是，明朝最终未能收复哈密，也未能成功地经营西域。

在朱元璋逝世后不久，明朝发生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攻入南京登基，年号改为永乐。

公元1403年，元朝肃王安克帖木儿派使者到南京朝贡，并请求归附明朝。于是朱棣设立哈密卫，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成为明朝的羁縻属地。

可以说，朱棣十分重视哈密卫。因为西域诸国来朝拜时必须经过哈密卫，但由于语言不通，哈密卫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将西域诸国的文书翻译成汉字。不过，朱棣对哈密卫的重视并不止于此。

自哈密卫成为羁縻地之后，朱棣并未继续开拓西域，也没有在哈密卫驻军实际控制。他只是派出一些使者经哈密卫前往西域，试图将其纳入朝贡体系。

总之，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帝位，但放弃了其对西域的开拓计划。随后的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奉行着收缩政策，废除了松花江造船厂、放弃了安南、停止了对西洋的探索，明朝的影响力逐渐退回到传统的汉地。

在这种背景下，哈密卫自然也变得无人问津。

公元1439年，崛起中的瓦剌攻陷了哈密。忠顺王向明朝求援，但当时执掌朝政的“三杨”并未理会，任由瓦剌将忠顺王及其母亲劫掠到草原。结果哈密开始害怕瓦剌，与中国稍有疏远。

哈密之所以归附明朝，归根结底是想要借助强大的后台。如果明朝无法实际掌控哈密，也无法保障其安全，那就不要指责哈密左右摇摆。

公元1473年，吐鲁番崛起，号称控兵五万，再次攻陷了哈密。吐鲁番统治的地方，正是东汉的鄯善国、车师国，以及唐朝的高昌国。

　从历史的镜头来看，吐鲁番和哈密仿佛是一对连体婴，而吐鲁番攻陷哈密，便宛如唐朝时高昌攻破伊州的重现。

明朝深知吐鲁番壮大的后果，于是派都督同知李文率领数千骑兵，踏上讨伐吐鲁番的征程。然而，李文在敦煌的苦峪城驻扎一段时间后，却胆怯退兵，原路折返。

这一事件让吐鲁番颇有所悟——“明朝，也不过如此”，结果就是“吐鲁番越发嚣张”。

公元1491年，吐鲁番将哈密归还给明朝，明朝册封忠顺王的后裔陕巴为忠顺王，并将他送回哈密。然而不久之后，吐鲁番再次攻陷哈密，俘虏了陕巴，并在敦煌地区肆虐。

明朝无能为力，吐鲁番酋长阿黑麻自称可汗，威胁要侵略酒泉和张掖。明朝立即关闭了嘉峪关，禁止任何人出入。

阿黑麻发现无法得利，只好回到吐鲁番，仅留下四百骑兵驻守哈密。

明朝已立国百余年，竟连哈密都无法掌控，被吐鲁番逼得如此窘迫，西域经营的梦想基本上成了泡影。

到了1529年，吐鲁番数次进攻河西走廊，都被明朝击退。为缓和与明朝的关系，吐鲁番提出归还哈密，而明朝则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不再要哈密，留给吐鲁番吧。”

詹事霍韬曾说：“哈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连接两部之间，外控西域，内护边疆，绝对不可丢弃”，一语道破哈密的重要地位。

然而，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胡世宁坚决反对保留哈密。

汉唐视哈密为生死攸关之地，全力争取，而明朝始终无法进驻哈密，甚至弃之如敝履，使得西域与明朝无缘。

而明朝的西域疏于经营，代价便是蒙古、西域、青藏高原逐渐通过黄教联系在一起，随着满清在辽东的崛起，也加入了这个大联盟，从四面八方封锁了明朝。

对于一个内陆型国家而言，明朝可谓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极不合格。

　单单凭这一点，明朝便无法与汉唐相提并论。

那么，为何朱元璋怀有经营西域的雄心，而朱棣却缺乏这份志向呢？

或许是经济中心的移动、气候的变迁、人口的密度，诸多因素交织影响，但我觉得，首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朱元璋和朱棣的行动主动性。

朱元璋晚年有意迁都西安，甚至太子朱标因在西安视察时染病而不幸身亡，可见迁都西安是父子二人的共识。

一旦迁都西安，他们就能利用“关中四塞”的地理优势，以内陆型国家的标准来治理明朝，此时需要将陕北、甘肃、宁夏、青海纳入西安的战略布局，以西域作为外围防线。

这样一来，经营西域便成了关乎明朝命运的重大议题，势在必行。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间不断向西开疆，重走了汉隋唐的旧路。

然而，朱棣迁都北京后，明朝生死存亡的焦点转向蒙古和海洋。因此，朱棣有充足的动力去讨伐蒙古、成立水师下西洋、疏浚京杭大运河。

至于陕甘宁青，则成了明朝的西陲边地，而西域更是祖先未曾纳入统治的边疆之地。这些遥远的山峦荒野，离北京万里之遥，羁糜统治已经足够，不值得耗费国力去开拓。

然而，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是自然形成的内陆型国家，经营内陆是每个王朝的天然任务，而经营海洋则必须建立在经营内陆的基础上。

若抛弃了内陆经营，将重心放在海洋上，那便是舍本逐末，无论初期多么辉煌，终究是虚妄之举。

事实上，朱棣逝世后，他的海洋战略便土崩瓦解，而朱元璋的内陆战略因迁都北京而中断，导致明朝东西不顺，成了一个失去方向的王朝。

而放弃哈密，则是明朝整体战略失败后留下的最后一滴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