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军事研究者看来，抗战时的中国由于严重缺乏现代化军事技术和规模化的重工业，因此在这场长达14年的艰苦战争中，中国军民几乎完全在用自己的血肉保卫祖国，并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此惨痛的损失并不完全是双方国力、装备和官兵素质决定的，国民党当局自身的严重问题，也是导致如此惨烈损失的关键。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彻底击败外国侵略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真正的改善，这是因为国民党承担的正面战场面对日军时败多胜少。
如此情形，导致直到今天，不少同胞都为此憋着一口气。
尽管当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各方面条件上都和国民党军相差很大，但消灭敌人、收复失地的效率却高得多，以至于日军自战争中期开始，逐渐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视为头号对手，这都要归功于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英明领导。
如果当年毛主席获得了全国抗战的统一领导权，那么抗战局面是否会好得多呢？
国民党军从上到下都存在大问题
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多数同胞都怀着众志成城的心态团结抗战。
例如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军倾其所有，从部队高级将领到普通一兵，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淞沪会战依旧以失败告终，这也最终导致南京大屠杀这场惨剧。
尽管国民党军曾和国内对手激战多年，看似战争经验充足，但却很缺乏对现代化战争的认知和相应准备。
淞沪战场，有利于优势对手发挥海空兵力和重炮优势，而国民党军却只依靠三条防线死守，不但将主动权让之于人，而且更使得自身更容易被对方重武器集火杀伤。
随着有生力量的不断损失，守军的士气也在不断下降，最终防线必然会被敌人突破。
长期以来，国民党军缺乏重武器，而且兵种很单一，通讯、后勤、工兵等单位十分单薄，这就导致参战部队在先天上和对手存在明显差异。
在实战中，国民党军官兵往往在攻守战术方面杂乱无章，兵种协同能力差，且由于缺乏对现代化武器的认识和防范意识，每次战斗都牺牲巨大。
更糟的是，国民党军还存在严重的添油战术，这就导致自身人数规模优势也被逐渐抵消。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不断借日军之手削弱杂牌部队。
不但导致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深重的矛盾，团结协作抗战几乎无从谈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高层笃定日本迟早战败，因此更坚定了反共第一位的策略，乃至和日伪暗中勾结，不少部队甚至沦为伪军。
无疑，这导致国民党军抗战中后期整体对日作战效率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因此导致豫湘桂会战的惨败，也就是这场惨败，直接导致中国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形象受到极大损害。
敌后抗战的巨大作用和中共武装不可忽视的亮点
抗战爆发之初，毛主席就在深入研究敌我优劣情况后发表了《论持久战》。
毛主席认为，敌我实力固然看似悬殊，但中国具有道义、主场作战的优势，更能经得起消耗，而日本的扩张使其迟早会和其他列强大打出手。
如果中国能通过积小胜获大胜，不断消耗对方有生力量，进而导致日本无法以战养战，那么一旦国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中国抗战胜利也就为时不远。
正面战场上，日军不断派遣精锐小分队发动夜间突袭，国民党军因此不断遭到消耗。
尽管国民党军较少以类似形式反击，但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这方面走的比日军更远。
由于日军的占领区迅速扩大，其后方防务难免空虚，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地方游击队的四处出击取得了极大成效。
即便是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后，八路军依旧在短时间恢复了元气。
到抗战后期，不断壮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但大量收复失地，甚至直接包围了北平、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
中共武装的关键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和自力更生。
经历了抗战初期平型关等战斗，八路军很快认识到，相对于国民党军，日军在各方面都要更难对付，因此在战术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反复自我复刻战斗，总结敌人在战术、武器和素质等方面的优点，进而针对性展开训练。
通过对日军优点的学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升，甚至到抗战后期，白刃战、射击水平和分队配合突袭等方面已超过了对手。
而这些抗战时的步兵领域战力积累，甚至逐渐演变为后来抗美援朝战场上有名的“三三制”打法。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受到日伪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
然而就在这看似无望的环境中，敌后根据地甚至因地制宜，设立了多家原始的兵工厂，并不断积极开荒，不但解决了武器供应问题，还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
作为对比，国民党部队普通士兵甚至还在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
也正是这种鲜明对比，一些日本军官战败回国前才会直言：
不久后，国民党政权将被共产党彻底取代。
如果毛主席领导全国抗战，军民牺牲会小得多
毛主席的一贯风格，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战术上重视。
他从理性和全面的角度分析，分析日本无法进行长久战争，驳斥了亡国论；但他也直接指出整体实力的差距，并阐明中国最后只能靠自己，进而反对了速胜论。
在毛主席看来，靠自己，就要发动全国全军全民。
相比于自身内部尚且山头林立，代表官僚资本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无论从组织效率、人望等方面来看，都更有动力也更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动员。
抗战前，中国工农红军已和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周旋多年，直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时冒进前，都屡屡获得胜利。
归根结底，其奥妙就是在广泛发动群众后化整为零，充分利用地理环境避实击虚，不断骚扰对手。
一旦时机成熟，就集中主力狠狠打击对方的心脏地带，并尽量吃掉对方的主力。
有着红军时代的经验，如果毛主席完全领导全国抗战，就可以通过协调整合、战术改进训练等方式为先导，充分利用中国本土抗战的优势，将越来越多的日军部队牵制在中国境内。
中共武装在抗战时期虽看似条件简陋，但对学习的热情却十分高涨，甚至延安的军事干部都要学习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当时最尖端的武器，不少原先几乎文盲的战士在经过扫盲班培训后不但识文断字，甚至还能写出流畅的报告。
更重要的是，我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例如解放战争中，不少被收编的国民党部队因此脱胎换骨，以至于在朝鲜战场上迸发出强大战斗力。
因此，假设毛主席领导全国抗战，国民党部队就可能从杂牌到中央军，最终实现脱胎换骨，并发挥该有的战斗力。
抗战时，国民党当局一再将希望寄托于德、苏、美等国，不是希望这些国家进行调停，就是希望它们不断进行军火援助，却不是被抛弃，就是完全沦为棋子。
归根结底，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某些帮助，必然建立在利益基础上，是否继续援助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在战场上的表现。
以美苏两国为例，尽管它们从表面上承认国民党为当时中国的正统，但在深入接触后无一不对国民党十分失望，但他国代表却每每被延安乃至敌后根据地的全新气象和作战表现所触动，进而对毛主席产生好感。
在这个架空的情况下，毛主席成功组织指挥全国抗战，就不可能出现国民党当局那样的消极抗战、贪腐成风和频繁内讧，部队作战也会因地制宜，避实就虚。
随着更多日军部队被牵制，并不断损失在中国战场，日本的战争资源也会随之快速枯竭，同盟国也会迅速认可并敬重中国，事实上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蔑视自然不会出现。
由此而生的，必然是来自盟国更大力的全面援助，这些军火外援的被利用率自然也会远超过国民党，进而极大提升抗战部队的综合战斗力。
这样一来，中国就会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死亡陷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就会比史实上更早陷入孤立和困局，进而只剩下两个选择：逐渐从中国撤军，或提前铤而走险南下袭击西方国家殖民地，进而四面树敌并提前战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