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马的来源】
于历史剧《康熙王朝》有所涉猎的受众当会留意，康熙帝在盛京举行祭祖仪式并会晤蒙古诸王公之际，周培公向其举荐了姚启圣。彼时，姚启圣任职九品司厩，执掌三里河马场之事务。
在剧中所提及的“马场”，实则为清代马匹供应的源头所在。清代时期，马场的分布具有特定的地理格局，主要集中于口外区域（涵盖张家口、独石口等地）、伊犁以及甘肃等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东北地区虽存在马场，但其规模相对有限。东北地区的马场，更多承担着为皇帝祭祖仪式提供马匹的职责，并非清代马匹的主要产地。
在清代，马匹依据用途与来源可细分为不同类别。其一为御马，此乃专供皇帝使用之马，数量稀缺且品质卓越。其来源多为伊犁马场所产之上等战马，亦或外藩进献之贡马。其二是八旗官马，主要产自口外马场以及伊犁、巴里坤等地马场，质量甚优。其三为绿营马，大多源于陕甘地区，在品质方面较八旗官马稍逊一筹。其四是驿马，该类马来源繁杂，品质相对较低。
【清代管马的机构】
在清代，马政管理体系由三个机构协同构成，其一为兵部辖下的车驾清吏司，其二是太仆寺，其三则是内务府上驷院。
在国家马政管理体系中，兵部车驾司占据核心地位。其职能涵盖全面颁布天下马政政令，并统摄邮驿相关事务。具体而言，无论是八旗军队，抑或是绿营部队，各类军马数量的厘定均由车驾司负责。当出现马匹倒毙、缺额等情况时，车驾司依据实际状况，或采取拨补之策，或施行买补之举。
自北齐创设伊始，太仆寺便作为执掌车马畜牧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而存在。然而，历经朝代更迭，至清代，太仆寺的职能出现了显著转变。
清朝初期，太仆寺归属于兵部武库司，其执掌范围涵盖直隶、山东、河南以及江南诸省的马政、奏销与考核等事宜。至康熙九年，经朝廷商议批准，兵部位于口外的两处种马牧场转由太仆寺接管。
雍正三年，太仆寺自兵部析离独立。此后，太仆寺之核心职责为执掌口外左右两翼牧场。虽太仆寺隶属马政机构范畴，然其涉足事务颇为有限。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架构中，内务府上驷院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专门机构。其职能主要聚焦于皇家马政及车辆管理领域，按照官方典籍记载，该机构的核心职责为“掌御马之政令”。具体而言，其管理范畴涵盖京城内外总计18处马厩。
在地方各直省，马匹管理事务亦不可或缺。然而，各省在马政管理方面，并未设立专门独立的机构。马政管理职责，多由督抚兼任履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兼任情形通常不会在官员完整的官衔称谓中体现出来。
在清代诸多总督职位中，陕甘总督别具一格。其完整官衔表述为：总督陕甘等地，兼提督军务、粮饷，且负有管理茶马事务并兼任巡抚之责。于清代九大总督里，“管理茶马”这一职责仅赋予陕甘总督，为其独有之衔。
其缘由并不复杂。陕甘地区位居西北，域内多为广袤且土壤肥沃的暖温带草原区域，亦有河谷阶地，水草极为丰美；山地丘陵之间，森林郁郁葱葱；绿洲地带兼具宜农宜牧之特性。
在清朝康雍乾时期，陕甘地域战事频仍，几近连年兴兵征伐。此局势之下，朝廷政务繁杂，精力主要倾注于军事行动，实无余力于该地区筹建马场。迨至乾隆年间，国力臻于鼎盛，乾隆帝洞察到从内地调配马匹存在诸多不便之处，遂基于战略考量与实际需求，决定于陕甘地区着手设立马场，以优化军事资源配置。
陕甘地区在马匹产量方面表现突出，然而其马匹品质尚欠精良。这些产出的马匹，主要用于供应各省绿营骑兵。在陕甘众多马场中，凉州、肃州、西宁三处马场久负盛名。此外，乾隆二十六年设立的巴里坤马场，亦具有一定影响力。
在历史语境下，西北区域的军事政务与马政存在紧密关联。具体而言，陕甘总督一职需兼任茶马事务，同时，提督、总兵的职衔之中亦明确载有“总理马政”之表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各省的督抚，尽管在职责范畴内同样负有督促马政之责，然而，鉴于当地并无马匹产出，所以并未对“马政”这一职能予以特别着重强调。
八旗体系作为封建王朝直属核心力量，始终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于八旗马政管理层面，伊犁将军府担当最高管理机构。该将军府下设印务处、粮饷处、驼马处、营务处等多个职能部门，其中，驼马处专门司职八旗马政相关事务。
【清代各类马匹的数量】
在古代，马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价格始终处于高位。据非详尽统计，于全国范围内，八旗、绿营及各处驿站，最低配备要求约为各类马匹25万匹。具体而言，八旗所需马匹数量近10万匹，绿营约10万匹，而驿马则为5万匹。
此外，从相关史料数据可知，每年因衰老或疾病导致马匹死亡的比例达十分之三 ，据此推算，死亡马匹总数逾30万匹。同时，马匹价格亦有明确记载，因地域差异呈现不同价位。具体而言，山东地区每匹马售价为10两白银，山西与河南均为8两白银，江西地区为16两白银，贵州为20两白银，广东则高达22两白银。
从总体原则而言，鉴于地理区位与运输条件等因素综合作用，马匹价格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北方省份的马匹价格相对较低，而南方省份则偏高。其内在逻辑在于，当同等品质的马匹从北方运输至南方，因运输成本及其他相关因素叠加，致使其价格在南方市场翻倍，这一现象符合经济学中关于成本与价格关系的基本原理。
据文献所载，各省绿营之马匹数量，其情形大略如下：
在清朝时期，各省份所拥有的马匹数量呈现出不同态势。直隶省为9567匹；山东省计4989匹；河南省有3058匹；山西省达4851匹；陕西省为7807匹；甘肃省数量最多，高达26610匹。此外，江南地区为5974匹；江西省为1709匹；福建省为4468匹；浙江省为2415匹；湖北省为3203匹；湖南省为3168匹；广东省为5033匹；四川省为3942匹；广西省为2179匹；云南省为3901匹；贵州省为3694匹。
从相关数据及态势分析可知，在陕甘两省，绿营军队体系中骑兵所占比例处于高位。此情形并非难以理解，究其缘由，陕甘两省地处西北，乃彼时军事行动的核心区域。鉴于该地区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绿营在此驻扎的兵力规模庞大，且其中骑兵占比较高，实乃符合当时军事布局与作战需求的合理现象。
上述所呈清代马政相关阐述，仅为初步概述，尚有诸多层面未作探讨。若诸位针对清代马政存有其他疑问，欲向御史进行垂询，可通过私信方式或于评论区域留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