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经过“瓷器店里打老鼠”的作战方式，上海终于迎来了它的解放。上海几乎没有遭到破坏，陈毅接手后，本以为老百姓按照过去的方式生活就好，没想到管理一座城，比攻下一座城更艰难。
如何应对国民党残留的1.4万名干部？让陈毅愁白了几根头发，斩草到底要不要除根？
上海的特殊性
陈毅作为解放军三野指挥官之一，担负着上海的接管工作，这个任务具有极高的历史意义。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更是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城市，拥有庞大的外资企业、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众多的外籍居民。
这座城市曾经是国民党的核心重地。在解放军到来之前，上海的市民生活、商业秩序、政府机构都已经处于一种接近崩溃的状态，如何重建秩序，恢复社会生产力，成为了陈毅必须直面的问题。
上海解放的战斗号称“瓷器店里打老鼠”，意味着在进攻中必须小心翼翼，不能破坏这座精细且脆弱的城市。陈毅和粟裕为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采取了保守战术，尽量避免使用重武器，确保上海不被战火过多摧残。
当陈毅进入上海后，他首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接管这座城市的行政事务上海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有着深厚的商贸、文化背景，同时，多种势力错综复杂、盘根在一起，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陈毅意识到：解放南京、解放天津的经验，在上海并不适用。不同于农村地区，上海这座大城市不仅涉及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更需要维护其经济运转和国际关系。
陈毅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上海遗留下来的国民党干部。这些干部掌握着上海市政府的实际控制权，是这座城市运转的核心。然而，这些干部的背景和思想极为复杂，大多数人都有深厚的国民党背景，一些人更是直接参与了反动政权的建立和镇压。
如何处理这些干部，成为陈毅面临的棘手问题。要清洗他们，势必引发社会动荡；若过于宽容，又可能滋生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国民党旧干部的特殊地位
如果旧干部只有四五百人，陈毅完全能把他们关入监狱陈一一个个排查，只有手里没人命的人，才能获得新生。可上海的旧干部高达1.4万，埋坑里都要一个月时间。
在陈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来自军管会和各方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的名字，标注着他们的职位和曾经的恶行。
陈毅看完报告后可以确认：这是一群在国民党统治下，参与过压迫和罪行的旧政府官员。他们之中，有些人曾亲手镇压过反对声音，有些人甚至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军勾结，做出过种种滔天罪行。
这样的人，应该遭到严惩、清除，但陈毅却陷入思考。清洗掉这1.4万人的干部队伍，能从根本上铲除国民党旧有的影响力，可一旦失控造成社会动荡，上海经济必将遭受重创。
在深思熟虑后，陈毅做出了一个出乎许多人预料的决定：他选择留下绝大部分国民党旧干部，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进行甄别。
陈毅心里清楚，上海的恢复与稳定，必须依靠一部分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那些经验丰富、能干的干部，特别是在交通、水电、商业等领域的管理人员，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人虽曾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参与过罪恶的暴行，他们更多是生活在体制的阴影之下，接受了国民党所赋予的职务。他们中的很多人，若能得到适当的引导和激励，完全有可能转变为建设新上海的力量。
陈毅通过军管会对这些干部进行细致的甄别，划分出三类：
第一类：那些曾直接参与过镇压人民或与敌人勾结的恶人，陈毅坚决支持将他们送交法庭依法审判；
第二类：思想顽固、极难转变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犯下滔天大罪，但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旧体制中，思想意识尚未更新，陈毅决定先予以观察，给予适当的教育引导；
第三类：则是那些年资较老、经验丰富、能在新的政权体系下继续工作的人，陈毅决定予以保留，让他们继续为上海的恢复与建设出力。
为了避免极端处理所带来的不必要后果，陈毅决定以“宽大为怀”的态度，给予他们机会，同时加强对他们的监督，确保他们不会反复作乱。他亲自签署了一系列关于干部留用和转化的命令。他在公文上写道：“能用则用，能转则转，少杀无赦，保上海安定。”
陈毅的决策与中央的支持
陈毅的想法虽好，但部下的声音同样值得注意，他们为了解放上海牺牲了上万人，如今要和昔日的敌人成为同事。这让他们如何安心？谁知道会不会有人半夜捅刀？一些激进派人士认为，陈毅此举是在纵容旧的腐朽势力，给了敌人反扑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上海的社会结构复杂，市民们的情绪波动极大，尤其是在战后的混乱局面下，民众对这些曾是压迫工具的旧干部充满了仇恨。如果陈毅采取过于宽容的做法，可能会被批评为软弱，动摇新政府的威信。再者，如何说服这些干部从内心接受新政权，放弃他们曾经的立场与信仰，也是陈毅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深刻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陈毅决定采取一种既坚定又宽容的方针，他认为：宽容并非对坏人纵容，而是要给予那些未曾深陷罪恶的干部一个转变的机会。这些干部大多数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些人即便曾在国民党的体制内工作，也未必全然认同其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
陈毅的思路很清晰——要让这些干部知道新政府的目标不仅是推翻国民党，更是为了恢复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只有通过这些干部的专业能力和管理经验，才能帮助新政府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上海的社会秩序与生产力。
在与其他干部沟通时，陈毅意识到，这一政策必须得到党中央的认可，才能更加稳固。他迅速向毛主席和中央汇报了自己的决策，并附上了详细的分析报告，解释了上海的特殊性以及为何采取宽容政策对于稳定城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提到：“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心脏，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处理得当，能够为全国的解放工作提供强大的支持。”
陈毅特别强调，在接管过程中，上海的局势复杂，既有来自外资的压力，也有来自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挑战，如何用智慧与力量逐步消化这些矛盾，显得尤为重要。
毛主席对陈毅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明确表示：宽容政策是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是一种“远见卓识”的决策。
毛主席强调，“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让上海这个重要的城市陷入混乱。要放眼长远，为全国解放与建设考虑。”
党中央的认可让陈毅的决策得以顺利实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陈毅在工作中逐步展开了对这些干部的甄别和引导，留用了大部分干部，同时加强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与监督。
大多数旧干部在新的政治环境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参与了上海市政府的各项建设工作，从恢复经济、修复基础设施到管理治安、调解社会矛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毅的这份宽容与大度，不仅赢得了上海市民的尊重，也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陈毅的“宽政”政策“有远见”，并且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典范。
留用干部的成效与上海经济复苏
在上海的交通运输系统中，曾有许多资深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他们熟悉城市的道路布局、交通流量和运输调度等一切细节。在接管初期，陈毅并未立刻剔除他们，而是鼓励他们在新政府的框架下继续工作，协助恢复交通秩序。
通过他们的管理和协调，上海的交通网络得以迅速恢复，市内的电车、公交车和地铁线路重新开通，物流系统也重新运转，为上海的工业生产和民生提供了重要保障。
上海的水电设施在战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而这些设施的恢复涉及到大量的技术和管理工作，许多老一辈的工程师和管理干部曾在国民党政府时期负责这些重要设施的运营。
陈毅采取了留用与改造相结合的策略，保留了一些老干部，尤其是那些技术过硬且在电力、水务领域有丰富经验的人员，给予他们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这些干部的帮助，上海的电力和水务系统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恢复了正常运行。
最棘手的经济问题无疑是货币改革和物价调控。在陈毅接管上海的初期，金圆券已经了场的主要流通货币，但它的贬值速度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民众对这种货币丧失了信心。
上海的市场物价飞涨，物资匮乏，人民的生活困苦，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货币改革与物价调控措施，上海的社会秩序就可能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崩溃。
陈毅决定实施人民币的强制性兑换政策，用以取代金圆券的市场流通地位。和旧干部商讨得出可行后，立马实施，采取了强力的政策措施：加大打击黑市交易和非法兑换的力度，同时组织各类市场检查，确保人民币能够在市场上稳定流通。
面对物价飞涨的问题，陈毅决定实施价格管制，制定合理的价格标准，并通过政府调控手段来限制不正当的商贸行为。
他与旧干部一道，严厉打击了炒作物资和囤积居奇的商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市场供给。通过这些严格的调控，上海的物价逐渐恢复了正常水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得到了保障。
在短短几个月内，上海的货币体系得到了恢复，市场秩序逐步走向正常，经济复苏的基础开始逐步稳固。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那些曾经身处国民党体制中的干部，他们的经验与能力为上海的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