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至今，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官吏铨选制度，延续时间之漫长、在国内外影响之巨大，能与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取士制度，自隋至清，行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承担起为中国官僚政府源源不断输送管理人才的使命与责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科举制持续推行的动力；“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是科举制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唯一不可取代的铨选制度的根本；以儒家“斯文”作为取士标准，应举者慨然以从政、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科举登第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励志的目标。
中国科举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辐射源，其影响力扩及东亚和西方。可以说，中国科举制，是君主维护和强化中央集权、治理大国的利器，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构建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重大价值。
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
唐代后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科举考试没有中止。五代军阀争斗不息，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科举考试没有间断。两宋三百年间，宋辽、宋金、宋蒙战争，未曾打断三年一举的科举考试；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难保的险境下，宁可下放到地方进行类省试，也未曾中断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南宋临近灭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辽、西夏、金、元朝虽为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无不实行过科举制度。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
科举与国运相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经济、风俗、人心之影响，无与伦比，至今在海内外犹不绝余响。自宋以后，中国社会是科举社会。科举出身的精英人物，曾经是唐宋以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活动的主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
“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中国科举不仅只在中国长期实行。日本最先仿行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时间在公元7至8世纪。《日本诗纪》中载有《贺诸进士及第》，其中《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值千金，孝养何愁无斗储？”可见日本科举及第即授官，所得俸禄可供养父母。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越南推行科举制长达844年（1075—1919），仅次于朝鲜，然其废罢科举时间比中国还要晚14年。被视为“科举抡才，实关盛典”的科举制在周边国家的传播，为构建儒家文化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功至伟。
中国科举考试的先进文化，为西方欧美国家所学习、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国科举考试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原则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一次伟大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顾立雅明确肯定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在建立现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因此，刘海峰教授顺理成章地提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成为一个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举学”已成为一门显学
科举制的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权势、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私心交织干预而受到破坏，加上传统保守的考试内容趋于僵化，科举制施行千年之后，已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潮流，其弊病日益凸显，批评之议蜂起，终于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为清政府所废除。
站在21世纪时间的高峰，回眸已经渐行渐远的十三个世纪的科举岁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举制是一份值得人类总结的制度文化遗产。海内外无数学者对中国科举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科举研究论著成千上万，加深了对科举制得失的科学认识。研究中国科举史一个多世纪了，《中国科举史》已出版了好多部，科举研究已形成“科举学”，成了一门显学。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撰编过一部断代《登科总录》，未能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历代登科名录及登科人的生平资料，也就是说，连有多少人登科的“家底”都未摸清，中国科举史研究能说充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吗？
如果把整个中国科举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楼的话，那么，《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该系列包括《隋唐五代登科总录》《宋代登科总录》《辽夏金元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和《清代登科总录》）就是这座大楼的坚实地基。有了它，历代登科科目及其登科人数的变化、进士的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科举与地方文化教育等研究就得以铺开。因此，《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推出，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龚延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