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元
编辑 | 美龄
20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塔林·考里科和德鲁·韦斯曼，以表彰其“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使得开发有效的针对COVID-19的mRNA疫苗成为可能”。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他们突破性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mRNA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为疫苗的前所未有的开发速度做出了贡献”。
考里科和韦斯曼于从1998年开始合作，在研究期间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障碍，mRNA非常不稳定，容易被体内的酶降解，而且mRNA可以引起强烈的炎症反应，可能损害细胞和组织。
因此，考里科和韦斯曼两人备受同行质疑，资助者也对未来不看好，而选择不再投资。重重困难之下，他们并没有放弃。
尤其是卡塔林·考里科，她已经失败过太多太多次，但在她看来，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付出，都能让她离成功更进一步。
默默无闻40年，辗转2个国家，被3个实验室驱逐“流放”，几十年没有固定职位，一直游走在学术界边缘。在mRNA疫苗被广泛关注之前，考里科的履历中写满了失败。
但她始终沉浸于自己的mRNA世界，执着而专注地做着研究，因为她认定mRNA可以用来指示细胞生成药物，包括疫苗。
这样的执着最终引领她与她的搭档韦斯曼一起迈向了成功。
卡塔琳·考里科的人生堪称逆袭传奇：她是屠夫之女，曾患过癌症，工作曾一度岌岌可危，被质疑被降职，默默无闻孤坐冷板凳40年，依然不曾放弃研究。
她长期被忽略、蔑视，工作中被解雇、降职，无数次申请经费被拒绝，甚至受到驱逐出境的威胁，拿着微薄的薪水，承受着无端的羞辱……
但无论如何，她始终坚韧地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走了下去。
1955年，卡塔琳·考里科出生于匈牙利小镇小新萨拉什。母亲是书记员，父亲是一位屠夫。从小，考里科就看着父亲解剖动物，研究着屠刀下生物的构造以及动物内部运作机制。
她对生物学的兴趣，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而这也促使她向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从小学到大学，考里科一直很喜欢生物学课程。小学期间，她参加生物竞赛获得了全国第三名；中学时获得过最佳生物学学生奖，大学时的她也曾获得过奖学金。
1973年，18岁的考里科考入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塞格德大学就读，在一次讲座上，她了解到mRNA，对这种神奇的分子产生浓厚的兴趣。
1978年，她选择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mRNA的应用。获得博士学位后，她在赛格德大学生物研究中心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好景不长，两年后，她遇到研究中心因项目研发经费紧张减员，30岁的考里科被解雇了。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走投无路的她选择全家迁居美国。
当时她已经在费城的天普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和丈夫一起带着2岁的女儿去了美国。
当时，匈牙利政府不允许兑换超过100美元现金，她和丈夫为了筹资，去了黑市卖掉了车子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把900英镑缝在女儿的泰迪熊里偷偷带出境。
“这是一张单程票。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初入美国的考里科没有手机也没有信用卡，但必须要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彼时，DNA研究正火热，考里科却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研究mRNA上，她和导师在研究方向上发生了分歧。
可她关于mRNA的研究始终没有什么的突破，4年后，34岁的考里科再次被解雇。
1990年，考里科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担任助教，与心脏病专家埃利奥特·巴纳森一起研究mRNA。
但这个项目依旧不是主流方向，因为早期合成的mRNA在动物试验中出现了严重的免疫反应，导致多数试验动物死亡，所以这个项目并不被医学界看好。
考里科依旧选择坚持，但她面对的困难要比想象中更多，申请研究经费，屡屡受挫。被外面的人冷嘲热讽久了，巴纳森也对未来有了迷茫，离开了学校，前往生物技术公司任职。
直至1995年，40岁的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第六年，学校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解聘，要么选择降级降薪。
当时她的研究好不容易有了一些进展，只能接受大幅降薪，被赶到学校动物房临时搭建的简陋实验室里做研究。
屋漏偏遭连夜雨，收入大幅减少的考里科被诊断出患上了癌症，她的丈夫因签证问题被滞留在匈牙利。此时的女儿正在读书，还需要钱来支付学费。
她只能靠着自己一边治疗，一边独自抚养女儿。即使如此艰难坎坷，她也从未打算放弃，每天清晨五点准时到实验室，经常晚上一两点才睡。她说：“做热爱的事，再艰难也很开心。”
考里科的丈夫曾调侃 “她每天这么无休止的工作，一小时只能赚1美元。”直到1997年，这位时薪1美元的科学家，终于迎来了希望。
经过多年的坚持，事情终于开始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经过积极的治疗，考里科的癌症康复了，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而她也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德鲁·韦斯曼。
韦斯曼当时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两人因为谁先用复印机的事情起了争执，但也正是不打不相识，两人在mRNA研究领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同于考里科这样研究界的小透明，韦斯曼当时已经是免疫学界风云人物，他正在研制一种针对艾滋病毒的疫苗，看到考里科的研究价值，邀请她到自己试验室担任初级研究员，开始了长达20多年合作，研发mRNA疫苗。
两人的研究开始有了更好的方向，他们找到了改造mRNA的办法。2005年，两人将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发表。宾夕法尼亚大学也为两人的发现申请了专利。
但这并没有在科学界引起多大的“水花”，依旧没有投资人对此问津。
经历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与争论，科学界终于意识到mRNA可能是潜在的革命性工具。对他们研究开始了重新审视。
2020年，COVID-19大爆发，两人的巨大价值才得以最高形式显现。据一项研究估计，该疫苗仅第一年就在全球挽救了近200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mRNA疫苗超过6.55 亿剂。
除新冠外，目前医药界还在开发使用mRNA 技术的疫苗来对抗多种疾病；包括流感、疟疾和艾滋病毒等。
在mRNA疗法得到应用并推广之后，考里科并没有为疫苗的有效性感到狂喜。或许是因为她为这一刻的成功已经做了40年的心理准备。
不过令考里科开心的是，这项研究真正的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人。
在考里科研究遇到瓶颈时，她的女儿苏珊·弗朗西亚给了她最大的宽慰。
弗朗西亚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运动天赋，考里科并没有让她走自己的学者路线，而是依照她的兴趣爱好，让她自由发展。
弗朗西亚选择了竞技体育，这条路依然是充满着坎坷和荆棘，但考里科对研究的认真努力和专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儿——不畏艰险，不断进取，敢于面对所有挑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金牌得主苏珊·弗朗西亚。
2008年北京奥运会，苏珊·弗朗西亚和队友一起赢得了“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项目金牌。之后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她又忍住背部的伤病，一路从预选赛坚持到决赛，之后成功卫冕。
弗朗西亚曾这么形容：“赛艇运动中，运动员往往都是背对着终点，这意味着你看不到终点和你的距离。我的母亲同样也是如此。她无法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终点，但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相信，每一次付出，都会让你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遇到挫折，相互鼓励；获得成功，彼此分享，母女两人在各自不同的赛场，以大无畏的姿态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