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主席和周总理

1955年，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时，一位特殊人物的报告被呈上了毛主席的工作案头，毛主席在看后，立即找来了周总理，在经过商议后，并作出了决定：“定为行政3级工作，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

要知道，行政三级工资，按照军队军衔来排的话，是元帅，而这位受到毛主席特批的人物是郑位三。

在五四运动期间，郑位三在武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之中，并在恽代英等人创办的“利群书社”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它进步书刊，受这些的影响，郑位三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郑位三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家生涯。

加入共产党后，郑位三便以满腔的革命热情，与董必武派回黄安活动的党的工作组成员等人，促进黄安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了全县工农群众公认的革命先驱和旗手。

图|郑位三

在黄安期间，郑位三主要为革命作出了三大贡献。

第一是创办农民夜校，宣传发动群众。

当时，郑位三为扩大革命影响力，把自己从武汉带回的革命书刊、杂志上的文章摘抄下来，变成通俗易懂的“三字经”、“歌谣”等，教给农民传唱，农民在夜校不仅学到了知识、认识了字，还懂得了不革命就没有出路的道理。

第二是组织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

在封建时期，百姓们一直受到土豪劣绅的压迫，为了让百姓能真正翻身做主人，郑位三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只为筹建县农民协会，农民运动兴起后，郑位三多番借鉴，结合黄安农运的实际，率先建立了专门用来审判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革命法庭，在郑位三的正确领导下，当地的百姓们分到了土地，他也受到了百姓们的拥护与爱戴。

第三是建立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

在参与领导发动农民运动时，郑位三意识到：党必须掌握一支强有力的武装，这是支撑农民运动的长久之计。为此，郑位三与同志们经过多番研究，最终决定组建公开和隐蔽的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也就是后来的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很快这一建议便得到了县党团特别支部的批准。

在后来的“黄麻起义”时，这些农民自卫军，成为了黄麻起义的骨干力量，这也无疑证明了郑位三的决策十分英明。

图|郑位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主动挑起了县委重任，担任了县委书记一职，在不久后的“黄麻起义”中，郑位三再次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位三不仅在柴山保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为肃清不利于革命的因素，郑位三还对地主进行了分化瓦解，尽最大可能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郑位三的这些政策下，县委和起义军在柴山保地区慢慢站稳了脚跟。

在站稳脚跟的同时，郑位三开始规划部队向外发展，到1930年，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虽然说鄂豫皖苏区的建立不能完全归功于郑位三，但他在其中做出的贡献，是不小的，也是不可否认的。

然而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1932年，鄂豫皖苏区丢失，部队不得不转战川陕边区，郑位三坚持留下来，在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在此过程中，郑位三因长期在山林中活动，身上染上了一身疥疮，这也是他后来身体差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他的父母也因革命而牺牲。

哪怕家人为革命而牺牲，自己的身体也因革命而伤痕累累，郑位三也从未萌生过放弃革命信仰的念头，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郑位三带着游击队员们做出了令人叹服的成绩。

图|郑位三（左一）

在郑位三的领导下，不仅拉起了一支5000余人的红军队伍，这支队伍便是日后的红二十五军，还积极领导了东北特务大队，在这支特务大队中，还走出了两位开国上将，一位是韩先楚将军，一位是刘震将军。

1934年，郑位三作为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军长征，在到达陕南不久后，他又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红二十五军为配合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决定西出甘肃，北上陕北，这一次，郑位三一如之前一样，继续坚持留下战斗。

面对敌人的残酷“清剿”，郑位三没有害怕，在与陈先瑞（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进行商议后，他将各路游击武装合编组成红七十四师，集中力量与敌人进行周旋。

最终在郑位三的冷静分析、准确判断以及灵活的与敌斗争之下，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清剿”，哪怕是在如此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郑位三还将红七十四师从开始的六百余人壮大到了两千多人。

为此，贺龙元帅还曾高度评价郑位三道：

“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图|贺龙元帅

当时，刚三十出头的郑位三因对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被尊称为“位老”。

在抗战初期，郑位三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从延安返回鄂豫皖，主持红二十八军改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并参与组建新四军第二师。

抗日战争后期，郑位三与李先念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成为了备受人民尊敬、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议上，郑位三因功劳高、贡献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9年，郑位三参加完开国大典后，返回武汉，因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郑位三虽未负责具体工作，但中共中央以及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都十分关心位老的生活与健康。

虽然没有具体的工作，但郑位三在湖北期间，他始终积极为党和人民工作着，在这期间，他全身心地抓两件大事：一是抓人才的使用和教育；二是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在全国解放后，郑位三便意识到想要搞建设需要大批懂得经济的人才，除了全身心的抓两件大事外，他还率先垂范，主动走遍武汉的大小书店，购回各种经济理论书籍加以钻研。

在郑位三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惦念着郑位三的身体状况。

1951年，江青在湖北时，毛主席托她前往武汉看望郑位三，并转达毛主席的牵挂与嘱咐，希望郑位三尽快康复，及早出来做工作。

图|毛主席

闻言，郑位三连连点头，说道：“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关怀。”

然而，即便有毛主席的关怀，郑位三的身体依旧没能好太多，1953年，郑位三胆囊炎发作，因疼痛难忍住进了湖北医院。

当刘少奇和李先念得知郑位三生病后，特意前去医院看望，刘少奇和李先念向郑位三表达了关心与慰问，与郑位三告别时，刘少奇向郑位三嘱咐道：“希望你早日康复，尽快出来为党、为人民工作。”

从医院离开前，刘少奇和李先念还曾特意找到医生了解了位老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嘱咐医生道：“如果病情不见好转，就到北京会诊。”

1954年，在中央为了能让郑位三的身体得到更好的保证，便建议郑位三从湖北搬到北京定居，对此，郑位三表示同意，并于1955年4月，举家搬到北京居住。

1955年8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首次实行工资制度，毛主席鉴于郑位三对党、对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与周总理商议后，特批郑位三被定为行政3级工资，享受政府副总理级待遇。

即便是来到北京，享受副总理级待遇，但郑位三依旧保持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特有的廉洁与自律，每个月由国家补助的300元津贴，郑位三分文未花。

图|郑位三一家

自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因身体欠佳和一些其他原因，从未回过故乡，但在他的心里却始终惦念着故乡的人民们。

为此，在他的心里最关心故乡两件事：一件是军烈属的生活，一件是老区人民的生活便利，尤其是在交通设施和水利设备方面。

为此，郑位三曾动情地同前来看望他的红安县长说：“红安为革命牺牲了14万多人，军烈属很多，听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我心里非常难过。党和政府应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幸存者哪有颜面见乡亲。”

郑位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国家每个月补贴他的津贴，他全部用在了解决老区人民和革命烈士后代生活困难的问题上，而他和家人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省吃俭用，几近苛刻。

图|郑位三一家

在此后的岁月里，郑位三尽自己所能，为党、国家、人民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975年3月中旬，郑位三因病情严重，住进了北京医院，5月送手术后，仍不见好，此后便一直没有出过医院。

1975年7月27日，位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在位老逝世后，他的治丧活动遇阻，当邓小平得知后，直接拍板道：“郑位三的追悼会一定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我来主持追悼会，李先念致悼词。”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极大的提高了位老的追悼会规格。

1975年8月3日，郑位三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人都送去了花圈。

在追悼会上，对位老的评价还是比较低调的：

“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图|邓小平

1994年，经中央批准，位老的骨灰从北京移回了故乡，安放于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刘华清上将亲笔为位老题写了墓碑。

在位老逝世19年后，他终于回到了故乡红安，永远与故乡的人民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