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败类”曾荫权：执掌香港7年，卸任后却被判20个月，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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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荫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二任和第三任行政长官，一度被视为“草根逆袭”的典范。

他从推销员到高官，再到香港特首，然而这位曾经的政坛明星，在卸任后却身陷贪腐丑闻，被判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为香港史上首位入狱的最高级官员。

是什么让这位曾被誉为“平民特首”的人物走向命运的转折？他的经历又如何折射出香港社会廉政文化的变迁与挑战？

从政坛高峰到法律制裁

曾荫权从一个普通的推销员起步，他在港英政府中步步高升，直至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二任及第三任行政长官。

2005年，时任特首董建华辞职，曾荫权凭借其丰富的公务员经验和民众支持，顺利接任署理行政长官，并在随后举行的补选中胜出，正式成为香港的第二任特首。

在他第一届任期内，正值香港经济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阶段。

曾荫权带领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努力恢复市民对未来的信心。

2007年，他成功连任，继续主导香港的经济与社会事务，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曾荫权担任财政司司长时。

他以果断的决策和勇气动用1200亿港元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成功抵御了国际投机者的攻击，为香港经济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和执政时间的延长，曾荫权逐渐显露出个人与公权力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

在公众眼中，他依旧是那个“节俭的草根特首”，却在私下中与商界富豪过从甚密，甚至开始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特殊款待。

曾荫权案的核心便是他在任特首期间，未申报与雄涛广播有限公司股东黄楚标的租赁协议。

这份协议涉及深圳东海花园的一处豪华物业，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格，且装修费用由第三方公司承担。

与此同时，他作为行政会议主席，批准了DBC的数码广播牌照申请。这种利益冲突行为，最终让他成为廉政公署调查的目标。

2012年，廉政公署正式对曾荫权展开调查，随后对其提出三项控罪：

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以及一项《防止贿赂条例》下的“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

曾荫权曾公开为自己辩解，称行为中并无“蓄意”的违法意图，但陪审团和社会舆论并不买账。

2017年，曾荫权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一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因罪名成立而入狱的前特首。

他被判处即时监禁20个月，后因上诉获减刑至12个月，审判期间，他因身体不适多次被送往医院，甚至一度在羁留病房服刑。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官员不仅需要在道德层面保持廉洁自律，更需要在行为上接受严格的法律和社会监督。

个人的过失不仅会影响自身的职业生涯，还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廉政制度的反思与警示

香港廉政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贪腐风气盛行，黄赌毒泛滥成灾。

据统计，当时警察部门每年从这些非法活动中获利高达10亿港元，甚至一度被形容为“贪腐重地”。

面对民怨，港英政府成立了廉政公署，以铁腕手段整肃贪腐，从此香港逐渐摆脱了贪腐的泥沼，成为全球公认的廉洁模范。

即使在廉政文化高度成熟的社会，高官的行为也需时刻接受监督。

香港社会任何与公共资源相关的行为，一旦出现违规或透明度不足，都会被视为对公共权益的侵害。

尽管香港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监督体系，但高官行为的不透明仍然是社会矛盾的潜在引爆点。

廉政文化的建设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更需要社会文化的深度渗透。

香港曾通过廉政公署和教育系统，将廉洁观念融入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然而廉政文化的维护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一旦社会监督松懈，廉洁环境可能面临退化的风险。

终极上诉与名誉恢复

在经历了判刑与服刑的沉重打击后，曾荫权并未放弃为自己争取司法上的清白。

尽管他在初审和上诉中都未能翻案，但他始终坚持提出终极上诉。

2019年6月26日，香港终审法院做出了令人意外的裁决，五位法官一致通过，撤销了曾荫权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定罪和刑期。

曾荫权案的核心法律问题在于“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界定是否清晰。

根据曾荫权的律师团队提出的上诉理由，原审法官在向陪审团解释“蓄意失当行为”时，并未充分说明“蓄意”这一概念的法律含义。

终审法院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陪审团在法律指引不清的情况下，无法得出有罪裁决。

终审法院的裁决不仅改变了曾荫权的法律地位，也在社会层面引发了广泛讨论。

司法的公正性不仅在于惩罚违法者，也在于确保无辜者不会被错误定罪。

随着定罪被撤销，曾荫权得以恢复其行政长官的退休金、福利以及象征荣誉的大紫荆勋章。

这一结果对于曾荫权个人而言，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名誉挽，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自己将继续追求清白，并强调对终审法院裁决的感激。

但不可否认的是，曾荫权的公众形象已受到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即使法律意义上的清白得以恢复，他在任期间的利益冲突和隐性行为，仍然让许多人对他的道德操守产生质疑。

曾荫权案的终极上诉成功不仅是个体的胜利，也是香港法治体系运作的重要案例。

法律在处理复杂权力案件时，必须坚持程序正义和罪行构成的严谨性。

然而公众对官员行为的道德期待与法律判决的技术性考量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张力。

终审法院的裁决说明了司法程序的公平性，但案件过程中暴露出的权力与利益的模糊边界，也为未来的廉政建设提出了警示。

官员的权力行为若无法达到完全透明，不仅会破坏社会对政府的信任，还可能在法治和廉洁文化之间制造出新的矛盾。

对于曾荫权而言，名誉恢复是法律意义上的胜利，但公众的记忆中仍留有遗憾的痕迹。

出狱后的生活与社会评价

2019年1月15日，曾荫权刑满出狱，这位一度被誉为“草根特首”的前行政长官，走出香港玛丽医院羁留病房时，面容显得苍老而疲惫。

他表示，出狱后的第一件事是与妻子团聚，喝一杯久违的咖啡，回归平静的退休生活。

曾荫权坦言，狱中生活让他学会感恩，通过祈祷与反思扫除心中的怨恨。

他还提到，每天参加弥撒已成为新的生活重心，这是他与自己和解的方式。

曾荫权回归家庭后，一直保持低调。他通过媒体表达对支持者的感谢，同时强调将继续追求公义，争取公众对自己的全面理解。

尽管法律撤销了部分定罪，但曾荫权的形象已无法回归昔日的高度。

社会舆论对他分化明显，一部分人认为他的行为是程序上的疏漏，并非蓄意贪腐，而他的贡献不应被完全否定。

另一部分人则对其“特首失德”表示失望，认为他未能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

特别是他未申报租赁协议的行为，尽管未被法律认定为犯罪，但在公众的道德视野中仍然显得模糊且难以辩解。

香港市民一直以廉政为荣，甚至对官员的一杯咖啡、一场宴席都保持高度警觉。

即便法律证明了他的部分清白，公众对特首行为的高标准期待并未改变。

结语

曾荫权从政坛高峰跌入法律制裁的低谷，再到终审法院撤销定罪的转折，不仅是对个人的考验，更是对香港廉政制度的检验。

廉洁自律是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社会的信任需要用行动去维护，廉洁不仅是权力的道德底线，更是制度的生命线。

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对规则的尊重和对廉政文化的共同维护，香港的廉洁形象，正是无数市民、制度建设者和公职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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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国法院网在2017年2月22日《曾荫权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立 被判监20个月不获缓刑》的报道

环球网在2019年1月15日《港媒：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服刑期满出狱》的报道

中国新闻网在2019年6月26日《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获撤销定罪和刑期》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