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问题，
可以留给以后去解答
1962年，鲍勃·迪伦写下了《Blowing in the wind》。后来他以一个民谣歌手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迪伦自己这样解释——“很多时髦的人告诉我答案在什么地方，然而我不相信。我坚持它在风中，就像一张被吹得停不下来的纸，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历史的浪潮中翻腾着许多问题。这些困惑缠绕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上，也与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
有些问题要在半个世纪后才能找到答案。有些问题要等到半世纪后，才知道没有答案。
一
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散落在风里
在《Blowing in the wind》这首歌发表的18年后，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的命运，也像一张风中飞舞的纸，飘落在中国青年的心头。
1965年，纽约，Bob Dylan坐在钢琴前，脖子上挂着口琴，录制专辑“Highway 61 Revisited”
这封信的文笔有些稚拙。但在1980年的夏天，这封信吸引了六万多封来稿、编发出十七八万字的稿件。
在信中，“潘晓”提出了一个在当下已无需回答的问题：人该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这就是著名的“潘晓讨论”。讨论持续七个多月，但最终草草收尾。那个夏天，年轻人们说了许多话，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依旧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2005年，杂志社回顾潘晓讨论时给出定论：“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
潘晓的人生之问，成为新时代的通关暗号。门锁打开后，钥匙被遗落在上个世纪。
同样被遗落在上世纪的还有诗人海子。1989年，海子写下《春天，十个海子》，在春天到来之前卧轨自杀。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海子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问题：“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30年后，每年的生日、忌辰与清明时分，都有新的鲜花和诗集摆在海子墓前。但他留下的问题，依旧无人应答。
2009年9月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写于1989年1月，距其于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仅有两个月
2000年，电影《如果没有爱》播出。朴树追上正在骑车的袁泉，问出一连串问题：“你是不是认为白天比夜晚更美好？你是不是认为早睡早起的人很乏味？你幻想吗？你裸睡吗？”
采访最后，朴树问袁泉：“你要去哪里？”
袁泉反问：“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
那是新旧世纪之交，所有年轻人的困惑。
二
不对未来困惑的人，
走进人生下半场
当迷茫成为社会的常态，“不困惑”就成为了一种特别的品质，让人拥有迅速判断时局的果决和勇气。
如果这种勇气恰好撞上“下海创业”的时代浪潮，那么它通常会表现为商业上巨大的成功。冯仑就是受此荫蔽的幸运儿之一。
他和俞敏洪在《酌见》中对饮，俞敏洪开门见山地问他：“你觉不觉得自己老了？对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东西，你会不会觉得有隔阂感？”
冯仑只说：“我从来不对未来困惑。”
节目中，冯仑称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立足于不能倒买倒卖是其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
冯仑本应感到困惑。党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冯仑过着一种平和、体面的知识分子生活，后来体改所却解散了。“相当于汽车拐弯，你被一脚踹下去。等你再起来，车已经走了。”
“出走”体制内的冯仑，投身海南房地产业，与王功权与刘军、王启富、易小迪、潘石屹创立了万通的前身——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
再然后的故事许多人听过：1995年起，“六君子”先后离开，冯仑只身留在万通。后来，他做自媒体、放卫星，坚持打造被旁人称为“成人童话”的立体城市。
冯仑人生的每一步，都像是在大道上行走，忽而被时代的巨流冲刷至险境；待荆棘稍稍踏平，一个急转弯之后，又来到另一处荒原。
2019年1月11日，北京，坐落于西城区阜成门西南角的万通商城，经过近两年的提升改造，现已转型为万通金融中心
但他的目标异常清晰：大数据或人工智能，或者80年代至今所有难以理解的瞬息万变，在冯仑眼里只是工具。“我只需要知道底层基础设施要找腾讯，智能家居要找华为，就可以了。”
“这样就相当于我永远不会老了。”和后来的嘉宾王传福、刘永好一样，他们从不为企业发展之外的事情困惑。在俞敏洪看来，“这是因为他们坚决相信自己能解决企业发展的任何问题。”
比起人生该往何处走，冯仑始终更在意另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年少时“改变中国”的志向。
从一开始，“万通六君子”的合作就不只是为了搭伙赚钱，而是出于一种近乎偏执的理想主义——“要把赚钱和改革两个事情结合起来”。公司挖到第一桶金时，他们兴致勃勃写了文章发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叫作《青年知识分子的新的报国道路》。
那条道路是用商业改变中国。后来，冯仑跑到台湾阳明山上盖房子，几乎没赚多少钱；后来又去纽约世贸中心盖房子，做了17年，2年前才正式开业。
投入高、周期长、回报少，这些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投资，冯仑在和俞敏洪的聊天中终于交代了缘由：“就是想有点改变啊，看看能不能在两岸之间、中美之间搭个桥梁。”
2020年3月18日，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城，从当地观测到的纽约世贸大厦。2019年，冯仑成为美国世贸中心第一位租客
忽明忽暗的出租车里，冯仑又一次和俞敏洪讲起他和王功权分家时的对话。那时候，六君子已经走了四个，冯仑对“分家”已经熟门熟路，只请了一个律师，就迅速交割完股权。
王功权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冯仑跟他说，这公司所有的钱都没了，就剩个理想。王功权说：“这不是你要的吗？你要的理想我都给你留下了。”
这段故事被冯仑在镜头前讲过很多次。只有这一次，他讲完后舒畅地放声大笑，车窗外流动的光影倒映在他脸上，酣畅淋漓。
这期节目的末尾，俞敏洪说，那毫无困惑的笑声解救了消沉中的他。
三
问出一个问题，
然后开始一个时代
在《酌见》第一季的八期对谈中，俞敏洪请来的大多数嘉宾，都表现为冯仑这种“没有困惑”的状态。
在第二期节目中，俞敏洪换了一种问法问王小川：你觉得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
王小川夹了一口菜：“你问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沉吟片刻，又补充：“简单版本的回答是，是可改的。”
所以即使后来因为与张朝阳生出隔阂而经历“至暗时刻”，王小川从未为搜狗灰心。在感到委屈的时刻，他反复去读历史书和名人传记，“当你看到有一件那么艰难的事，别人也能解决，你会觉得你自己也能解决。”
苦熬18个月， 王小川终于等来了搜狗拆分独立运营的机会。但那只是一个开始。
王小川在节目中坦诚说，经历过至暗时刻的人，才能成熟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后，王小川近乎狂热地钻研语义识别技术。他的愿望是打破不同语言交流的壁垒：“那时候，语言不再阻碍中国人获取先进文明的成果；审稿不再是西方垄断的学术霸权。”从语言开始，改变世界话语权分配的格局。
同样在家国理想中汲取力量的还有李宁。1988年，李宁在国家队，鞍马比赛失利，他收到了粉丝寄来的刀片。
那时，对人性巨大的失望包围了李宁。作为一个失落的前奥运冠军，他需要理解并接受自己从神坛跌落的命运，并为以后的路找到出口。
俞敏洪问他：“那后来你原谅了吗？”
李宁答：“两个月以后我就原谅了。毕竟也是这些人为我鼓过那么多次掌。”
1984年7月，美国洛杉矶，第23届夏季奥运会期间，李宁参加体操个人全能项目，获得铜牌
那份彷徨停留的时间实在太短，因为李宁迅速发现了缠绕在个人际遇背后的时代问题——中国人“总是把体育训练想成非常苦的事情”，于是把运动员的天赋视为一种神迹。像他这样在比赛中失利的运动员，等同于渎神。
这并不是中国体育该有的样子。
于是，他创立了名为“李宁”的运动品牌，这个牌子在2018年登上巴黎时装周，成为国际上唯一一个可与耐克、阿迪分庭抗礼的中国品牌。
从运动时尚切入，李宁希望“每个人都能当运动的主角”，以此推动中国体育模式的改变。作为教育者，俞敏洪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体育也是锻炼一种精神力量，而中国孩子的受挫能力不够。”
“去挑战一个高度、一种速度，然后受伤、肌肉萎缩，然后人从受伤中变得坚强。这才是体育真正的价值。相比之下，肌肉变得发达，反而是不重要的东西。”
他们像是某个小孩的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在对话，而不像两个顶尖的商人。
李宁在节目中称，企业是有韧性的，能活下去的企业，能够适应不确定性
事实上，就像冯仑在节目中反复诘问：“企业家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商业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改变？”
走到这一步，商业上的成功，已经是这些企业家身上最不起眼的标签。他们更在乎的，是商业如何润物细无声地改变社会、撬动未来，就像在一把锈蚀的大锁中注入油脂。
具有高度商业敏感的陈东升称呼自己为“书生下海”。“做生意，像在构图，要站在1万米高空看这个世界”，90年代，他就抓住了当时中国近乎空白的两大市场——拍卖和保险。
但商业上的成功只是工具，而非陈东升的终极目标。汶川地震的时候，陈东升很伤心——他嫌泰康保险赔得太少而不是太多。
“估计赔3个亿，结果我们只赔了500万。”直到这时陈东升才意识到保险在中国的受众有多窄。“当时从心中冒出一句话，买保险是尊重生命。”
关心历史与时代可以有效治愈人的心碎。在和俞敏洪的对谈里，每个嘉宾或多或少都谈及了自己身处“至暗时刻”时的忧虑：张文中拿到18年有期徒刑的一审判决后，忧虑中国营商环境能否改变；华谊兄弟经营陷入困境，但王中军仍然坚持“电影人是我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痕迹”；从电池业到从零开始的汽车业，王传福看到“中国制造”的未来……
2020年12月25日，江苏苏州，华谊兄弟电影世界开辟夜游项目，园内灯光璀璨，打造沉浸式贺岁新体验
“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我们到底应该去向哪里？”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年人的困惑，这些企业家也有过。
只不过，那种困惑只存在了一瞬，就被更大的野心和远见遮蔽。相比“自己该去向哪里”，他们更想问的，是“中国该去向哪里”。
他们正在自己的商业版图上寻找答案。
四
得到回答的俞敏洪，
仍然在困惑
大多数时间，俞敏洪在《酌见》里扮演一个听众——抛出问题，然后安静地等待答案。
而他反复向所有嘉宾确认的问题，总是非常相似：你理解了这个时代吗？你能懂年轻人正在想什么吗？你觉得自己老了吗？你能用商业改变中国吗？
“与年轻人为伍”，是教育者俞敏洪最想做到的事情。在和李宁的对谈中，俞敏洪说：“和时尚一样，我做的教育，也是和年轻人最直接贴近的一个事业。”
2004年10月10日下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在天津工业大学作了题为“大学四年，走出自信人生”的大型讲座。近万名大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年轻人的世界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从学生嘴里一天一变的流行词，到互联网公司扩充K12版图，教育行业与初创新东方时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与此同时，俞敏洪最关心的村小，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姿态消亡。
1997到2012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减少了35.80万所，减幅达69.79%——平均每天消失65所，平均每小时消失3所。
许多村小被附近的乡镇学校吸收，而原来的村小学生，需要徒步走上几个小时才能上学，或者到新学校寄宿。他们处于一种和新学校格格不入，同时又和原先环境脱离的，庞大的孤独中。
俞敏洪止不住困惑：在这种割裂中，他的新东方，可以做些什么？
俞敏洪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今年两会，政协委员俞敏洪拿出两个提案：儿童孤独症纳入医保筛查范围、增加大城市流动儿童学位名额。这两条提案上了微博热搜。
而在此之前，俞敏洪已经提出了30余份有关教育公平的提案：保障适龄残障儿童享受平等义务教育、用好5G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西部乡村小学英语教学及师资……
2021年4月12日，在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老师通过“5G双师课堂”为学生讲授课程
和陈东升对饮时，陈东升说，他一直在想保险能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俞敏洪立刻有了共鸣：新东方小有成就时，他就在想一个问题——“新东方能为乡村教育做些什么？”
早年，俞敏洪在各地捐钱捐物，捐建希望小学。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投入增大，乡村学校的基础建设已不再那么紧迫。俞敏洪知道，现在的城乡教育均衡问题，并不能靠钱来解决，而是靠人。
从2008年开始，俞敏洪的新东方联合发起“烛光行动——新东方教师社会责任行”，让新东方老师们为乡村教师提供教学培训。如今，这个活动已惠及三四万名乡村教师。
俞敏洪还相信科技和教育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2017年，他把“双师模式”的直播课堂引入到四川、贵州等地；2019年，他又做了贵州普安一中的名誉校长，目的则是想要真切地去了解“双师模式”到底是否可行，到底还有多少改进的空间。
俞敏洪与陈东升对谈这些投入是值得的。2020年高考成绩出炉后，俞敏洪关切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883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本科上线333人，上线率从2019年的26％提升至38％，上升12个百分点。
但他没有停下。2020年末，俞敏洪又去云南、贵州的乡村学校走访，了解乡村孩子们真实的生活状态。
他逐渐看清，新东方或许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指路明灯，为乡村教育提供出路。但是，他和他的新东方，可以为乡村教育“托底”，让村小挣扎着存活下去。
于是，在那些有关留守儿童的故事里，你常常能看到一个叫作“我的大朋友一对一帮扶”的活动——那些与乡村孩子结对的“大朋友”，也来自俞敏洪的新东方。
通过远程沟通、支教交流，这些大多来自城市的年轻老师，真实地浸入许多乡村孩子的生命，陪他们度过学生时代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因为走过无数村落的俞敏洪知道，陪伴，才是大山孩子们最缺少的东西。
商业，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重要的粘合剂。《酌见》主持人俞敏洪，以及其他八位企业家，不仅是在用商业回答他们的“人生之问”与“时代之问”，更是在用商业改变社会的运行模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普通人无法回答、无力解决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2016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众多高新科技亮相杭州云栖大会，参观者从各科技品牌前走过
三四十年前，发生了许多事情。在历史书上，他们叫作“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和“互联网技术发展”。
薄薄的几页写不下当时青年人如潮的问题，但事实却是，无数人的生活正在因此改变，无数人正在因此改变中国。
三十年后，那些青年人的问题已经得到回答；而今，又有新的问题正在不断涌现。
“酌见”王传福时，王传福说做大企业是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俞敏洪就邀请王传福和他一起去高校演讲。
一场演讲不能解释清楚台下学生的全部困惑，但总会有人因此走出来。他们在寻找下一个接棒的人。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这一次，答案不在风中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