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毛主席收到了评衔委员会呈报的拟定大将与上将名单。他仔细审阅着，名单上的名字逐一映入眼帘，诸如宋任穷、萧克等，皆是耳熟能详的将领。
猛然间，主席的视线停留在了名单上的某个名字，久久未曾移开。他细细凝视着那个名字，不知不觉间，眉头紧锁了起来。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最终决定，在上将名单上划去了王建安的名字，并在旁边批注说明：鉴于其存在骄傲自满的情绪，决定授予其中将军衔。
【被主席勾掉的上将】
1954年末，我国首次评衔工作接近完成，评衔委员会历经诸多努力，细致审核并评比了拟授衔人员名单，进而筛选出各级军衔合适人选，经过多次研讨后，最终将名单上报给毛主席进行审阅。
评衔委员会在审阅毛主席提供的名单时，注意到上将名单中原本有指挥员王建安的名字被划去。旁边附有毛主席的批注，指出此人骄傲自满，因此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评衔委员会成员交换了困惑的目光，这份名单经他们细致审核，每位人选均达标上将衔要求。被主席划去的王建安，无论资历还是战功，均符合晋升条件，且在背景调查中未闻有“骄傲自满”的反映。
王建安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是正兵团级干部，作为“军政双全”的将领，其资历与战功若仅授中将似显不公。彼时评定的上将中，尚有副兵团级且资历稍浅者，相较之下，王建安的成就更为突出。
评衔委员会考虑到保护一位为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指战员的情感，并欲探究主席作出特定圈注的原因，决定暂不公开主席授予王建安中将的批示，而是将其搁置处理。
1955年9月27日，当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为将官们授予军衔时，王建安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上将或中将的名单之中。彼时，他正在青岛休养，对于授衔一事尚全然不知。
【调查“骄傲自满”的来由】
评衔委员会秉持对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入调查了王建安的情况。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从王建安的一位老朋友那里，委员会清楚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毛主席对王建安的评价并非基于一次争吵，而是全面考量其贡献与态度。王建安以耿直无私著称，多次立下战功，且和平时期亦坚持实事求是，深受敬仰。任何关于个人间争执的表述都可能误导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认识，我们应尊重历史事实，避免传播不准确的信息。
1942年，王建安已在山东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之职，随后上级调任陈毅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在这样的安排下，两人共同肩负起了山东军区的领导重任。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日寇正肆意进行扫荡，面对这一严峻局势，八路军部队在陈毅等将领的指挥下，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战斗，努力粉碎日寇的扫荡企图。
那天，王建安等指战员与陈毅一同开会，热烈探讨如何应对日寇即将发起的反扫荡行动。会议进程中一切顺利，大家针对作战计划的各项细节都进行了顺畅而深入的交流。
会议接近尾声时，一个关于战斗结束后收尾工作的议题，引发了军队正职陈毅与副职王建安之间的争论，两人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在战争导致农田和房屋受损后，关于这些受损物资的处理方式，王建安与陈毅产生了明显分歧。两者意见迥异，一个主张一种方案，另一个则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
陈毅主张顾全大局，不建议部队因打扫战场和搜集物资耽误战事。他提议给予受损百姓适当赔偿，由其自行修复房屋，同时命令部队即刻追击逃敌，力求迅速歼灭。
王建安主张，鉴于八路军当前物资匮乏的严峻现状，应高度重视可利用资源，务必先迅速清理战场，搜集一切可用物资，随后再追击并消灭逃散的敌人。
讨论中，两人的声音逐渐升高，王建安性格急躁，陈老总同样直率，互不相让。情急时刻，王建安猛地站起，拍桌与陈毅争执，一番激烈争论后，他气愤地摔门而出。
尽管最终采纳了陈老总的意见，但由于参会者皆为高层将领，王建安的行为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非议，让人有了议论的空间。
当王建安与陈毅上级的争执辗转传至延安毛主席耳中时，事情经过多次转述已略显失真，随之，王建安被贴上了“骄傲自满”的标签，这一印象也在主席心中留下了印记。
因此，1955年主席审阅上将名单时，留意到了王建安的名字，忆起王建安曾与陈老总争执之事。主席认为应对这位自满的王建安予以警醒，遂决定撤下他的名字，改授中将之衔，以此作为告诫。
评衔委员会为查清事实，走访了王建安的老战友。得知情况后，陈毅元帅及老战友们纷纷为王建安求情。陈毅元帅还特地告知彭老总与罗荣桓元帅：“人都有脾气，王建安是好同志，不应因此受屈，务必妥善处理。”
许世友，尽管与王建安曾有不小矛盾，却也站出来为他辩护。他表示：“王建安性情急躁，与我相似，但他绝不会违抗领导，更不会在背后搞破坏。”
评衔委员会趁适当时机，详细向主席汇报了王建安的情况，特别转述了陈毅元帅与许世友上将对他的评价。听完汇报，主席沉思片刻后说道：“我考虑不周，险些委屈了功臣，应立即为王建安同志补授上将军衔。”
1956年初，王建安同志病愈返京后，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并为此补办了相应的授衔仪式，以此正式确认他的军衔地位。
【廉洁奉公的王建安】
王建安出身贫寒农家，儿时生活的困苦让他铭记于心，养成了他节俭朴素的习惯。这种习惯正是他与陈毅发生争执的缘由，因为他实在不忍心看到物资被浪费，始终坚持着节约的原则。
建国初期，他因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清廉正直而广受赞誉，这一品质在军中尤为突出，因此赢得了“铁面将军”的称号，成为众人钦佩的对象。
六十年代初，王建安将军前往上海办理公务，按规定，那时的军方出差人员均被安置于上海的延安饭店下榻。
当时，该饭店负责接待国家及军队高层领导，并对军队中师级以上干部设有特别安排：他们可在饭店的十一楼小餐厅就餐，但此特权仅限于干部本人使用。
然而，部分干部对规定置若罔闻，每次前往十一楼就餐，不仅携同随行人员，还擅自带上家属一同用餐，这种行为显然违反了相关规定。
饭店的管理人员对于此事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他们并未严格干涉，而是选择性地忽视了相关情况，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和谐氛围。
那天，王建安将军依规定独自前往十一楼用餐，步入餐厅之际，他留意到几桌温馨的家庭聚餐场景：有的身着军装，有的穿着便服，其间还夹杂着欢声笑语的妇女与活泼的孩子。
王建安将军怒气冲冲，叫来饭店管理人员质询：“请问，在座的都是师级以上干部吗？这样的安排合乎规定吗？”管理人员一时语塞，场面气氛紧张而严肃。
王建安见状，忍不住大声发话，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所有不合规定的人员，请即刻离场，至于谁带来的人，相关费用需自行承担。”管理人员面露难色，却也只能默默遵从。
瞬间，原本热闹的十一楼就变得安静下来，仿佛刚才的喧嚣只是一场短暂的幻影，此刻，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平和与宁静的气息。
随后，此事传至叶剑英元帅处，叶帅欣然召见王建安，笑道：“建安，这回又有人给你告状了，你这铁面无私的将军，即便是出差，也不得安宁。”
王建安笑着回应道：“唉，就是自控力差了点，每当瞧见有人占国家便宜，心里头的气就不由自主地往上冒。”
王建安将军不仅清廉自律，还十分注重基层工作，常亲自深入进行调研。他下基层时，总是拒绝当地领导陪同，认为这样无法真正了解实际情况，陪同调研失去了实际意义。
王建安某次前往某连队进行视察，恰逢午餐时刻。面对连队领导提前备好的餐食，他礼貌地拒绝了享用，表示不愿打扰连队的日常安排。
王建安明白，要深入了解基层战士的真实状况，餐厅是与他们共进餐的最佳场所。因此，他坚持前往战士们的餐厅，与他们一同用餐，以此实现他视察的真正目的。
王建安果然在此地听到了战士们的肺腑之言，他们对连队伙食表达了不满。问题根源在于炊事员常由新兵担任，而这些新兵尚显稚嫩，做饭尚不熟练，更别提体贴照顾，能把饭菜做熟已属不易。
王建安望着餐盘里的夹生米饭和寡淡的大熬菜，心中默许。他深知，饮食对战士至关重要。若战士们吃不好，何来饱满的精神训练？训练不佳，战时又怎能指望他们冲锋陷阵？
就餐结束后，王建安将军与军区的其他领导交流了他所掌握的信息，随后，他准确地将这些信息记录在了自己的调查报告中。
他对自身及家人的要求极为严苛，这种高标准不仅限于他人。在对待自己和亲近之人时，他的要求甚至更为苛刻，一丝不苟。
1955年，牛玉清作为王建安将军的妻子，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复员。后来，根据国家政策，她完全有资格重返部队，再次穿上军装。然而，王建安将军却毅然决定，不支持妻子办理重回部队的相关手续。
王建安考虑到，尽管妻子符合重返部队的条件，但若有人因故无法返回，他人可能会误以为妻子是受了组织特殊照顾。为避免这种误解，他宁愿妻子不回部队，也不愿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组织鉴于王建安年岁渐长，健康状况不佳，且仅由老伴照料，决定给予特别关怀，提议将他的一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调至北京，以便近身照料。妻子亦附和道：“咱俩都老了，若有一二子女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
然而，王建安将军依旧坚决地回绝了，他表明：“我所拥有的权力源自国家，旨在为国家、人民效力，我绝不会滥用此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更不会让它成为孩子们享受特权的工具。”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上将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他离世时，仅妻子陪伴在侧。这一消息令人痛惜，标志着一位杰出将领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亲朋好友们在一个月后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因为将军生前留下遗嘱，要求不惊扰众人，不举办追悼会，希望骨灰能撒在家乡的农田里，不愿死后还耗费国家的资金与资源。
这位铁面无私的将军，一生廉洁奉公，就连离世之际也坚持不耗费国家财物。他艰苦朴素的精神已深植于心，是我们应当长久学习并努力传承的宝贵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