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最嚣张的时候有多无法无天?

花前月下共长歌 2024-11-29 11:22:04

禹作敏用十余年时间,把大邱庄这个昔日远近闻名的穷村打造成了中国首富村,他的功劳自不必说。但从此后,禹作敏变了,变得越来越狂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嚣张的时候,变得无法无天,甚至惊动了中央!

一个人取得巨大成就后,很容易骄傲自满,甚至变得无法无天,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在作怪。很遗憾的是,取得巨大成就的禹作敏也有这种劣根性。禹作敏功成名就后,认为自己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化身,谁要是敢在他个人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他毫不留情地用铁的手腕来对付。

最早暴露禹作敏这种劣根性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1982年,那时禹作敏带领社员盗抢了大港水库的芦苇,被人举报,受到了县委清查组的调查。不久,他了解到此事是大邱庄学校校长李炳凯揭发的,立即对李炳凯展开报复:先撤了他的校长职务,接着派出打手夜间去李家大打出手。

李炳凯和妻子被痛打,就连李炳凯不足2岁的儿子在床上睡觉,也被禹作敏的打手给扔到了床下。李炳凯一家吓得肝胆俱裂,只好半夜逃离大邱庄,最后在静海县大屯村落了户。就连来调查的县委清查组也在禹作敏这里铩羽而归,因为清查组进驻大邱庄后,禹作敏根本不鸟他们。

禹作敏还每天安排干部和群众轮番到清查组驻地辱骂,甚至还有人对清查组组员动刀子威胁,清查组驻地的门窗也被暗处飞来的砖头给砸坏了。清查组组员们吓得连县委的指示也不管了,丢下带来的铺盖,连夜逃回了县城。

说起来,大邱庄只是静海县蔡公庄乡一个行政村,但禹作敏根本不把县乡领导放眼里,即便是天津市副职领导的指示,他也不当回事。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昏官,都是无能之辈,只有他自己最高明。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88年12月,当时,大邱庄农场工作人员田吉兴向场长孙岳先申请住房。

田吉兴提出一楼太脏,五楼六楼老人家上不去,希望能申请到二楼三楼。孙岳先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二楼到四楼都是禹作敏的亲属住。这句话传到了禹作敏的耳朵里,禹作敏就在全村大会上指责孙岳先不与党支部保持一致。接着,孙岳先的场长被撤了,党支部成员的资格也被解除了。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1989年春,当时禹作敏以帮助孤寡老人为名,在村里募捐了10多万元。电器厂职工顾廷岳的弟弟给禹作敏写了一封匿名信,问他募集这么多钱做什么用?禹作敏很恼火,马上查出写匿名信的是顾廷岳的弟弟,立即把顾廷岳的弟弟带到党支部办公室狠狠“教育”了一番。

顾廷岳的弟弟被殴打得昏过去几次,差点断气,大邱庄医院的医生赶紧带着氧气过来抢救。后来,顾廷岳的弟弟身体恢复回单位上班,却被告知停止工作一年,并罚款2万元。顾廷岳气得狠狠打了弟弟一顿,禹作敏才下通知说,顾廷岳的态度很好,他弟弟的工作不停了,也不罚款了。

这三件事发生的时候,大邱庄还没有成为中国首富村,但禹作敏的狂妄嚣张和无法无天已经初露端倪了。在大邱庄,每个人的命运的的确确都被禹作敏随便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凡是禹姓家族以及和禹作敏沾亲带故的,在大邱庄都高人一等,在各方面都享受了很大的特权。

第四件事情发生在1989年至1991年,当时县里考虑到大邱庄经济发展迅速、流动人口猛增的实际情况,就在大邱庄增设了一个派出所。禹作敏对这事高度重视,亲自出任了这个派出所的指导员。但他历来不是守规矩的人,他要求把大邱庄的治安联防队队员也列入正式公安编制。

但很显然,禹作敏的这种要求是不符合规定的,自然遭到上级拒绝,为此,他非常恼火。2年后,该派出所又被撤销了,但禹作敏作主扣住部分枪弹坚决不上交,甚至因为此事,禹作敏连天津市公安局主要领导都恨上了。部分枪弹拒不上交的事情,为几年后的冲突埋下隐患。

第五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4月,中国乡镇企业家第二届年会如期在沈阳召开,有官员在会上对禹作敏骄傲自满的作风作出了委婉的批评。禹作敏非常恼怒,认为这是当场让他难堪,还没等会议结束,他就回了大邱庄。

第六件事情发生在1991年夏天,当时天津市委市政府号召捐款抗洪救灾,大邱庄认捐了100万元,但当禹作敏得知负责此事的是天津市某位副市长时,他马上脸一黑,命令会计一分钱都不许捐出去。禹作敏就这样,通过多次事件,慢慢走向了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对立面。

第七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党的“十四大”的党代表,本该最有资格的禹作敏却“意外”落选了。其实,这已经是天津市委对禹作敏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遗憾的是,禹作敏不但没有从这个“警告信号”中深刻警醒自己,反而公然与天津市委唱起了“对台戏”。

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党委开始向新闻界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禹作敏对天津市委的孤愤、怨恨和对立情绪:“我们声明,今后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天津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证,防止坏人钻空子”。

对禹作敏来说,真正致命的事情其实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三件事情,与这三件事情比起来,上述的这七件事情都是小儿科而已。第一件致命的事情发生在1990年,持续到1991年。1990年时,禹作敏的2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他在静海县城为2个女儿各建了一栋小楼,还各配了一辆汽车。

大邱庄很多人都知道这事,但没人敢说。偏偏1990年3月的某天,大邱庄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就这事多嘴说了一句“禹书记这一下子就用了几百万”。很快,这话传到了禹作敏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马上下令对高玉川进行高压打击:殴打、审讯、关押齐上阵。

高玉川险些崩溃,喝农药自杀,又被人救了。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副总经理张玉银认为禹作敏这事做得有点过了,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兴师动众了。”没过多久,张玉银就在全村大会上被定性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迅速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被勒令搬回普通村民庭院居住。

禹作敏训斥张玉银,说他没有人心,关键时候掉链子,与党不保持一致。高玉川背后议论自己,让禹作敏无法忍受,他决定杀一儆百,彻查到底,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一个弟弟。禹作敏的这个弟弟对高玉川进行了4天严刑拷打后,高玉川供出是在车上听工业公司副经理刘金刚说的。

禹作敏得到这个证据后,马上召集会议,表示要严肃处理刘金刚,禹作敏的弟弟儿子和侄子都表示赞成。4月4日,禹作敏派人把刘金刚抓到村部,当面指责刘金刚是个祸害。然后就派人查刘金刚的经济问题。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说刘金刚的弟弟刘金会猥亵过他的女儿,要禹作敏为他出气。

其实,刘金刚的母亲是禹作敏的二姑,刘金刚、刘金会、刘金峰、刘金功四兄弟(还有两个妹妹) 和禹作哲、禹作新、禹作敏、禹作瑞四兄弟是姑表兄弟。但禹作敏还是对刘家兄弟下了毒手,4月10日上午,禹作敏召集会议,商议对刘家进行打击报复。

晚上,禹绍龙、禹作民纠集禹作立、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殴打刘金会,还非法搜查他的家,掳走他家3.7万元的存折和4000元现金。不久,又把刘家四兄弟全抓起来关押在不同的地点。当晚有7个人窜到关押刘金会的地方再次殴打刘金会,并提出第2天去找刘家兄弟的父亲刘玉田算账。

禹作敏对此表示支持,还强调说要把他弄到大街上去,寒碜寒碜刘玉田。第二天上午,禹作相和禹作立带领其他5人把64岁的刘玉田带到村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集体进行了殴打,他们不顾刘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等到刘玉田的女儿赶来,借了一辆平板手推车把奄奄一息的刘玉田送到大邱庄医院。

但当天下午,刘玉田就抢救无效死亡。市、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马上组织警力进行调查。禹作敏躲在幕后指挥策划,他先是以文件形式向上级报告,说刘玉田一贯横行里、欺压群众,早有民愤。下午,禹作敏主持召开大邱庄全村职工大会,除刘金峰昏迷外,刘家三兄弟都被捆绑着押到台前。

禹作敏声称刘玉田早就该死,死有余辜。为了封锁刘玉田被打死的真相,禹作敏派人对大邱庄医院进行戒严,不准死者亲属到医院做遗体告别,一直到16日尸体被火化。期间,禹作敏还特意两次非法组织了近2000人的大游行声讨刘玉田,游行的人一路高喊“打倒刘玉田,刘玉田死有余辜”。

刘玉田12岁的孙女一边流泪,一边被迫和其他人一起高喊打死自己的爷爷活该。刘玉田15岁的孙子被逼着在学校写检讨书,要他彻底与爷爷划清界限。4月14日,市县公安局要求禹作敏交出凶手,但他故作不知。当天大邱庄又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凶手们坐在台上喝茶抽烟。

而被害人的家属却被押解着,站在台下低头弯腰,受尽折磨。5月25日,市、县公安局到大邱庄来捉拿凶犯,禹作敏硬顶着,不让干警抓人,还把前来抓捕凶手的干警强行留在大邱庄一个晚上,同时又让禹作正冒名顶替,代替打人的真凶禹贺田前往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结果真凶没有被抓,禹作正也被放回来。后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对打人的数名凶犯,以故意伤害罪进行审判,禹作相和禹作立被判无期徒刑,最轻的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禹作敏对这一判决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司法机关不给他面子。组织2000多人上书司法机关,表示抗议。

禹作敏在全村大会上宣布,大邱庄每200户养一户罪犯的家属,吃住全负责。又发动群众为凶手捐款10多万元,分给各个罪犯家属。1991年8月5日和8月27日,禹作敏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社会广泛散发两份公开信,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表示不服。他说,刘玉田是被群殴打死的。

禹作相等7人被判刑后,禹作敏对刘家的报复进一步升级。刘家四兄弟长期被殴打拘禁,刘家的其他亲属也被非法监禁,长的多达一个月,最短的也有三天。就连刘家未成年的孩子也被非法拘禁在学校内,刘金会的妹妹刘金云上厕所都有男看守跟着,刘金云去派出所反映。

禹作敏反称刘金云污蔑治安员,要她上午就交罚款3000元,如果上午不交,中午就罚款6000元。刘家兄弟常被毒打一顿,想出村跑到县里去告状,就被抓起来关押。后来刘家兄弟实在忍受不了,只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逃离大邱庄,跑到外地谋生。刘金云则被非法管制,长达两年。

第二件致命的事情发生在1992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国家安全局第三局所属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在班主任程钢的带领下来到大邱庄做社会调查。到大邱庄时快11点,接待处安排他们下午3点听情况介绍。期间的闲暇时间可以在大邱庄随便参观,任意提问了解情况,大邱庄人会热情接待。

吃过午饭后,学员贺海鹏、张新泽、王普司等人真的就按接待处的话在大邱庄闲逛。他们在香港街博通商店向营业员详细询问店内商品的货源价格和利润率等情况,店里的女老板很讨厌他们只问不买,学员们赶紧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但女老板还是很不耐烦地说,要问你们到接待处去问。

王普司觉得有点难以理解,自言自语地说出关于对大邱庄人文明素质表示怀疑的话。女老板听到了,当场勃然大怒,侮辱性的语言脱口而出,双方就此爆发争执。女老板是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石家明的妹妹,她当即派人喊来一群保安,学员们被保安带进了治安联防队。

学员们一进房间就被围住,张新泽还被人按住头往墙上撞,接着又被重重的打了几个耳光,他们一边被打一边被骂。学员们赶紧出示证件,但联防队员反而怒吼道,打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安干部,你们公安人员又怎么样啊?这里是大邱庄!紧接着棍棒与拳脚并用,学员们被打得头破血流。

随后,学员们又被带到村治保会。治保主任周克文头一句话就是,给我打!往死里打,谁不给我往死里打,我就找谁算账!班主任程钢得知消息,赶到治保会。周克文对着程钢的脸就是一拳,一边骂,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流氓头子!到下午4点,禹作敏听了周克文的汇报后终于露面了。

禹作敏在众人的簇拥下,居高临下地质问程钢说,你们是来耍流氓的!还不等程钢分辨,禹作敏一个眼色,他的打手们立刻一拥而上,对程钢一顿暴打。石家明揪住程钢的头发,边打边骂,说要打死他这个流氓头子。他们逼迫师生们认罪,不认罪就是一顿毒打,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

北京校方得知消息,打电话到大邱庄要求放人。禹作敏强行要程钢写悔过书,承认喝酒闹事、侮辱妇女、打伤群众、砸坏玻璃。程钢按照北京校方暂时委曲求全的指示,违心地写了一份“悔过书”,师生们这才被放出了大邱庄。师生27人被非法拘禁7个小时,21个人被殴打,5个人因伤住院。

第三件致命的事情也发生在1992年11月,时任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禹作敏一面为他大办丧事,一面派人对公司账目进行清理,被他发现有3000万元亏空。禹作敏召开该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称华大公司领导层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要对华大集团财务进行清查。

不久华大公司被撤销,所属企业分别划归4个集团公司管理,并由这4个集团公司对原华大公司财务进行全面审查。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兼农场场长侯洪滨争辩,我们是受聘来大邱庄的,是干事业的,是来工作的,我们要个公道。禹作敏立即宣布撤销侯洪滨所有职务,还亲自主持非法审讯侯洪滨。

12月初,在禹作敏的主持下,私设刑堂,他的次子、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会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长石家明等人先后对有关嫌疑人进行审讯。当时天气已经很冷,受审者全被强令剥光了上衣接受审查。

7日至8日,禹作敏又非法审讯了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田宜正和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厂长宋宝。田宜正已经61岁,他否认自己有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禹作敏当即抬手就重重地抽了他一记耳光。随后,周克文等人和十几名打手暴打田宜正,打得他乖乖承认自己的问题。

审讯后,田宜正被非法关押14天,侯洪滨被关押42天,宋宝被关押39天。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有十多名原华大职工遭到非法审讯、关押和殴打,拳脚相加是轻的,重的还遭电警棍、皮鞭击打。禹作敏对在审讯中表现突出的给予重奖,有个姓刘的打人特别勇敢,禹作敏当即奖他五千元。

这就刺激打手们更加疯狂殴打和折磨受害者,12月13日,一名华大职工危福合当场被活活殴打致死。26岁的危福合从13日下午14时多被抓去审讯,就开始遭到先后18个人对他的群殴,一直被打到晚上22时多,等打手们发现大事不好,把危福合送进大邱庄医院后不久,就被宣告经抢救无效死亡。

后法医鉴定,危福合全身伤痕多达380多处,死于外伤创伤性休克。危福合的死,让主持审讯的刘云章慌了,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也不知道怎么办,赶紧向禹作敏汇报。禹作敏 当即指示,要刘永华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情担起来。于是,刘永华等人在禹作敏的授意下编造危的死因。

凶犯之一李振彪伪造了两页危福合承认有经济问题的审讯笔录,伙同刘云章、刘绍升一起到医院太平间按上了死者危福合的指纹。刘云章还派人清理现场,暗示其他打人致死的凶犯不得透露任何犯罪事实。但公安干警很快就查出死者是被殴打致死的真相,并依法提取了刘云章等4人的鞋印。

禹作敏鉴于此前刘玉田案7名凶犯全被缉拿归案的先例,这次就安排打死危福合的4名凶犯外逃,还取了8万元现金送给这4名凶犯。12月15日,天津市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宋忆光等6名干警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刘洪春的陪同下来大邱庄实地勘查,却遭禹作敏安排的20多人的围攻和关押。

警车司机发现情况不对,迅速开车冲破手持砖头石块的村民的重重拦截,赶回静海县公安局报告。禹作敏带人把宋忆光等7人非法拘禁起来,还嚣张质问他们想来干什么?天津市公安局得知7名公安干警遭到非法拘禁,立即向市委市政府报告,16日上午,市长聂璧初勒令大邱庄立即放人。

禹作敏一直拖到上午11点半才极不情愿地把非法拘禁的干警全部放走了,这些干警被非法拘禁长达13个小时。禹作敏为防止死者危福合家属起诉,就派人把危福合家属叫来大邱庄,甩给家属6.5万元,要家属把尸体运回老家火化,并保证以后有事不再找大邱庄,但危福合的家属并没有因此撤诉。

不久,禹作敏觉得4名凶犯在外藏匿不如躲在大邱庄安全,就安排人把这4名凶犯接回大邱庄保护起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函请公安机关协助将危福合案有重大杀人嫌疑的4名凶犯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李振彪通缉归案。1993年2月14日,天津市公安局向全国发出通缉令。

2月16日,静海县委书记和县长约见禹作敏,再次要求他配合政法机关依法办案。禹作敏一方面致信天津市委表示服从和配合政法机关的行动,一方面又宣称万一有意外事件发生,他不知道,也不负责,以此向市领导发泄对政法机关缉捕罪犯的不满,天津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向中央报告此事。

经中央批准后,天津市公安机关于2月17日派出400名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的村庄待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止通缉犯外逃。上午9时20分,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和静海县等负责同志共9人赶到大邱庄,向禹作敏说明来意,准备依法执行任务,遭到禹作敏的激烈反对和明确拒绝。

公安人员表示必须依法办案时,禹作敏以辞职相要挟。并且,马上涌入20多个村民对前来执行公务的市县领导进行质问和纠缠。搜捕罪犯的工作受到禹作敏的人为干扰,公安局派出的400名干警始终没到大邱庄村边。甚至有人在禹作敏的授意下,故意散布谣言,说市公安局要血洗大邱庄。

大邱庄在禹作敏的幕后指挥下迅速进入战时状态:成吨的螺纹钢被锯成一段段一米多长的钢棍,发给工人作为武器,负责守卫各要道路口;汽车、拖拉机、马车和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则用来设置路障。整个村庄交通断绝、生产瘫痪,就连来往的行人都受到非法搜查。一时谣言四起,形势严峻。

为了避免和不明真相的村民发生冲突,天津市公安局不得不撤回执行搜捕任务的400名干警,只留下30人待机进村缉拿凶犯。2月18日,禹作敏召开全村大会,继续进行煽风点火,他宣称市公安局在大邱庄周围布置了1000多人,带着小钢炮、催泪弹和警犬,这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而来的!

由此,禹作敏号召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保卫大邱庄,保卫总公司,对“非法行动”必须寸步不让。会后,大邱庄进一步陷入更大的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村民们手拿各种械斗武器涌上街头。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聂璧初得知后,于2月18日晚22时向大邱庄党委和禹作敏下达指示。

要禹作敏必须保证在大邱庄执行公务的公安、检察部门同志的绝对安全,让他们返回静海县城。并表示此事必须立即执行,不得有误。禹作敏的嚣张气焰这才有所收敛,不得不表示,执法人员可以进村张贴通缉令,并对4名重大嫌疑人的住处进行搜查,但他同时又命手下寒碜寒碜执法人员。

因考虑到禹作敏与公安、检察部门的严重对立态度,2月19日上午,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大邱庄问题,决定下午由市公安局、市检察院一同前往大邱庄执行缉捕任务。下午17时20分,禹作敏带着数千群众在现场“夹道欢迎”,向市公安局和市检察院办案人员示威施压。

干警搜捕未果要出村时, 禹作敏派人拦阻,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撬门搜查?还说不搜查出人来不能走。随后,30多辆车拦住办案干警的路。与此同时,禹作敏暗地里让刘永华安排人把嫌疑人刘绍升送去河北献县,把嫌疑人陈相歧送去了呼和浩特。工作组进村后,禹作敏又把刘云章和李振彪送走。

这4名通缉犯逃亡在外,禹作敏提供了16万元给他们。禹作敏还先后4次向北京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企图为这4名嫌疑人免罪。更让人震惊的是,他居然指令在村内各主要路口张贴布告,把大邱庄工厂停产的责任全部推到公安检察机关身上;又以大邱庄党委名义散发材料,抹黑公安部门。

眼看禹作敏的行为越来越无法无天、颠倒黑白,2月22日,天津市委办公厅电告静海县委转大邱庄党委,严令大邱庄党委立即停止错误行动,并追回已经散发出去的材料。要大邱庄党委在一天内向市委、县委写出报告并做出检查,并严厉警告禹作敏不要再做任何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事情。

但禹作敏仍然死不悔改,对市委、县委的指示装聋作哑,一直没有做出任何检查。这时,禹作敏又以退为进,向静海县委递交“辞职报告”,佯装辞职,躲到幕后操控。鉴于禹作敏已经在邪路上越走越远,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了大邱庄的问题,决定坚决支持天津市委依法办案。

第二天上午,中央领导同志找天津市长聂璧初谈话,明确指出,禹作敏过去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在国内影响较大,现在还要拉他一把;但问题也必须解决,要选派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大邱庄,几天内争取控制住大邱庄的局面。于是,天津市委于3月10日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

在工作组的强有力推动下,大邱庄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秩序,执法机关也得以顺利查处案件,并顺利收缴了大邱庄曾拥有的武器装备。3月14日,静海县委、县政府发布《致大邱庄全体党员和群众的公开信》。

《公开信》明确指出,不据实交代,交出案犯,继续包庇、窝藏、资助案犯,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开信发表后,群众揭发出了800多条与案件有关的线索。3月中旬,嫌疑人刘绍升、陈相歧落网;7月7日上午,在公安机关巨大的压力下,刘云章和李振彪也投案自首。

禹作敏功成名就后,内心开始极度膨胀,并最终蜕化成随意剥夺人权、戕害人命的“暴君”、“土皇帝”,完全没有把党纪国法和党组织放在眼里,已经忘记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红利才是他功成名就的根本原因,他才会做出这么多无法无天的恶劣行径。至此,禹作敏个人的悲剧已经不可逆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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