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通常被视为权威和可靠的历史记载，比如二十四史，它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以纪传体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我国从古代传说中的黄帝时期至明朝末年共四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哪些是正史、哪些不属于正史，都是由历代官方确认的，比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就对修史有着格外的兴趣——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乾隆年间的文字管控以及他本人对自身在史书的形象，才是重点。
（一）别看是正史，但其中都会有或者夸张、或者虚假、或者语焉不详故意篡改的内容——这也是事实。
要知道，前朝的历史往往是本朝在编纂，比如《宋史》由元代完成、《明史》由清代完成，编纂者们的主观好恶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影响最大的是本朝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立场观念。
比如前面聊到的乾隆皇帝，就特别喜欢指导史官，发表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点，这种情况下，史书尤其是正史的编纂不可能不有所偏向甚至颠倒，不是每个史官或者编纂团队都能像《史记》司马迁那样，尽可能客观记载。
其实，即使是《史记》这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样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偏差甚至谬误。
《史记》记载了从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古代信息传播手段有限的背景下，口口相传或辗转记录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部分误解、遗漏甚至故意篡改，从而使原本真实的内容变得失真。
（二）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家也能想到：越是宏图大业、在乎名誉的皇帝，对历史尤其是正史的干预程度可能会越高。
唐太宗李世民，无论是贞观之治，还是正确处理了与突厥、吐蕃等关系，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好皇帝、名皇帝——不过，唐太宗对官方历史记载的干涉程度同样令人发指。
比如唐太宗在即位后，多次要求观看《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等正在记录的官书（就是正史的基本素材），遭到过史官们的婉拒，史官们坚持传统规定，认为皇帝不应观看自己的实录和起居记录。
然而唐太宗却以“以史为鉴”为由，最终还是看到了——不仅看到了，而且还影响（调整）到了一些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唐太宗多次要求史官对记载中不利于自己的内容进行删改——注意，是删改，并不是只修改，如果实在不好修改，那就删除掉。
他要求史官们对史书中记载的“玄武门之变”等事件进行美化，将责任推给对手，而将自己描绘成被迫自卫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的正史记载中，“玄武门之变”的大致原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先动手，李世民是在被迫无奈之下才进行反击。
至于“十全老人”、“古稀天子”的乾隆皇帝，对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利益更加严格。所以，如果发现某一朝某一代的皇帝，甚至要求史官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书写历史，掩盖或者删除一些自己认为不光彩的史实，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乾隆皇帝画像）
（三）那么，我们学习历史、对历史感兴趣，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这还真不是，看历史、学历史、讲历史，本身就不能抱有二极管的思维，肯定还是辩证的角度。
历史，宛如一面映照古今的镜子，让我们得以窥探过去的岁月，能够领悟我们这片土地、这个种族是如何演进到现在的。
毛主席不仅自己喜欢读史，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要求高级干部多读几遍贾谊的《治安策》，以此启发广大干部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以求新中国长治久安，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
所以，历史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展现不同朝代（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农业、工业以及军事甚至战争的。
而且，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往往比较复杂，如果不读历史，只看一个片面的结果是很难培养我们独立思考能力的——时代背景、相互关系、逻辑论证，这三样是我们读史、学史甚至运用历史最常见的三种工具。
除了正史，野史、家史甚至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小说等文学类作品，都是历史的不同侧面，其实是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的。
这些史料或者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填补正史中的空白，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正史进行补充——有时还会有惊喜：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事件或者人物，在其他地方出现了，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判定正史一定是对的、其他记录或者记载一定是编造的。
（四）野史、家史、各类文学作品通常源于民间的口口相传或私人记载，其中蕴含着广大民众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与感受，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大众心理和舆论倾向。
同样，野史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弊端，比如内容不会全都经过严格考证，比如个人好恶的可能性更大，比如涉及本家族利益或者形象的时候，同样语焉不详甚至直接删除等等。
所以，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对历史感兴趣并能将学到的历史应用于生活和工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不过过读史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时间充分，最好还是把正史、野史、家史等等，综合阅读。
另外，顺便读一下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诗歌、杂文、戏剧等等，可以发现能够与各类历史起到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意外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