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语出西汉刘向《说苑·谈丛》。意思是说，要想不陷入困境，就须提前谋划；要想不至于绝境，就须事先预防。究其所本，这句话又源于《荀子·大略》所说的“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通‘捷’），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后，后则事不举。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简言之，其所表达的乃是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特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涵。

就历史而言，中华人文精神的觉醒发生在殷周之际，其原动力就是忧患意识。作为中华元典之首的《周易》便是这一时期忧患意识的产物。“《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开篇乾卦之九三爻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整天刚健奋勉，振作不已，到了夜晚仍心怀忧惧，如同危险就在身边，不敢懈怠，从而得以免遭灾祸。乾卦《象传》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背后蕴含的正是深沉的忧患意识。既济卦《象传》说：“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是说事情已成，功业已定。当此之时，并非高枕无忧了，危机仍然存在，因此君子要谋虑可能发生的祸患而预先做好防备。

可以说，《周易》通篇都充溢着浓郁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直接为孔孟及后世之儒者所继承和发扬。孔子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又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传下》）《左传》襄公十一年载：“《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孟子更是发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切告诫。正是这种发轫于殷周之际、大成于孔孟的忧患意识，激发了中华民族刚健自强的精神气概，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从思想上看，忧患意识产生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历史的实践中，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不断提升，逐步认识到人世的吉凶祸福并非取决于天命鬼神的意志，而多是人自我作为的结果。所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书·君陈》），说的就是祈福于鬼神不如修省自我之德行的意思。当人的意志屈从于天命鬼神的时候，对于世事与人生的变化只有无尽的恐惧，谈不上有何忧患意识。须知，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的主体精神。

这种主体精神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一种责任感。人必须在认识到自我对事情的好坏成败负有责任时，才能产生忧患意识。由主体精神和责任感所引发的忧患意识，进一步便彰显为大有为的担当精神。两千多年来，从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反映的都是深怀忧患意识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忧患意识在强调主体当下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同时，又引发主体自觉地对未来的可能性进行预判，体现为一种前瞻性思维。《周易·系辞下》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其所说的“几”就是事物将要变化的前兆，它既可能是好的苗头，也可能是坏的苗头，往往是危机与良机兼而有之。能适时准确地把握住它，就能将祸患消弭于无形，就能将事业培植广大。“见几而作”，就是忧患意识之下滋生的实践智慧。清代思想家魏源说：“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默觚·治篇二》）所以，忧患意识所具有的前瞻性特点，使人在觉察到危险潜存的同时，也能看到机遇的萌生。适时通变，消除危机，把握机遇，就是忧患意识所蕴含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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