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毛泽东以为斯大林祝寿为由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次访问历时两个多月。在这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巨人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谈判），双方唇枪舌剑，斗智斗勇，最终平分秋色，毛泽东虎口夺肉，成功地从苏联手中收回了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以及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而斯大林则收获了毛泽东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两位巨人都取得了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场巨人间的较量终于落下了帷幕。今天笔者给大家讲讲这件事。

一、毛泽东决定访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将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谁站在一起？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不得不立即作出回答的迫切问题。

当时的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西方阵营；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已经进入了冷战时代。

这两大阵营就像是一块磁铁的两极，而其他的国家就像小铁屑一般被分别吸进了这两极体系中，想站中间立场是不现实的幻想。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希望新中国能站在他们阵营的一边。而爱国将领张治中等社会名流贤达则极力向毛泽东进言，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向美苏两面靠，同两面都发展友好关系，这样对我们国家更有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明确表态了。

经过一番深入的思考，毛泽东意识到：脚踩两只船，同时同美苏两国发展友好关系是行不通的，也是极为危险的。

在想明白之后，毛泽东立即宣布：“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一边。”

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对于美国，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豪情说:“过去那么困难我们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离开美国我们就不能活命吗？”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选择“一边倒”，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在新中国与帝国主义对抗和冲突不可避免时，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战略后方；二，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要恢复战争破坏后的国家元气，重中之重是建设，而搞经济建设就需要朋友，需要援助。而在当时，放眼世界，谁能做我们的朋友？谁能给我们援助，只有苏联。

但是，毛泽东心中也十分清楚，斯大林对自己是不信任的，是怀疑的，尤其是新中国政府吸收进了一批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斯大林很担心新中国会走亲英、亲美的路线。尽管他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明了“一边倒”倒向苏联的路线，但是这一切斯大林会相信吗？能因此而对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放心吗？

但不管怎么说，中苏关系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新中国不能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于是，毛泽东决定以为斯大林祝70大寿为由，亲自前往苏联进行访问。

鉴于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毛泽东在动身访苏前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即使斯大林在莫斯科逮捕了毛泽东，中苏间的友好关系也不能因此而改变。”

二、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位巨人在莫斯科的较量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以为斯大林祝70大寿为由，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

对于这次访问，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现实，那就是与斯大林谈判废除苏联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中国与苏联政府间的国家条约，并获得苏联对于新生的中共政权的支持和援助。

当然，毛泽东还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以及让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不过，毛泽东深知，以斯大林的蛮横狡诈，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如愿。

就在毛泽东为访苏的结局而焦虑的时候，苏联的斯大林也在为毛泽东的到来而积极准备着。

1949年12月16日，经过长达10天的漫漫旅途，毛泽东的专列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这次来访的接待相当隆重，当毛泽东走出专列时，苏联除斯大林以外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几乎都到车站来欢迎毛泽东。

毛泽东被安排在莫斯科市郊一栋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里居住（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就在此居住）。

当天下午6点，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在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会见了毛泽东。

两位领导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握手问侯。

斯大林望着毛泽东说：“想不到你这样年轻，容光焕发，很了不起！”说着，斯大林又把自己的同事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斯大林这时不停地称赞毛泽东:“伟大，你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话未说完，斯大林立即插话道：“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接下来大家入座，进入了正式会谈。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军事情况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等。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会谈一开始，人们就感觉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次来访的目的是什么？

斯大林再三询问毛泽东:“你来一趟很不容易，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表示：“我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想了想，含蓄地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的这句话充满了哲理，如果直接翻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在翻译这句话时做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尽管师哲对毛泽东的这句话做了解释，但苏联人还是不明白毛泽东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全部都目瞪口呆。

不过，斯大林虽然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是他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对斯大林说：“我想让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感到很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显然，斯大林是在追根问底，但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自此，两位伟人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一些误会。

从斯大林这方面来说，他认为自己过去在中国问题上犯过一些错误，因此这次不便把自己的设想抛出来，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际上他早在这一年的7月份刘少奇访苏时就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而毛泽东此时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那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也正是这个中苏条约，这是他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标。毛泽东要用这个新的中苏条约来取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在变化了的情况下，重新确立中苏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基础。

但问题是，毛泽东认为苏联是老大哥，苏联应该主动提出对新中国的具体帮助计划，不提是不诚恳。

就这样，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位个性极强的巨人便都沿着各自的思路考虑自己的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想摸清毛泽东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还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问他是否有新的考虑，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等等。但毛泽东始终未作正面答复。

就这样，毛泽东到苏联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苏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毫无进展。毛泽东终日除了看书、看电影外，无所事事，这让他很不高兴。

毛泽东发牢骚说：“斯大林太简单了，难道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只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

一次，苏联驻华总顾问柯瓦廖夫等人来到别墅看望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对柯瓦廖夫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你们叫我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就在中苏双方互相“摸底”的时候，西方的报纸上报道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这下子苏联方面心里发毛了，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到外地去走一走？

毛泽东马上明白这是要他以出访外地来辟谣，于是欣然同意。临行前，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提出让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纸上公布毛泽东此次到苏联访问的目的。

1951年1月2日，毛泽东的《答记者问》在苏联的报纸上登了出来。这下子斯大林终于弄明白毛泽东讲的那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了。

毛泽东在答苏联塔斯社记者问中说：“我这次来苏联访问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现有的苏联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接下来，事情就进入了实质性会谈阶段。

1950年1月20日，即毛泽东到苏联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到达莫斯科。

23日，中苏实质性会谈开始。接着，苏联方面搞了一个中苏条约草案，中方接到该草案后，周恩来立即将草案交给代表团成员和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该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

周恩来反复提醒大家:“这个条约不仅要现在看着行，还要在将来以后看着也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检查。要从国家利益出发，防止出漏洞，以免吃人家的亏，上人家的当。”

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草完毕，周恩来看过后，在条约名称上加上了“互助”两个字，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称赞说：“改的好。”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苏双方经过认真的商讨、谈判，很多时候都是各执己见的激烈争论。

在这次谈判中，斯大林充分暴露了他大国沙文主义的一面。在一些细节上与我方摩擦且不说了，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特别强烈，例如，当周总理和他谈到聘请苏联专家时，斯大林就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在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大连的问题上斯大林也很不干脆，而对于中方提出的让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斯大林则更是断然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他并想尽一切办法逼迫中方承认外蒙古独立（其实斯大林最害怕的就是毛泽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在外蒙古问题上面对现实，他的策略是：承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关外蒙古问题的规定，但必须以此为筹码换得苏联在其他方面对中国的支持，特别是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代价，保证苏联归还中国的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以及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

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位巨人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艰苦谈判，双方激烈争论，反复较量，最终平分秋色，两位巨人都实现了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毛泽东“虎口夺肉”，成功地从苏联手中收回了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以及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而斯大林则收获了毛泽东对外蒙古独立的承认。两位巨人间的较量终于落下帷幕，双方并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正式结盟。

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这次中苏谈判时说:“1950年，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激烈争论了两个月，当时我们同斯大林意见不和，我们想缔结一个中苏条约，而他不愿意。我们想要收回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以及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而斯大林不愿意归还我国。不过，虎嘴里夺肉，毕竟还是实现了。”

毛泽东同时说：“在互助条约、中国长春铁路、合营公司、边界和外蒙古等问题的谈判上，我们采取了两种态度：一是在斯大林的提议我们不同意时，就同他争论；二是如果斯大林硬要坚持他的观点时，我们就接受。”

毛主席解释说：“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考虑，是为了让中苏两国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莫斯科开始回国。毛泽东走了，但他独特的个性却深深地留在了斯大林的脑海里。从此斯大林再也不敢小看毛泽东，此后在处理中苏关系时，斯大林处处谨慎小心，即使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也是先征求一下毛泽东的意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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