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军区成立后，同国民党军进行了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斗争。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先后调集了三十余万军队进攻围困我中原军区部队，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一举包围歼灭我军，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中原地区的局势愈来愈严峻，内战一触即发。
面对国民党连续侵占中原解放区，日益增兵进行分割包围的严重局势，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原局领导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和超常的胆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中原军民咬紧牙关，奋力摆脱困境。
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交涉：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中原地区，合法转移到皖东或华北解放区。但是，国民党欲置中原人民军队于死地，认为“嘴边的肥肉”怎能放弃，对我党我军提出的合法转移之事横加阻挠，无理拒绝。
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作出决定：“立足于打！准备突围！”
中原军区为了适时转移，开始作突围前的多种准备。一是复员、隐蔽一批老弱人员，实行整编精简，让部队更具战斗力；二是严整制度，节衣缩食，坚持苦熬，坚持与敌斗争到底；三是分散转移一批干部到华北或其他地区，保存我党我军的有生力量。
军区干部教导团解散分编后，我和刘孝德都未分配工作和任命职务。部队整编后，富余的干部数量很大，此时许多旅、团级干部都没有任职。组织上决定通过合法渠道转移干部和伤病员。
刘孝德告诉我，他遵照组织的安排，不日将随伤病员一道转移北上。战友分离，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我们心中涌出无限惆怅。我俩相互紧握着双手，抚着对方的肩膀，互道珍重，相信重逢之日，将是革命胜利之时。
5月间，谢建华告诉我，组织上安排她去重伤员二队任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护士）。中原军区有伤病员一千多人，这些在抗日战争中和对国民党的自卫反击斗争中负伤和患病的将士们，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原解放区的经济条件很差，他们的伤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急需转运到华北解放区就医。在我方强烈的抗争下，根据三方军调小组达成协议，我伤病员和家属一千二百人将合法通过铁路乘车北上。但是，转移伤病员和家属的工作，在广水车站登车时受阻，国民党军无理扣押了我方人员。通过斗争，伤病员和家属仅有七百四十余人登车，谢建华和一部分人员被阻撤回。
为突围作准备，中原局和军区以各种形式和多种渠道，组织部分干部化装转移。组织部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化装离开中原北上。我在军中十多年，无论从口音、姿态和气质都是一副军人的模样，化装转移并不适合我，再说我也不想离开部队。想当年，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我们才二万多人，凭着枪杆子，硬是冲出了重围，西行三千里进入四川，在那里打出了一片天地。现在我们有五万多人，要打，一定能够打出去。于是，我表示不离开部队，要求随队突围。
6月中旬，谢建华告诉我，组织上通知她，让她化装转移北上，虽然她本人还是希望同部队一起突围。我也做谢的工作，我说，既然是组织的决定，就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再说，你已有三个月的身孕，随队突围也不方便。谢建华同意，决定化装转移北上，去晋冀鲁豫解放区。
6月20日，谢建华来向我告别。组织上安排一位“民大”（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学生张学民和谢建华扮成叔嫂，以小叔子送嫂嫂回东北的名义化装北上。张学民原本就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加上固有的学生气质，不化装也是学生。可是，谢建华装扮成“大学教授夫人”，可就不太像了。女兵原有的短发，多年的军旅生活，举手投足都带有的军人气质，使化装工作要费点劲才行。负责干部化装突围安置工作的白相国同志，真是费了很大的劲儿编排演练，才总算使谢建华进入了角色，穿上旗袍，还真有点儿像“教授夫人”了。白相国伪造了东北大学张教授给弟弟的毛笔书写信函和假路条，谢建华和张学民带着这封假信函和假证件上了路。
谢建华和张学民要上路了，我送谢建华离开宣化店。结婚不到半年，原在同一个部队尚不觉得，夫妻现要分离，心中真不是滋味。这一别前程未卜，不知是凶是吉，何时才能再相见，扯不断的情，割不断的意，千言万语不知从哪儿说起。我送了一程又一程，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最后站在箭杆河岸高处，频频向谢建华挥手告别。谢建华三步一回头，夫妻情感此时真是难舍难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多年的战火锤炼使我成为从不落泪的铮铮铁汉，没想到夫妻的离别竟让我如此儿女情长。
警卫员刘传甫将谢建华和张学民送到罗山朱堂店，那是中原解放区我军最边缘的驻地之一。刘传甫返回了宣化店。知道谢建华他们已进入蒋管区，我那颗忐忑不安的心高悬着，默默地祈祷着妻子和那还未出生的孩子一路平安。
几天后，白相国同志兴冲冲跑来通知我说：谢建华已安全到达我晋冀鲁豫军区，她的党组织关系已通过电报转了过去。这个消息让我兴奋不已，妻子的安全转移成功，让我放下了那颗高悬着的心，我可以毫无牵挂地随部队突围了。
国民党军的围困一天紧似一天，其部队在作紧急的秘密调防。据悉，敌军企图于7月1日进行总攻，四十八小时内欲将我中原军区主力“围歼”于平汉铁路以东的宣化店地区。由于当时无职务的干部数量较大，突围前夕，仍有不少干部未能转移，只能安排随主力部队突围。林恺成、刘绍堂、武刚和我被通知随一纵三旅九团走。
6月24日，我接到通知，突围马上开始。第一纵队将紧急从光山泼陂河出发，向宣化店转移。我们几位未挂职的干部随队行动，到宣化店等候一纵主力。
26日夜，在我们的焦急等待中，终于盼来了一纵主力，大家都忙着找自己将要随行的团队。
在风尘仆仆的队伍中，我看见了红军时期的好同乡、好战友、时任一纵三旅七团团长的阙子清。部队此时紧急向西南方向挺进，我们来不及多说就分手了。
我找到九团，这是我要跟随的部队，团长郑焰辉、政委周凯都是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的同学，大家都认识，打个招呼就算报了到。我招呼我的警卫员刘传甫、谢少清和马夫，牵着那匹骡子汇入九团，跟着队伍踏上征程。
由于头天的倾盆大雨，道路十分泥泞，队伍行军三步一滑，速度很慢。南面已听到隆隆的炮声，国民党军对我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了进攻。
27日，部队到达宣化店西南的汪洋店。以后我才知道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主力部队兵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李先念等中原局及军区领导率二纵（缺十五旅）为北路，王树声率一纵主力（缺一旅）为南路。第二纵队王海山十五旅随南路行动。江汉军区罗厚福部渡过襄河、进入鄂西北，以后为接应一纵也编为南路。鄂东张体学独立第二旅为掩护主力转移，布局迷惑敌人，坚持在鄂豫皖边与敌周旋打游击。
一纵皮定均一旅向东佯动，作出我主力向东突围的态势，以吸引迷惑敌人，掩护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
一纵主力为向西突围的南路军，突围行军的序列是：我们三旅为第一梯队，纵队领导机关和机关直属队紧随其后，二旅为第二梯队。三旅阙子清率七团为前卫，九团护卫着纵队机关，二旅王定烈率四团为后卫（过平汉铁路时改为前卫），护卫着南路军的侧后翼的安全。
29日，部队到了阳平口地区，这里距平汉铁路很近了。我们本应从这里突破平汉线，不知为何部队又向东南前进。第二天我才知道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一部已抵达平汉路边，与我由后卫改前卫的二旅四团接火，敌一九九旅也从北向南火速赶来。敌人尚未查明我军向西突围意图，为了不过早惊动敌人，纵队领导决定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向东南绕道越过平汉铁路。
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在崎岖的小路和田埂上艰难地行进。暴雨使得沿途的河沟涨水，九团遇到了一条小河，山洪暴发，部队跳进齐胸的水中摸索着过河。警卫员刘传甫牵着我的骡子在水中蹚行，我看见九团有伤病员也要跳入水中，赶紧制止，让他们骑着我的牲口过河。我正在河边接应他们，忽听有人在喊我原来的名字：“小秦，那是不是秦懋书呀？”
我寻声望去，原来是王树声司令员和刘昌毅副司令员。王树声在红军时期就是我的军长。刘昌毅呢，抗战时我和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轮训队一起共事。没想到在行军途中见到他们，我赶紧跑了过去。
“秦懋书，你怎么在这里？现在哪个部队？”王树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扯着洪亮的嗓门问道。“我现在没有分配职务，在九团，跟着走。”
刘昌毅的一些牙都没有了，说话关不住风：“伙计，几年没见了，你一直在哪里？”
我后来听说，那是年初打光山时，刘昌毅脸部再次负伤，牙齿全部都被打掉了。
“两位司令员，我长话短说，我随三五九旅南下后在五师干部教导团当政委。”
王树声对刘昌毅说：“昌毅，我看不能让小秦闲着，你给他找点事做。九团还有没有位置？”
“九团的团长政委都有了。”刘昌毅答道。
“那就让他先干副政委吧!”王树声正说着，九团政委周凯跑了过来。他向王树声和刘昌毅敬礼。刘昌毅对周凯说：“周政委，你来得正好。秦懋书现到你团任副政委。你告诉郑团长，说这是纵队任命的。”
“是！知道了。我先随队走。”周凯向两位司令员敬礼，同我握了握手说了声：“我在前面等你。”说完拔腿就去追队伍了。
王树声说：“秦懋书，部队马上要过平汉路了，正是要看你用劲的时候。”
“是！司令员，我马上归队。”说完，我向两位司令员敬礼离去。
九团团长郑焰辉分配任务，他和杨世金副团长带一营；周凯政委和政治处主任胡恪恭带三营；我和参谋长贺佑三带二营。我团紧随七团到达王家店东面的小河溪一带。此刻接到命令，让我立刻带二营继续往南，在卫家店附近突破平汉路。我们连夜赶到卫家店以北，听到铁路沿线枪炮声响成一片。
7月1日清晨，我带二营到达指定地点。此时，我二旅五团、六团在平汉铁路边正与敌人打得不可开交。五团、六团撕开了敌三十八团防线的一个口子，已有部分部队冲过路西，但缺口很快又被增援的敌人合拢堵上了。
事后得知：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被任命为“围歼”中原解放区的总指挥后，已严令所辖部队对我围攻。当查知我一纵向西突围的意图后，急令各部：“严密包围封锁，不得使其逃脱，将匪聚歼在平汉路东。”6月29日我军在阳平口与敌遭遇后，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沿平汉铁路紧急调兵遣将，第一九九旅、第一八五旅部署在铁路沿线，依仗着坚固的碉堡工事及地雷阵，妄图阻挡我军的突围。我军在阳平口避开敌人，欲绕道越过平汉路。由于雨大路滑，影响了行军速度，没想到多费了一天的时间，走了一个弧形，最后还是遇上了这伙敌人。
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岩凑集他们最大兵力，加强了原十三旅三十八团守备的王家店至肖家港间的铁路封锁线。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也火速南下。敌人铁甲车南北夹击，北从明港南下，南从孝感北上参加堵截。驻汉口敌空军也出动飞机支援地面作战，敌人使用空地立体火力，依仗工事林立，依仗着号称钢铁防线的平汉铁路，妄图将我突围部队“一举歼灭”。
我们连夜冒雨行军赶到铁路边时天已大亮，由于事先无法侦察，敌情不明，加之对地形也不熟悉，我只能从敌人拦截我军的枪炮声中判断敌人的部署情况。我军二旅五团占据一个小高地，施展火力，掩护还没突出去的其他部队。我带着二营看见敌人几个碉堡猛烈的交叉火力封锁着铁路，那些碉堡枪眼里吐着红红的火舌。路东的田畈和水沟里都是我军急待突围的部队，而南面增援的敌人越来越近。时间不等人，我急得双眼冒火，只有炸掉碉堡，我部队才能冲过铁路。
这时四连长押来一个敌军的俘虏，那俘虏说：“长官，你们过不去的，碉堡前面全都埋上了地雷，那是一片连环地雷阵。”
一听这话，我脑门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狗日的国民党，老子豁出去了。我大喊：“四连，炸掉那个碉堡！”
四连张连长大声命令：“三班，准备炸药！”
“我去！我去！我上！……”四连的战士都在喊。
我知道，九团是在3月上旬部队整编时，由撤销的原五师第十四旅各团补充编入一纵三旅的。部队番号虽改变了，但战士多半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五师老兵，连营干部中有的还是当年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
“机枪掩护，给我封锁住碉堡的枪眼！”我大声命令道。
我们的三挺机枪“哗哗哗”地打在碉堡上，腾起了一片砖渣。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几挺机枪横扫了过来。
四连长命令还没出口，一位战士已抱着炸药包冲了出去。可跑了二十来米，就一头扑倒在地动也没动，我的心一震。四连长一挥手，又一个战士冲了出去，接过第一位战士的炸药包，没跑两步，肩部中弹又倒下了，我叹了一声。那战士负了重伤还想挣扎着爬起来，可他已无法支撑起身子了。
“连长，我是共产党员，我去！”又一个战士话音未落就蹿了出去。
只见他匍匐前进，又滚下土坎，沿着水沟猫腰朝前扑去。这个机警的战士，他想避开敌人的子弹，利用机枪火力的死角接近碉堡。就在我庆幸他快接近碉堡时，只见他身边火光一闪，发出了“轰”的爆炸声，这是他碰响了地雷。我闭上了眼睛，多好的战士！就在我们再要派人去时，我看到这个战士爬出土坎，向碉堡滚去，“轰、轰、……”的爆炸声在他身边响起，火光闪烁，身后飞腾起浓浓的黑烟。敌人的连环地雷阵全都炸响了，他是用自己的身体在滚地雷呀!他的手脚都炸飞了，为部队趟出了一条胜利的路。我的心像被刀戳着一样的疼。在地雷爆炸的硝烟中又有人冲了上去，碉堡中的敌人看不清我们，机枪在硝烟黑雾里盲目乱射。“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我一挥枪，四连勇士们高喊着“为三班长报仇！”的口号冲了上去。几个被炸晕的敌兵抱头鼠窜，愤怒的战士上前用刺刀捅了过去。
敌人另几个碉堡的机枪还在狂叫，铁路线已被我们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五团在路西掩护我们，我们九团二营在冲锋，其他的部队也冲了过来。沿途不少人中弹倒下，我军像潮水般冲过铁路，跃过距铁路不远的澴水河，突破了敌人苦心经营半年并称之为“钢铁封锁线”的平汉铁路。
我带二营才刚刚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战事十分紧迫，所以从连长到战士我都还未来得及认识。随后一段时间的战斗残酷而激烈，部队的人员变化频繁。那位用身体滚地雷壮烈牺牲的三班长，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使我深感遗憾。烈士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垫了胜利之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7月1日黄昏，九团随纵队主力抵达大鹤山一带，与原在路西接应的第十五旅第四十四团会合。部队极度疲劳，在赵家棚地区休整一天后继续西进，到达应山西南的寿山。由于连日大雨，河水猛涨，府河浊浪翻滚，不能徒涉，部队不得不绕道北上。经大邦店、马坪、淅河，于6日到达随县的安居，尔后架设浮桥渡过府河。后来知道此时中原局命令南路军不去豫西，决定改向襄西前进。8日，部队到达茅茨畈休整一天。此时获悉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第十三旅、一八五旅、一九九旅，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六旅，敌整编第三师及整编第四十一师，分三路追来，企图围歼我南路军于襄河⑥以东地区。
军情紧急，时不我待。9日，部队分别朝襄河东岸的宜城县流水沟、雅口方向前进，二旅四团担任前卫，三旅八团担任后卫，部队准备抢渡襄河。10日上午到达流水沟的前卫四团找到七只木船，当晚四团在该渡口全部渡过了襄河。
我带二营择路向襄河东岸急进。10日夜，到达雅口以北的官庄，在这里遇到第二纵队王海山十五旅四十四团的一个营。我与该营长商议夜袭官庄乡公所。敌乡公所武装战斗力不强，七十几个人真不经打，战斗刚开始不久敌人就作鸟兽散。我们俘虏了十多人，并缴获少量的枪支弹药，最让我兴奋的是缴获了几只小木船，船虽不大，可我们渡河正好派上用场。
经过急行军，11日上午大部队分别赶到襄河东岸的流水沟和雅口两个渡口。然而连日的暴雨使得江水猛涨，渡口河面宽达千余米，浑浊的河水翻腾着白浪，河面见不到一只船。烟雨茫茫的襄河显得如此空旷，千军万马挤在了襄河东岸。据悉，我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已于6日全部渡过襄河，敌人地方部队为堵截我军，已控制了沿河的渡船。
流水沟和雅口南北相距约二十多华里。渡河部队分为两部，王海山十五旅四十三团、四十四团和我三旅九团从雅口渡河；王树声、刘昌毅等领导率纵队直属机关，二旅四、五、六三个团，三旅教导队、七、八两个团和警卫团从流水沟横渡襄河。由于河面宽阔，船只太少，渡河速度非常缓慢。大批部队云集渡口滩头，还有大量的骡马辎重和民夫，隐蔽等候在岸边的芦苇丛和小树林里。在雅口，王海山旅长指挥十五旅用我二营缴获的几只小木船，加上其他部队找到的少量船只，开始抢渡襄河。
夜幕降临，大地沉浸在昏暗的夜色里，襄河仍在怒吼、咆哮。战士们借着河面微弱的反光，正在紧张地摆渡，船只往返整整一个通宵。
两个渡口的渡河行动很快被敌人发现。12日拂晓，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一部率先从河西岸的岛口赶来堵击，与我已渡河的前卫四团展开激战。
九团在雅口岸边等候渡河。这时，国民党军的三架飞机从汉口方向飞来，沿着流水沟至雅口河岸疯狂地俯冲扫射投弹。我眼见着一架敌机死死盯着十五旅部队已到河心的一只渡船，来回俯冲投弹轰炸，炸弹落在船舷上，一声巨响，冲起一股数丈高的水柱，小船被炸翻了。河面上漂浮着木船的碎片，船上的战士全部牺牲在滚滚襄河中，襄河水顿时被鲜血染红。
前有波涛汹涌的襄河挡道，后有数万敌军紧逼追杀，我军大部被阻于襄河东岸，军情紧急，刻不容缓，这背水一战已使我南路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敌机呼啸着俯冲扫射投弹，炸弹落在水里激起数丈高的水柱，俯冲扫射的机关炮打在河沿岸腾起一片稀泥水雾，许多人落水或倒在岸边。敌人掌握着制空权，我们极其被动。又一架敌机怪叫着俯冲下来，就在我眼前还有人在奔跑，我大喊：“卧倒！”可是已经晚了，敌机翅膀下火光一闪，机枪“突突突……”一条线地打了下来，有人中弹扑倒在地，我们冲上前营救。看着身边倒下的战友，战士们义愤填膺，我瞪着天空，两眼喷火，大声命令：“机枪朝天打飞机！”
二营的机枪都举起来，向俯冲的敌机开火了，不管打不打得着，仇恨的子弹撒向了天空。敌机拉起机头爬上高空，因怕挨揍，不敢再俯冲，只在高空盘旋投弹。后来我才知道，十五旅司令部协理员、王海山旅长的妻子袁启铭同志，就在这次空袭中不幸中弹牺牲。
为了掩护纵队主力过河，我三旅旅长闵学胜率八团和二旅六团的两个营，在河东流水沟几个小高地展开，坚决阻击陆续赶来的尾追之敌。八团的指战员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战士们用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英勇抗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枪声、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八团和六团两千多勇士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军，同敌人拼杀，反复争夺阵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神圣的阵地，为主力部队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时我接到命令：立刻渡河！
我指挥二营分批登船。几个来回数小时过去了，我心急如焚，度时如年。登上二营最后一条船，可我乘骑的那匹牲口死也不上木船。在跳板上，马夫紧拉缰绳，警卫员刘传甫在后面用树条抽打，被枪炮和飞机惊吓的骡子又蹦又跳又撂蹶子，几个人都奈何它不得。敌机又来了一批，炸弹在船边不断爆炸，情况十分危急，若有颗炸弹落在船上，那后果不堪设想。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牲口牺牲整船战士的生命，情急之中我掏枪准备毙了这捣蛋的家伙。警卫员谢少清冲上来一把将我拦住，突围开始，我所有的行装均已丢弃，就剩下这匹牲口，过河以后还不知前面有多少路要走。不管怎么说，这牲口在以前的战斗中也立过汗马功劳，谢少清不忍心我枪杀这骡子。
“轰”，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将离我们不远的另条船掀翻，许多人掉进水里。再也不能等了，我命令开船。木船缓缓驶离岸边，我的马夫和警卫员刘传甫，还有那匹不听招呼的骡子留在了河东岸。
襄河两岸激战正酣，东岸边我军还有许多部队在待渡。河中的每条船都在奋力拼划，许多人用铁锹，木板甚至用枪托当桨划水。枪炮声、爆炸声、呐喊声、划桨声和河水喧嚣声响成一片。我团渡过襄河，立刻投入战斗，渡河还在继续，那场面壮观而惨烈。
7月13日拂晓，南路军主力共七千余人渡过了波涛滚滚的襄河，蒋介石企图在襄河以东围歼我军的计划再一次宣告破产。后来得知，我们三旅闵学胜旅长率领八团和六团一部在河东阻击敌人，完成掩护主力过河任务后，因敌严密封锁渡口，控制船只，无法继续渡河追赶主力。未过河的两千五百余人，按纵队预先布置，在闵旅长的带领下，转战突围北上伏牛山。
南路突围部队强渡襄河后，又遇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的堵截。我军奋勇还击，击退敌人的拦阻。分兵两路，一路向南漳的安家集、报信坡前进；另一路则向南漳的武安堰方向前进。
敌一八五旅和十三旅一个团向南漳方向急进，敌整编第三师一部兵力在我军前进的路上穿插拦截。我九团和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团的一个营，在金家铺痛击敌整编第七十五师十六旅四十六团的一个营和一个保安队，毙敌五十余人。二旅四团在刘猴集附近设伏狠揍了敌十六旅四十七团。我军两路部队在报信坡会合，随即向西北方向的谷城石花街挺进。
7月20日，我军由南漳的茅坪进入谷城石花街西南地域。较我先到达的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六十四旅第一四五团，慌忙加强防守，并电乞救兵。敌急令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向谷城增援，并令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从龙门集方向朝谷城石花街靠拢。
第二天上午，我军前卫第四团进抵石花街西南的苍峪沟一带时，敌一八五旅五五三团赶在我军前面抢占了笔架山、乌蛇岭、黑山口等制高点，疯狂地进行堵截。敌一四五团和十三旅三十七团对我南路军后卫七团和我九团尾追侧击，形成前后夹击态势，妄图一举全歼我军。
苍峪沟距石花街八华里。这里群山起伏，悬崖绝壁纵横，只有一条小路从沟底通过。特别是黑山口，地势更加险要。敌人用机枪火炮严密封锁了黑山口，将我军四团堵在了沟底。我们在行进中就听到前面的枪炮声。此时，纵队命令三旅七团和九团坚决阻击尾追侧击之敌，保障整个南路军侧后翼的安全。
在刘昌毅副司令员和三旅政委张力雄指挥下，后卫七团直扑敌三十七团，我九团也展开战斗队形与敌人一四五团交火。九团和七团交替掩护向石花街外围的几个制高点冲去。我九团配合七团用火力压制敌人，七团很快就占领了两个小高地。七团抢占制高点后又用火力封锁敌人进攻的通道，配合我九团也占领了几个制高点。这时，敌人被动挨打顶不住，开始向石花街溃逃，我七团和九团发起了冲锋。
7月的中午烈日当头，酷热异常。部队自突围后没有一日不在行军打仗，极度疲惫。我团许多指战员的鞋都烂完了，战士们赤脚行军，大多双脚红肿，有的已经溃烂。战士们赤着脚追赶敌人，整个下午连续战斗，部队滴水未进。有些战士在追击途中中暑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七团和九团控制了石花街外围的主要制高点，太阳落山时包围了石花街镇，将敌人一个多团围在了镇中。我们等候命令准备发起攻击，消灭镇中的敌人。
晚九时许，得到消息，我前卫四团在二纵十五旅四十四团的配合下，拿下了黑山口，打通了通往武当山区的道路。此刻，我们也获悉情报，敌军主力正尾追不舍，步步向我紧逼。为了避免同敌主力决战，纵队领导命令，停止攻击石花街镇，立刻撤出战斗，甩开敌人，继续西进。此时我九团作为后卫，警惕地撤离石花街镇，向西疾行。望着石花街的敌军，我心中忿忿骂道：“他娘的，便宜了这帮狗日的!”
石花街战斗毙伤敌军三百余人，缴获了山炮四门、迫击炮一门、枪支弹药若干、战马十余匹、电台两部。阻击我之敌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暂时失去了战斗力。我军自突围后又一次摆脱了敌军的堵截合围，跳出了包围圈，打了进军鄂西北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石花街战斗后，南路军兵分两路向武当山挺进。我一纵向西南方向经谷城的紫金洞、官坊、沙河向房县青峰镇前进；二纵十五旅四十三、四十四两团沿均县和房县间向武当山进军。
我军进入武当山区后，敌人仍紧追不舍。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后面总跟着尾巴，敌军寻机同我主力决战。我南路军根据中央及中原局指示，决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牵制国民党军的部队，配合华北、华中我部队作战略展开。一纵到达房县的青峰镇后，决定以武当山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为了避开敌军的阻截，部队向房县以南的山区绕道西进。三旅和纵队直属队从青峰镇东，向房县南面的阳日湾前进。房县南部是大山区，这地方就是现在的神农架林区北部边沿。这里高山重叠，道路崎岖，坡陡沟深，有的地方只有羊肠小道，行军十分困难。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补充给养困难，部队忍痛将一些骡马杀掉充饥。一些重武器无法带着行军，纵队命令将之毁坏扔进了深谷。
部队连日征战十分疲劳，加之后尾紧跟着敌军，当然不会掉以轻心。战士中的许多人没有了鞋，就用破布包裹着红肿的脚行军打仗。这真是一支钢铁的队伍，无论行军打仗，缺吃少穿，战士中没有人叫苦喊累。再困再乏，只要枪一响，人人勇往直前。就是负了伤，拖着走也不愿离队。就是这样一支硬骨头部队让国民党军伤透了脑筋。然而，在这样的硬骨头部队里也出现了个别的脓包软蛋。九团团长郑焰辉经不住敌人的残酷追杀，耐不住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带着老婆离队开了小差，最后竟投降了国民党，当了可耻的叛徒。
郑焰辉离队叛变后，部队作了紧急部署，纵队命令九团周凯政委改任团长，我任政委。
八月初，部队进至房县阳日湾一带休整。这一带人烟稀少，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当地的保甲土顽的欺压，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再次休整，但难以筹集粮食，只得继续西进。神农架原始森林林木浩瀚，部队行军有时一两天不见村落人烟，山沟树林中甚至都不见阳光。
自我军转移向神农架后，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一直尾随追击，不断对我军进行袭扰，危及我侧尾翼安全。此时我三旅七团和九团轮流担任后卫，几乎天天同敌人接触，可怎么也甩不脱这股敌人。
敌军各部也轮流替换尾追我军，依仗装备好，兵员多，总想一口吃掉他们认为的“疲惫之师”。敌人的骄横往往铸成大错。8月12日，纵队刘昌毅副司令员告诉我，中央直接电告，尾随紧跟我军的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十六旅第四十七团的一个加强营，已远离其大队有近一天的行军距离。纵队命令七团和九团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我心中暗想，党中央真神了，真了不起，远在千里之外竟还知道尾随我部敌人的详情。
刘副司令员召集七团团长阙子清、政委何德庆和九团团长周凯、政委秦忠，共同研究确定了这次战斗方案，决定利用前面的险要地形设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地打掉敌人这个加强。
刘副司令员命令后卫七团快速行军，先于纵直、旅直和我九团之前，抵达冠木河地区的莲花观、松木岭两侧设伏，九团三营跟随其后进入伏击阵地；命令九团二营殿后，伪装成主力部队的后卫，并故意“示弱”，显露疲惫大意，以诱敌深入。
8月13日凌晨，我率九团二营故意落后于旅直部队一段距离。我们按战斗部署与敌接火，牢记刘副司令员的命令：只许败、不许胜，打了一阵后就假装溃逃。我们一路“逃”，一路丢弃一些物品，那拖刀计的戏演得可像了。敌人以为有机可乘，拼命追赶。到达冠木河的莲花观时，我知道七团和九团的一个营早已完成设伏，于是带领二营在我设伏部队的面前“狼狈”穿行而过，按计划将敌加强营诱进我们的包围圈。
天亮了，敌人没有发现我设伏部队，一路追赶着我们二营，大摇大摆闯进了山谷。我七团二营和三营埋伏在山道两旁的树林里，九团三营顺山谷一字摆开，隐蔽在深谷两边的峭壁上。见敌人进入了包围圈，刘副司令员在一座破庙里发出攻击令并指挥战斗。霎时间，山谷里枪炮齐鸣，手榴弹轰隆作响。敌人突遭袭击，仓皇失措。我率九团二营听到枪响，立刻回头扑向敌军。前面是我九团二营，中间是悬崖峭壁上的七团，后面是九团一个营用火力封锁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八百余人被我军堵在山谷里成了瓮中之鳖。密集的枪弹打得敌人乱成一锅粥，许多敌兵在慌乱中掉下陡壁悬崖摔死，我军当场俘虏两百多人。除尾部跑掉少数外，我军一举歼灭敌一个加强营，缴获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十五挺、卡宾枪、冲锋枪数百支、还有许多军用物资。我军仅轻伤一名。这是我军进入鄂西北后的又一次胜仗，它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冠木河战斗后，敌人学乖了，和我同等兵力的部队，只敢尾随，再也不敢跟得太紧。
8月25日，部队进至房县以南的田家山。在此遇到敌整编第六十六师的堵截。这真是个老冤家，从平汉路一直追到鄂西北。敌人已先我抢占大道两旁的高地。纵队命令七团和我九团夺取制高点，打通前进道路。我们两个团立刻发动进攻，几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几个山头，消灭敌人二百余人。中午过后，敌人集中炮兵和步兵反扑，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我们两个团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经过一天的战斗，弹药消耗殆尽，部队用刺刀和滚石打退敌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进攻。黄昏时，部队撤出了战斗。这一次战斗同敌人打了一场消耗战，我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数十人，五连副连长和两位排长不幸牺牲。
田家山战斗后，九团和七团随大部队向房县的上龛一带转移。
8月下旬，我南路军第一纵队与先期到达鄂西北的江汉军区罗厚福部在房县的上龛胜利会师。根据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我们决心以武当山为中心，在鄂西北地区共同创建根据地，继续牵制国民党军部队，配合华北、华中战场，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形成与全国解放区正面战场相呼应的广阔敌后战场。
我们中原突围的南路军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险恶形势下，历尽艰辛，英勇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冲破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同数倍于我的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取得了中原突围的伟大胜利。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吹响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号角，敲响了蒋家王朝注定灭亡的丧钟。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