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了一圈，尤其是评论区，攻击三明医改的主要是某些医生群体，为啥？因为“三明模式”真正体现了人民性，践行了人民立场，让百姓少掏钱，并把过度医疗和灰色收入给干废了。

其实，改革最难的部分并非解决各种BUG，而是如何兼顾公平，但只要站稳人民立场，就是最大的公平。

三明模式相当于把公立医院办成大食堂，里面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白菜馒头管够，鸡蛋猪肉也有，就是没有海参鲍鱼大龙虾。对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能在大食堂吃饱就行，但有些有钱人却想坐豪华包厢，想炊金馔玉、八珍玉食。

之前写过李玲教授全民免费医疗这事。张嘴就是：“最早的金砖五国里面，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都是免费医疗，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免费医疗”“墨西哥，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是免费医疗。”这就让人没法绷。

然后，她就成了“全民免费医疗”代言人。其实，这玩意喊起来很爽，但压根就没法实操，最终都会沦为资本的狩猎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说：“免费”这件事，乍一看自己付出的成本为零，但细细想来，我们必然付出更大的隐形成本。马道长也曾在《赢在中国》节目中说过一句话：免费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

另外，李玲教授也提过“三明模式”，但“三明模式”并非全民免费医疗，还说什么日本没有盈利性医院。其实，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信奉生命重于山、人命大于天的国家，要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人类社会从未有过。

另外，她还一再强调我们要向古巴学习，建立古巴式全民免费医疗。但她没说的是：医疗是古巴的支柱性产业，古巴人口只有1100多万，仅为中国人口的8%。支柱性产业是啥意思？

比如，古巴有超过10万名专业在职医生、48.5万卫生专员，占比古巴总人口约5.3%。如果换算成14亿人口，就相当于中国有7400万在职医生和卫生专员，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截止2023年底，中国卫生人员总数为1523万，占比总人口约1%。其中，医师总数为478.2万人，注册护士总量为563万。

其实，医院是纯粹的消费场所，并非生产场所，如果按照古巴比例计算，我们要养活7400多万卫生人员，那得需要多少病人来消费？我们常说消费来自于收入，那收入来自于哪里？收入来自于生产，没有生产就谈不上消费。

所以，古巴免费医疗好吗？当然好！但古巴除了免费医疗，其他方面都很落后，它的工业主要是制糖、采矿和卷烟，生命不尽，雪茄不熄，古巴有很多手搓雪茄仙人。

其实，甘蔗没有两头甜，庞大的卫生人员群体，势必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放之四海皆准。

另外，她的简历也非常成迷，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物理专业，然后跑美国就变成了经学硕士和博士。然后，在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情况下，于1997年成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的医疗改革顾问。

2003年回国后，就一直担任所谓医改顾问，还获得了一大堆国内外医学领域的头衔。其实，这些头衔都能理解。没法理解的是，一个既没有医学背景，又没有从医经历的素人，怎么就成了国内医学领域头部学术期刊的编委，而且在医学学术界拥有很大话语权。

另外，从2019年开始，她又成了复星医药集团和京东健康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两个职位年薪分别为30万元和47.6万元。说实话，不是不想相信她，只是这些年，这类简历完美的海归大咖实在是见多了，都是那啥。

另外，她也提到过“三明模式”，但有些人却把国家大力推广“三明模式”的功劳戴在她脑袋上。其实，三明医改从2012年就开始了，国家医改也早就从中借鉴了很多经验。

2021年7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第一条就是：进一步推广三明市医改经验，加快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在中国，某项地方政策或经验要想在国家层面推广，必定要经过无数考验、质疑和修正才行。

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各地自有省情市情和县情，必须充分唯物辩证。这是个漫长而繁琐的过程，需要大量人员下沉到现场去调查、研究和讨论，必须经过科学的群研、群策和群力，并非某个人喊几声就能成功的。

所以，有些人把这种贪天之功戴在她头上，到底想干啥？无非就是想增加她的话语权，打造其“医改斗士”形象呗！难道大伙对这种套路还不熟吗？

其实，改开之前我们采用的是苏联式免费医疗，也就是古巴现在搞的那套。医院由国家财政养，工资由国家发，看病不要钱。说穿了就是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后果必然是没啥积极性，效率低下，反而推高医疗成本，国家财政养不起。

1989年，国家财政就把医院甩出去了，实在是没钱，连“运-10”都下马了，军队都那啥了。当时，各行各业都把脑袋别裤腰带上各自突围。没了铁饭碗，医院当然要千方百计弄钱。

但中国医疗服务价格并非由市场说了算，而是由政府管控价格，挂号、手术和住院等价格都由政府明码标价，没有可操作空间。然后，医院就匠心独运地鼓捣出了“以药养医”模式，医药代表跟小蜜蜂似的穿行于医院各个科室。

然后就是多开药，开多药，问题是成本由谁支付？当然是老百姓，所谓“看病贵”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人说“以药养医”在当时并未受到诟病，你可拉倒吧！那是因为那会没网络，老百姓压根就没有发声渠道，而媒体又大多是西方肉喇叭。但医患关系的恶化是肉眼可见的，一边是有人给医生塞红包，一边是有患者家属揍医生。

塞红包是希望主刀医生手术时认真上心，揍医生是因为最基本的服务都得不到，非常二元割裂。所谓“医者仁心”就是个冷笑话、冷幽默，天方夜谭。

等到2005年，国家给这场医改的定性是“基本失败”，开始琢磨医药分离。2012年1月5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十二五”期间，深化医改需要进一步突破八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是“全面取消以药补医，理顺补偿机制”，第二个是“全面推进支付制度改革”，第七个是“全面推进药品集中采购”，第八是“创新人才培养和分配激励机制”。八个问题堪称针针见血。

其中，“全面取消医药补医”采用了饱和式试点做法，仅2012年就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等到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后，同年就取消了大部分医药管制，引入市场机制，用医保采集来为药品定价。

然后就有了后来的医保谈判，卫生部和相关专家等对很多医药品动辄砍到1折、2折，骨折价属于是，但医药公司依然有钱可挣，由此可见“以药养医”有多暴利。医保采集之所以厉害，就在于彻底斩断了医药代表与医院和医生之间的黑色利益链。

另外，为了防止医生过度医疗，从2019年开始推行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和DIP（医保支付方式），啥意思呢？说穿了就是一口价，就是同类型诊断和疾病，医保给出一个固定报销金额。

比如阑尾炎手术，医保一口价8000元，不管你医院咋诊断和治疗，就只给你8000元。你医院没本事，花了10000元，多出的2000元你医院掏。如果你医术高明，只花6000元，那2000元也给你医院。

可以说，医药采集和一口价，彻底废掉了医院和医生的灰色收入来源。其中，医保谈判、DRG等很多经验都是三明医改探索出来的。

一是适当提高挂号费、手术费等，增加医生收入，相比之前，有些医生的收入可能会减少，但至少心安理得，不用担心反腐被逮吧。

二是药品便宜，不过度医疗，诊疗费虽然贵了点，但总体便宜了很多，患者也满意。

三是医保直接向药企采购，药企少了给医院和医生的回扣，减少流通环节，再叠加医保大规模采集能形成药企规模效应，整体收入并不受影响。

总的算起来，医保也是省钱的，那问题来了，大伙都挣钱省钱了，那到底谁亏钱了？答案是医药代表和那些贪污的医院领导。这也是为啥某些医生要攻击“三明模式”，断然钱财如砍人父母嘛！

其中，尤以医院和科室领导为最，大部分普通医护人员反而觉得没啥，因为他们的收入原本就是工资，没啥灰色收入。这下好了！普通医护人员收入不仅没受啥影响，有的可能还增加了，而且拉近了跟领导的收入差距。

另外，随着大数据不断畅通各个环节，新的考核分配激励机制估计也会逐步建立起来。届时，医院也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熬年头熬职称，而是你有本事做更多手术，治好更多病人，你就能出头，就能到获得更多收入。

这种考核激励机制又将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原本可以倚老卖老，但将来也会面临能者多劳，智者多虑的情况。所以，他们当然要跳起来攻击“三明模式”。

那为啥有钱人也攻击“三明模式”？因为医保采集之后，有些大病药品以及国外原研药并不在采购之列；同时，有些能力强的医生拿钱少了，可能就跳槽去私立医院了。

这就意味着有钱人想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就得去私立医院，或者去北上广等头部三甲医院治疗，这就意味着报销比例大幅降低，需要自己支付花更多钱，他们当然也会骂娘。其实，这些年入几十上百万的人并非主流，他要跑就跑吧，爱去哪治去哪治！

2023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8.6岁，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被有些人津津乐道的古巴，人均预期寿命仅为77岁。说实话，普通百姓能活到78岁，活个平均值是非常难得的。

我父母早在60岁时，就自己把棺材备好了，随时准备着死亡的来临。但有些人活了80岁，想活90岁，百岁死都不甘心。

说实话，如果是像钱老和袁老这样对国家作过突出贡献的人，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但有些人仅仅是因为有钱就想拥有远超普通百姓的寿命，我们也不反对，你想活得更久，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那就自己掏钱买寿命。

我们不需要有钱的“天山童姥”，这也是为啥很多大病医药和国外原研药不在医保采集之列。因为国家要保的是大多数人，是月工资不足1000元的那6亿人，是各项数据都被平均的那些人，是连个税缴纳资格都没有的那些人……

当然，在这种模式之下，医院难免形成两极分化格局，好医生打破脑袋往省城医院和三甲医院挤。三甲医院连名校博士都难进，地方医院则沦为本科和专科医护人员大本营。然后就形成了10%的三甲医院接诊了50%的病例。

比如，长沙湘雅附一、附二、附三和人医等头部三甲医院，永远都是人满为患，很多地方医院则门可罗雀，造成了大量医疗资源闲置和失衡。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冰火两重天。但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全世界都一个鸟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其实，我国自古对医生这个职业就有着远超普通人的道德要求，医者仁心，啥意思呢？就是如果单纯用收入来衡量职业，可能难以衡量其奉献值。所以，国家和社会对其职业给予特别的尊敬和荣誉。

在中国，我们会对生育人的母亲、教育人的老师、救护人的医生、保护人的军人等职业给予特别尊敬，比如母亲节、教师节和建军节。对于医护人员，除了“护士节”，从2018年开始，我国还专门将每年的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

为啥要设立这种节日，因为奉献无价，国家和社会就想通过荣誉和尊敬来平衡他们的奉献，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心怀大爱为人民服务。否则为啥不设立农民节、工人节？因为工农是生产者，并纯粹的非服务者，因为他们就是人民。

当然，有些医生和老师可能会说，他们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荣誉，只需要钱。那就不好意思了，在此可以把牛马工厂老板的名言送给他们：不想干就别干，你不干，有的是人抢着干！

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其他国家可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但中国体制或许可以解决。人往高处走，那就想办法把低处抬高一点，并把高处降低一点，而中国恰好有个独特的东西能强行平衡高处和地处——铁饭碗，给人一个一辈子旱涝保收的安全预期。

就像80年代之前那样，再次把医院纳入财政体系，让其像九年义务制学校（小学和初中）那样，彻底成为公益。医护人才体系可以参照教师体系，以编制老师为主体，以合同制老师为辅助。

九年义务学校教师编制不属于行政编，而是事业编，但它属于公益一类，由政府全额拨款，经费来源稳定，妥妥的铁饭碗。这也是为啥教师考编跟考公务员似的，连地方学校都出现了上百人抢一个教师编制的盛况。

医院则属于公益二类，由政府差额拨款，除了获得政府资金支持外，还需要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如服务收费、社会捐赠等。现在，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大约占其收入的5%-10%。所以，公立医院并非靠纳税人养着。

一旦财政彻底收编医院，就可以通过医生编制调节医生就业分布城市，利用编制铁饭碗为地方医院留住一些有能力的医生，盘活地方闲置医疗资源。还可以利用补贴、津贴等手段，尽量将省城三甲医院医生跟地方医院医生的收入拉平一点。

另外，再通过医保谈判降低采集费用，降低医保成本，医疗支出这本账说不定就能算过来了。每年9万亿元医疗支出，或许真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少了一个后顾之忧，才会敢于多拿点钱去消费，才能更好的拉动内需，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这篇就写到这了，说的不一定对，算是一个角度，仅供大伙参考。

其实，任何改革都不是完美的，总会隐含各种BUG，但只要站在人民立场，能让大部分人受益，我们就坚决支持。有BUG也没关系，以后慢慢打补丁就是了，终归会越来越好！

《矛盾论》告诉我们：改革不可能一劳永逸，不要幻想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有人受益，就会有人受损，但只要站稳人民立场，方向对了，就会未来可期。唯有“人民至上”，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全文完，如果觉得写得不错，请随手点个赞，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