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人的心目中，蒋纬国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说话也比较随便，没有蒋氏一门那种神秘莫测的样子。

其实，他内心有许多不便言说的痛苦，只有强作乐观状来作为其心理自卫的武器。

蒋纬国喜欢演说，台湾各地到处走，走到一地便演讲到一地，花去很多时间。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唯一的例外。

他的演说，总爱讲台湾的战略地位如何重要。其实，他的那一套货色早已过时，只能在国民党军队中作点政治宣传，如果拿到国外去，会叫人笑脱牙齿。

在军队任职时，他也表现出他的那种坦率、认真的个性，不过，有时候，这种个性发挥到了叫人觉得可笑的地步。

蒋纬国出任国民党装甲兵司令时，有一个连违犯了军纪，蒋纬国命令罚全连伏地挺身一百次，他身为司令官，也陪着他们一起做。

有一次，他的一位部下犯了过错，他竟下令：把蒋纬国关进警闭室，吓得副司令、参谋长们乱做一团，都跑到警闭室门口请求他不要为部下犯过而自虐。

他却认为：“我的部下犯过，是我领导无方，所以我要在禁闭室思过一天。”

无论同僚们如何劝，他亦是“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弄得副司令、参谋长等人，只好环坐在警闭室外陪了他一天一夜。

二十四小时后，他自己丢出钥匙，让副司令把门打开，他走出来和大家握手，一言不发就照常上班去了。

当他在三军大学当校长时，他四处巡视，发现厕所很臭，他便把一群行政人员叫来，先独自一人站入厕所，足足待了五分钟。

饱闻臭味之后，再命令行政处长进去，如法炮制，罚站了五分钟，再问他：是久而不闻其臭，还是需要改进？

那位处长吓得满头冷汗，立即带领人为厕所除臭。

蒋纬国的坦率，常常弄得包括蒋经国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尴尬。

蒋经国当国民党台湾“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时，蒋纬国在“国防部”当厅长，他常常把一些他认为文理不够通顺的公文退回给他哥哥，要蒋经国的秘书重新拟过，理由是军人连公文都写不好，怎么能够打仗。

有一次他应邀到他曾任过校长的装甲兵学校演讲，校长在介绍他时说：“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老校长蒋纬国先生莅校训话，他一定有很多新知识贡献给我们。”

谁知蒋纬国一上台就指责那位校长话中有三点错误：第一，他不是“老”校长，而是“前任”校长；第二，他不是“蒋先生”，而是“蒋将军”；第三，他不是来“训话”，而是来“演讲”。

这番话使那位比他大了将近二十岁，同为少将官阶的校长面红耳赤，下不了台。

一九七八年五月间，他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周一的周会上演讲，校长在介绍他时，足足说了五分钟赞美奉承他的话。

谁知蒋纬国并不领情，反而在台上沉着脸说：“我不知道今天究竟是请我来演讲，还是校长自己在演讲。人事处对我个人资料的了解，还不如校长清楚。”说完，台下一片掌声，校长则面如土色。

蒋纬国对一些小事很注意，他要求他的部下在接听电话时，首先要报出自己的职称名字，不要老是说：“喂！喂！”以节省时间，凡违者重罚。

他为了试听部属们是否按照规定去做，有一次亲自拨电话给一位上校，结果那位上校一开口就“喂”了起来，他每听那位上校“喂”一次，就说要给他记一次过，搞得这位上校在弄清对方是谁前，就被责备得不知所措了。

他对军队的等级观念十分重视，凡是遇到官阶比他高，身着军服的军人，他必先敬礼；同样，官阶比他低的人见了他，也要向他敬礼，否则，不论是不是他的部下，他都要叫住训斥一顿。

有一回，他到台湾“国防部”去，从楼梯上飞跑下来的一位上校和他擦身而过，可能是没看见他而没向他敬礼，蒋纬国一声大喝把他叫住，然后把这位上校带去交给他的上司，告诉经过。

为这件事他耽误了个把小时，他却认为，这是应该做的。

他很爱开玩笑。蒋经国接了蒋介石的班之后，蒋纬国开玩笑说，他自己也升官了。因为他以前是蒋先生（蒋介石）的儿子，现在升为蒋先生（蒋经国）的弟弟了。

他经常拿他自己和蒋经国来开玩笑，从玩笑中打破一些政治禁忌，这是他在台湾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

不过，有时他开玩笑开过了头，虽然引得听众哄堂大笑，但引起了国民党内要人们的不满，认为他不是重量级的人物，不足以担重任。

他很讲义气，喜欢交朋友，三教九流的人物他都结交。

他与刺杀江南的“竹联帮”头子陈启礼是朋友，陈启礼的欧帝威公司的开幕酒会就在他的"三军联勤总部"的俱乐部举行，而他是酒会上的贵宾。

江南被刺一案被揭露，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审理陈启礼时，陈启礼就招供出将纬国曾参加了那场最具关键性的聚餐，在那次聚餐会上，就布置了陈启礼派人去暗杀江南。此事引起台湾民众的大哗。

他的另一位好友丁中江经常运用他做招牌，去做非法买卖，其中包括做军火生意。

他同影剧界人士来往密切，影星“小王爷”与他的关系非同寻常，因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他待人热情，也容易接近，许多人也想方设法去结识他。特别是一些工商界人士，更想通过结识他来作为自己的保护伞。

所以，他要干件什么事，弄点钱很容易。他挂名的“西藏文化基金会”一成立，立即获得上千万的捐款。

在蒋氏家族中，他是一个个性完全与其父其兄不同的人，他那平民化的作风，很受台湾民众的欢迎。

几年前，蒋纬国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他因事迟到了，但他一进门就大叫一声：“蒋纬国报到！”引起全场欢呼。

可是，他的这一套做法，并不符合台湾的政治要求，因而他的前途，都屡屡受阻。

但是，在蒋经国逝世后，蒋纬国的政治行情又在看涨。当时，香港《明报》报导，台湾方面传出消息，蒋纬国将进入国民党下属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成为“四脚凳”的其中“一脚”。

台湾党政圈一直流行“三脚凳”及“四脚凳”的权力运作方式理论。所谓“三脚凳”即以党、政、军三个领域的领导者共同形成决策核心。而“四脚凳”则是在党、政、军领导人外，加入一位中介人物，作为协调。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任省长时，由于两人均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以无需有中介人物出来协调。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人普遍认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强人时代”已成过去，“四脚凳”的权力运作方式将更为安全。

当时可以出任中介人物的人选有李焕、俞国华、郝柏村及蒋纬国四人，但以蒋纬国为最合适。

他力促防止军人干政，在危疑震撼之际，可能变为中流砥柱。因为台湾军界十分强调资历，当时台湾军界的强人，大多为他的学生、老部下，他的影响足以左右这些人。

在1988年元月二十七日的国民党中央常会上，蒋纬国已经列席参加，他并且发言支持李登辉任国民党“代主席”。

他说：“虽然我只是列席，不能举手，如果我也能举手，当时我一定会举双手同意，由登辉先生出任执政党代主席。”

看来蒋经国的去世，无异于去掉了笼罩在蒋纬国头上的华盖，他的前程已经看好。

二月十二日，台湾《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官方半官方报纸均以显著版面刊登了蒋纬国《悼兄念父文》，文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

悼文一开头就指当前台湾：“宝岛冬日，寒流阵阵，阴晴交错，冷暖时变。”文章披露，蒋经国死得离奇。蒋纬国写道：“知你因大量咯血而逝世时，真是悲愤异常，痛恨那些无知无义的一群。”

蒋纬国笔锋一转，旁敲侧击：“没有人不为国家的前途着想的，除非他是卧底的卖国贼！没有人愿意自掘坟墓自毁前途的，除非他另有阴谋！”并宣称“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同，则虽为碧发黄眼亦中国之。”

综观蒋纬国全文，可谓曲折隐晦。他指桑骂槐的“无知与不义的一群”是些什么人？而“卧底的卖国贼”和“愿意自毁前途”又“另有阴谋”者又是谁？至于同道者“虽为碧眼黄发亦中国之”所指的难道是蒋经国之俄国夫人蒋方良？

蒋纬国在蒋经国刚逝世时，露面不多，仅讲过几句话，除开在移灵的当天，让人在电视中惊鸿一瞥外，极少在新闻传媒中出现过。

据说他是在家中照顾高龄的宋美龄。但为什么时隔一月，他突然会抛出如此严厉指斥“一群”“无知无义”之人的文章，作为两代省长的“儿子”与“弟弟”，以及手握重权的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如此行事，早已引起海内外的注目。

难道他是在发难，意欲驱逐一批政界要人？假若真是这样，那么，说明蒋纬国已在台湾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实力。

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也许只有蒋纬国自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台湾《新新闻》周刊刊登周天瑞、王健壮的独家访问记如下。

问：你在中常会通过代理主席的当天晚上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如果谁做出破坏团结安定的事，谁就是大家共同的敌人！”

由于当天的中常会险些发生代理主席难产的结果，很多人以为你骂的人是幕后鼓动蒋夫人写这封信的人，事实如何？

答：其实那句话是在国丧期间，我在忠烈祠被记者拦住问话时就已经说过 远在开中常会之前，就象今天一样，我们碰到了，你就问我，可见那句话，并不是针对选举代理主席这个案子说的。

你问我当时那句话究竟指的是哪一个特定的人？其实那是一个泛指，如果我举名，举类，岂不把其他的坏人都撒除了吗？

问：你在二月十二日的报纸上发表《悼兄念父文》，其中有这几句话：“在您离世的一刹，知您因大量咯血而逝时，真是悲愤异常，恨那些无知与不义的一群，更恨不得亲手讨伐那一群无理之徒！”

不知道这句话你骂的是谁？何以有些报刊所刊出的没有“更恨不得亲手讨伐那一群无理之徒！”这些字语(按：指《中央日报》、《联合报》)，有些报纸却有这些字语(按：系指《中国时报》)？

答：过去我们只听过或看过“五内俱裂”这样的句子，却从不知道“五内俱裂”是什么样子。我哥哥的死，大量咯血而死，使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番情景。

有人拿这“五内俱裂”几个字故做偏导乱做文章，那是因为这些人不是不懂“中文”，就是别有用心，而故做偏导。这四个字和“痛心欲裂”是异文同义的习惯谚语，用以形容内心的感受与町击之严重，那与外伤或中毒，毫不相干！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应扶正，还要接替蒋经国当国民党的主席。但这时李登辉根基太浅，阻力很大，蒋纬国这时为他帮了大忙。

为了扶李登辉上台，蒋纬国可说是施展了浑身解数。蒋经国去世后，蒋纬国立即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分配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几个正副局长去沟通情报系统和军事系统，以便同心协力，共同作战。

接着，他又去协调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力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当国民党准备召开“中常会”，讨论推举李登辉为“代主席"时，宋美龄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突然给李焕去了一封信，表示不希望在“国丧”期决定“党主席”。

这封信一度造成了紧张局势，因推举李登辉为“代主席”已如箭在弦。为了说服宋美龄，蒋纬国特地陪同李登辉去见宋美龄。

开始宋美龄不肯与李登辉晤面，蒋纬国到内室劝告再三，终于将宋美龄请出，与李登辉作了谈话，使得紧张气氛终于化解。

为了让李登辉取得军方的支持，蒋纬国又亲自出马，去协调军方势力，与“国防部长”郑为元及“参谋总长”郝柏村开会，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陪郝柏村去见李登辉。郝柏村代表军队向李登辉表示效忠。

蒋纬国还跑到美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进行说服工作，主要是向美国保证李登辉上台后不会发生政变，请美国支持李登辉。

李登辉终于上了台，并逐渐站住了脚跟，可是，他并没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相反，还让蒋纬国在政治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蒋氏家族有感于蒋经国去世后，本已冰冻了几十年的老案如张学良被软禁大半生、孙立人“兵变”等等立即有人大翻其案的惨痛，深觉失权的苦楚而大兴争权之意。

蒋经国的四个儿子蒋孝武、蒋孝勇、章孝严、章孝慈都想在国民党“十三大”上挤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要争取让蒋纬国进入“中常会”。后来蒋氏家人怕引起社会疑虑，决定子侄辈退出两人，而集中票源支持蒋纬国当选。

拥蒋派闻风而动，四处活动，并联名推举宋美龄任“名誉主席"，蒋纬国任“副主席”。他们在国民党的“十三大"上已联署到二百多人。

列席代表萧铮在大会通过“党主席”的前刻，冲向主席台准备提案，却遭到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倪文亚的制止，他顿时大怒，将列席牌掷向主席台。

但“拥蒋派”没有用在点子上。蒋纬国的本意是先进“中央委员会”，再进“中常会”。不料李登辉公布“中央评议委员”名单时，蒋纬国依然留任，这就发出一个信号：李登辉无意让蒋纬国进入“中央委员会”。

当“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名单公布后，“拥蒋派”才知大势已去，因为蒋纬国非正式出席代表，无法用联署的办法参选，非要提名做为正式候选人才能参加“中央委员”的竟选。

不获提名意味着蒋纬国今生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圈。蒋家及其拥戴者的不满溢于言表，但李登辉丝毫不为所动。

为他有三条理由：一是蒋氏家族再起会违反潮流；二是蒋纬国如若进入决策圈，必然会在他周围形成另一个小朝廷，至少会造成尾大不掉的结果；三是李登辉拒蒋得到军方支持，郝柏村对蒋纬国颇有戒心

不过，蒋家的势力和影响在台湾还是十分强大的，这从蒋经国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在国民党“十三大”上当选排名均在前二十名之内的“中央委员”即可看出。

以蒋纬国的身世、经历，加上他在台湾军队内的影响力，他仍然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不久，三百名左右的“国大代表”联署要求召开临时“国代会”，补选蒋纬国任“副总统”，但此举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劝阻了。

由于李登辉把蒋纬国排除在国民党“十三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之外，蒋氏家族想推举蒋纬国进入国民党决策圈的打算便落空了。不过，他本人多次表示不在意。

台湾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一些老资格的“国大代表”们更是这样。

一九八八年八月，老资格的“国大代表”膝杰在国民党“国大党部”的一次会议中，再度提议为增加对大陆的“号召力”，六百余位老资格的“国大代表”应团结起来，运用同乡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支持蒋纬国任国民党中央的副主席。

但蒋纬国却屡屡表示他无意担任此职。在几次公开场合，他都表示对这些推举者的好意表示婉谢。

有一次，他回答他们询问时说：“有同志认为我在党内渊源久，国际、国内认识我的人很多，希望我担任副主席，来提高党的号召力，但我自认过去党务经验不多，请他另请高明之士，或者不要有这个想法。”

由于国民党台湾的省长换届选举即将到来，有些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又在商量把蒋纬国推举出来当省长或副省长的竞选人。

他也在公开场合当众表示无意角逐下一届省长。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一日，蒋纬国在一次演讲会上又被人问及想不想当省长，他脱口而答：“傻瓜才想当！”

话虽是这么说，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对老资格的“国大代表”们说过，“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一旦这些人要求他竞选时，他将怎么办？

蒋纬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他热爱家乡，眷恋故土，赞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蒋纬国是很喜爱梅花的，一九八九年春节，他寄给友人的贺年片上就画有古枝横斜，梅花怒放的图案，旁写“我爱梅花，更爱中华”八个正楷大字。内文是“恭贺新禧。蒋纬国、蒋丘如雪同敬贺"。小小贺年卡就表达了他爱梅花、更爱中华的心意。

八九年元月，蒋纬国在接受“台湾电视新闻热线追踪”记者访问时说：“我曾积极提倡梅花运动，‘梅’就是本，人，母，就是人之本。”

他说：“梅花精神表现在我们社会里，人群里，政治里，就是相互尊重，相互关切。梅花并不光是愈冷愈开花而已，最重要的是和谐。”

蒋纬国还改编了《梅花歌》，将爱梅花与爱中华联系在一起。

蒋纬国晚年多次表达了他对大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在一次讲话中，他说，郑成功来台三百周年，他是第一个发起纪念郑成功的人。他在台中铁砧山上建起了一座郑成功的铜像，面对大陆，就是表示自己一心想回大陆。

谈到这里，蒋纬国的眼眶湿润了。他说：“我不能再说下去，再说的话，我会哭的。”

以后，他又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公开表示，他在卸下公职后，“绝对地，当然地要回大陆”。

他边作上述表示，边念起了《古月照今尘》的歌词。他说，每当他唱到这首歌曲中“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尘”一段时，他总是唱不下去，因为他会想到大陆，想回大陆。他表示，他不想将来被自己的子女“提”回大陆，而是要自己走回去。

说到这，蒋纬国泪光闪闪，他说：“我不愿意再说下去，再说的话，我会哭的。”

蒋纬国的情绪感染了听众，引来一阵叹息。

大陆的“梁祝”高胡协奏曲在台湾的舞台上演出后，蒋纬国赞叹“梁祝”实在太美了。

他说他很高兴能听到这首乐曲，这是中国作曲家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值得我们骄傲，更应在台湾演奏。表达了他对大陆的好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蒋纬国在台北市“空军官兵活动中心”作演讲时说：“中国一定要统一，大陆与台湾，合则皆存皆荣，分则皆败皆亡。”

这番话证明他是识大体，有着强烈的爱国心的，是反对祖国分裂的。

我们愿海峡两岸在“相互尊重，相互关切”的气氛中，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千秋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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