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如果放在现在，办个低保根本就不是个事。一家两个癌症病人，确实也够惨的。

但是在十年前，子女是公职人员的病人，是不给办低保的。这种规定虽然没有印在文件上，实际执行却是有口皆碑。而病人的儿子是外地事业单位的科级干部。

而且，当时还没有大病支出可以抵扣纯收入的规定。

这两个因素叠在一起，使病人办低保这事走进了死胡同。

后来，科级干部找到了本县一个局长，请他帮忙。那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那人到了镇里，找到镇长，说明来意，镇长就问民政助理：“这事能不能办？”

民政助理说：“民政局有规定，公职人员父母不给办低保。”当时的公职人员仅指正式在编干部。

那个领导就说：“特事特办！全县还有谁家有这种情况的！你给办了，责任我来承担！”

民政助理想：“反正镇长、亲属也都在。以后万一追责，不怕找不到证人。”于是就给办了。

几年后，病人中的一个去世，又值低保大清理，另一个幸存者的低保又给取消了。

病人儿子找到县里、找到镇里，都没有起作用。他跟镇里吵：“这个低保名额是我从县里争取来的，你们凭什么取消？”

如果两个病人都还在，镇里再和民政局做做工作，是有把握保留低保的。但是在只有一个病人的情况下，子女收入是确确实实超标，他找到哪都没有用。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