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张学良曾在溪口两次遇刺：于凤至一言，让刺客放下枪，抱头大哭
引言：
民国往事，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于溪口，本以为是一段平静的岁月，却不想暗流涌动。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两次踏上复仇之路，手中的枪瞄准的是夺去她幸福的仇人。然而，另一个同样柔弱的女子，却用大义之言化解了这场血案。这两个女子，一个是蒋介石侍卫长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一个是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在溪口这片山水之间，她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情仇纠葛？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一、西安事变中的意外悲剧
世人皆知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的重大历史事件，却不知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中，还有一个令人唏嘘的小人物悲剧。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
说起蒋孝先，在当时的军界可谓是位置显赫。他原是浙江奉化人，与蒋介石同乡，早年在家乡当过教书先生。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走上了从戎报国之路。蒋介石对这位能文能武的侄孙格外赏识，不久就将其调到身边担任侍卫长一职。
然而，蒋孝先与东北军的梁子却结得很深。1935年，东北军撤至关内后，蒋孝先担任北平宪兵副司令期间，曾多次强力镇压反日游行，与东北军将士发生过不少冲突。当时的北平城内，东北军与蒋孝先的部下常常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1936年12月12日，这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里，蒋孝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晚，他本该寸步不离地守在蒋介石身边，却因为轻敌大意，擅自离开驻地，前往城内应酬。这一去，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也让总统卫队群龙无首，最终被东北军轻易击溃。
事变发生时，蒋孝先正在返回途中。他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还在想着如何处理即将到来的西安学生示威游行。他已经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游行必经之路上布置了机枪阵地，准备强力镇压。
天意弄人，就在这时，他被巡逻的东北军士兵认出并逮捕。东北军的老兵们认出了这个在北平城里与他们结下深仇的宪兵副司令，一时间怒火中烧。蒋孝先趁乱逃脱，却又被抓了回来。
事态至此，本可以将蒋孝先扣押起来，等待上级处理。但东北军中有人按捺不住多年的怨气，未经张学良的同意，便擅自将其处决。这个突发事件，不仅让蒋介石震怒，也让张学良陷入了两难境地。
这场意外悲剧的影响远未结束。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从此走上了复仇之路。她的丈夫死得不明不白，而凶手却是自己的同乡。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张学良对此事始终未给一个交代。这深深的怨恨，埋下了日后在溪口两次刺杀的伏笔。
二、袁静芝的第一次复仇
1937年初春，溪口镇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位身着素衣的女子，正是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她以探访故乡的名义，出现在了张学良的软禁地附近。
袁静芝选择的时机颇具玄机。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是当地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镇上香火鼎盛，来往游客络绎不绝。她独自来到张学良住所附近的灵岩寺，以祭奠亡夫为由在此驻足。
灵岩寺建于唐代，香火旺盛，是溪口最负盛名的寺庙之一。寺内古木参天，钟声悠扬。袁静芝在大殿前的香案旁跪地痛哭，凄厉的哭声穿过青石板路，惊动了正在院内散步的张学良。
张学良当时正与几位随从在寺院后园赏梅。听闻哭声，他派人前去查看。得知是蒋孝先的遗孀在此，张学良深感愧疚，决定亲自前往慰问。这个决定，差点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张学良来到大殿前，袁静芝停止了哭泣。她缓缓起身，手中的手提包里藏着一把精心准备的手枪。就在她准备掏枪的瞬间，一直在暗中观察的于凤至察觉到了异常。
于凤至那天原本在寺院的偏殿读经。她注意到袁静芝进寺时异常的举动，便一直暗中关注。在危急时刻，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前去，假装身体不适，靠在了袁静芝身上。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巧妙地制住了袁静芝准备掏枪的右手。
现场的气氛一度十分紧张。于凤至连声向袁静芝道歉，说自己身体不适，请求搀扶。这番举动不仅化解了危机，还避免了张学良的保镖发现异常而伤害袁静芝。
袁静芝的第一次刺杀计划就此失败。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偶然的相遇，却为日后更大的矛盾埋下了伏笔。于凤至的举动，让袁静芝意识到要刺杀张学良并非易事。
这次失败后，袁静芝并未立即离开溪口。她开始暗中观察张学良夫妇的日常生活规律。她发现，即便在软禁期间，张学良依然保持着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出门散步。这个发现，为她策划第二次刺杀提供了重要信息。
与此同时，于凤至也从这次事件中警醒。她加强了对张学良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在外出活动时的安保工作。她深知，袁静芝这样一位失去丈夫的烈妇，绝不会轻易放弃复仇的念头。
这次看似平静收场的寺院遭遇，实则揭开了一场更大风波的序幕。两位女子的第一次交锋，不仅展现了她们各自的智慧与勇气，更暗示着一场更激烈的对决即将来临。
三、溪口第二次刺杀事件
1937年仲夏，溪口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张学良因天气炎热，改变了往日的作息，选择在傍晚时分到后山散步。这个细微的变化，为袁静芝的第二次刺杀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一次，袁静芝的准备更加充分。她提前半个月就来到溪口，以经商为名在当地租了一间小店面。这个店面位于张学良每日必经的山路拐角处，视野开阔，便于观察。她还特意打探到张学良常去的一处凉亭位置，那里是他每日休息的固定地点。
7月15日的傍晚，天空飘着细雨。张学良如往常一样，在两名警卫的陪同下走向后山。这天于凤至因身体不适，未能随行。当张学良一行人行至山路拐角处时，袁静芝已在凉亭内等候多时。
这次袁静芝准备了两把手枪，一把藏在衣袖中，另一把则放在凉亭的长凳下。她装作避雨的路人，静静地等待时机。当张学良走近凉亭时，她突然起身，从衣袖中掏出手枪。
第一枪打偏了，子弹击中了凉亭的木柱。警卫立即做出反应，一名警卫扑向张学良，另一名警卫则冲向袁静芝。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闻讯赶来的于凤至突然出现在凉亭门口。
于凤至不顾个人安危，站在了袁静芝的枪口前。她没有呼喊，也没有躲闪，只是直视着袁静芝的眼睛，缓缓说道：＂孝先之死，确实有我们的责任。但你若开枪，不仅会害了自己，更会让两个家庭都陷入无休止的仇恨中。＂
这番话仿佛一记重锤，击中了袁静芝的内心。她手中的枪开始颤抖，最终缓缓放下。警卫趁机制服了她，从她身上搜出了第二把手枪。
事后查明，袁静芝这次行动其实早有预谋。她不仅准备了两把手枪，还在山下安排了接应的马车。如果刺杀成功，她原计划立即乘车逃往杭州。
更令人意外的是，于凤至当天其实并非偶然出现。她虽然称病在床，但实际上一直在暗中观察袁静芝的动向。当发现袁静芝在凉亭久坐不动时，她就预感到可能有危险，这才会在关键时刻及时赶到。
这次事件后，于凤至并未让人将袁静芝送官法办。相反，她安排人将袁静芝秘密送回南京，并给了她一笔钱财，劝她远走他乡，重新开始生活。这个决定，不仅展现了于凤至的智慧和胸怀，也为这场复仇悲剧画上了句点。
从此以后，袁静芝再未出现在溪口。她带着于凤至给的盘缠，据说后来去了上海，开了一家绸缎庄，过起了平静的生活。而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也成为了溪口这个小镇上流传的一段秘史。
四、于凤至的智慧与勇气
于凤至在两次刺杀事件中展现出的非凡智慧与勇气，远非偶然。作为东北名门之女，她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精通诗词歌赋，也深谙为人处世之道。这样的背景，为她日后化解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第一次刺杀事件中，于凤至表现出的敏锐观察力堪称惊人。当时她注意到袁静芝进入灵岩寺时的几个细节：一是袁静芝虽身着素衣，但衣料考究，显然出身不凡；二是她虽在哭泣，但目光却频频扫向张学良居住的院落方向；三是她的手提包明显很重，走路时一直紧紧握在右手。正是这些细节，让于凤至察觉到了异常。
更值得一提的是于凤至处理危机的方式。她没有惊动警卫，也没有直接揭穿袁静芝的意图，而是以一个巧妙的身体接触化解了危机。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避免了流血冲突，也给了袁静芝一个体面的台阶。
在第二次刺杀事件中，于凤至的表现更加出色。她早就注意到袁静芝重返溪口的异常举动。通过当地商户的反馈，她得知袁静芝频繁打听张学良的行程。于是，她开始暗中部署，在关键位置安排了可靠的眼线。
那天即便称病在床，于凤至依然密切关注着山上的动静。她安排了几个信得过的佣人在山路各处放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当得知袁静芝长时间逗留在凉亭后，她立刻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于凤至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智慧化解了这场血案。她对袁静芝说的那番话，不仅点明了复仇的无意义，更展现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她没有指责袁静芝的行为，而是以同理心说出了袁静芝最不愿面对的事实。
事后，于凤至的处理更显示出她的远见卓识。她深知，若将袁静芝交给官府处置，不仅会激化矛盾，更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震动。给予袁静芝一条生路，既是对她的怜悯，也是对整个事件最圆满的收场。
于凤至还特意安排人暗中保护袁静芝离开溪口。她给袁静芝的那笔钱，数额并不算大，但足够支持她在上海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处理方式，既给了袁静芝希望，也避免了她日后可能的报复行动。
在整个事件中，于凤至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冷静。她不仅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刺杀威胁，还要平衡各方关系，确保事件不会外传。这种临危不乱的处事能力，与其说源于天赋，不如说是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政治智慧的体现。
这两次危机的成功化解，不仅体现了于凤至的个人才能，更展现出她作为一个时代女性的独特风采。她用智慧和勇气，不仅保护了丈夫的安全，也给了一个陷入仇恨的女子重生的机会。
五、后续影响与历史意义
两次刺杀事件在溪口引发的余波，远比表面看到的要深远得多。这场发生在1937年的特殊较量，不仅影响了当事人的命运，更在当地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事件发生后，溪口当地的安保措施得到了全面加强。张学良的住所周围增设了多处暗哨，巡逻队伍的人数翻了一倍。每天进出溪口的外地人都要经过严格盘查，商铺租赁也需要详细登记身份信息。这些措施一直持续到1949年。
溪口的地方志中保留了一些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据《溪口镇志》记载，1937年7月中旬，灵岩寺曾有一场＂意外事故＂，导致寺内香火暂停三日。这个简单的记载，实际上就是指向第一次刺杀事件。而后来的《宁波府志》中，则完全删去了这段记载，显示出官方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在当地民间，这段历史以另一种方式流传。溪口老一辈人将这个故事编成了山歌，以＂三月桃花两女人，一怒一智走山林＂为开篇。这首山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人物，但细节描写颇为传神，显然是来自亲历者的口述。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事件对张学良软禁期间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张学良很少单独外出，即便是在后院散步，也总有于凤至陪伴。每逢重大节日，警卫力量都会加倍，以防不测。
对于凤至而言，这次经历使她在溪口当地声望大增。当地百姓不仅敬佩她的勇气，更感念她处理危机时表现出的仁慈。此后，她经常参与调解本地的纠纷，很多人都愿意听从她的建议。
在上海，袁静芝的绸缎庄一直经营到1945年。据当时的《申报》记载，这家名为＂静芝斋＂的绸缎庄以诚信经营闻名，在本埠商界颇有声誉。1945年后，袁静芝的去向成谜，再无确切记载。
这段历史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1980年代，有学者在研究民国时期妇女史时，特别提到这个案例。他们认为，这是研究那个特殊时代女性命运的重要史料。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两位女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交锋，折射出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
在溪口的地方博物馆中，至今仍保存着一些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实物。其中包括一件旧式手提包、一张凉亭的老照片，以及一份发黄的租房契约。这些实物虽然普通，却是这段历史的无声见证。
2000年，当地文史工作者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于凤至的手稿。稿中记录了一些零散事件，其中提到＂七月雨夜＂和＂凉亭避雨＂等字眼，这些细节与口传历史高度吻合，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新的佐证。
这些史实和遗存，构成了一幅特殊年代的历史画卷。它不仅记录了个人命运的跌宕，更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在溪口这个小镇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故事如同一颗明珠，永远闪耀着特殊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