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徐远举死在功德林，死前两眼突出鼻孔流血，周总理：彻查原因

1973年的一个深夜，北京功德林管理所内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战犯徐远举被发现倒在床上，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流血，很快就咽了气。这位曾经的军统特务，戴笠的得力干将，就这样在寒夜中悄然离世。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总理立即指示：＂此事非同寻常，务必彻查原因。＂徐远举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他为何会在这个寒冷的夜晚突然离世？而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个表现积极、多次立功的战犯，会在即将迎来新一轮特赦的时候走上绝路？这其中，又有着怎样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军统特务的前世今生

世人只知徐远举是军统特务，却鲜有人知他的求学经历竟与许多革命先烈一样，都出自黄埔军校。1924年秋，怀揣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年仅20岁的徐远举跨入了黄埔军校的大门。在校期间，徐远举的军事成绩相当出众，尤其擅长射击和特种作战技能，多次获得校内表彰。

当时的黄埔军校，既有后来成为革命骨干的共产党人，也有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员。徐远举虽然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同在黄埔，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1925年，徐远举以优异成绩从黄埔毕业，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担任副连长。

在军队中的徐远举很快就展露出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精通侦查，在剿匪行动中屡建奇功。一次剿匪行动中，他仅带领十几个士兵，就成功智取了一个盘踞在浙江山区的大型匪窝，活捉匪首，缴获大量武器。这次行动让徐远举名声大噪，也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注意。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戴笠亲自出面邀请徐远举加入军统。在当时，军统不仅待遇优厚，而且权力巨大。徐远举看准了这个仕途快车道，毅然脱离部队，成为了戴笠的部下。

在军统期间，徐远举凭借其军事素养和特殊才能，迅速成为戴笠的心腹。他首创了＂特工渗透＂战术，在短短三年内就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1935年，他更是被委以重任，专门负责搜捕共产党地下党员。在杭州，他设计了＂茶馆计划＂，以一家普通茶馆为掩护，成功破获了多个地下党组织。

到了1941年，徐远举已经成为军统局内部的＂铁三角＂之一。他开创了＂特务学校＂制度，亲自培训特务人员，编写特务教材。在他的调教下，一批批军统特务走向各个战场。然而，这些特务的所作所为，给无数革命志士和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

徐远举在军统的＂辉煌＂时期一直持续到1948年。当年冬天，国民党节节败退，军统特务机构也面临解体。在那段日子里，徐远举曾三次试图逃往台湾，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最终，在1949年初春的一个雨夜，他在准备第四次逃亡时，被我军在上海虹口区一间破旧的居民楼里抓获。

当时的徐远举已经完全变了样，剃着光头，蓄着络腮胡子，身着粗布短褂，活像个普通的苦力。他随身携带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份当年参与镇压革命志士的详细记录，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查明军统罪行的重要证据。

二、囚徒生涯的转折点

1949年春，被捕后的徐远举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在最初的审讯中，徐远举表现得极为抗拒。他整日蜷缩在牢房角落，拒绝进食，连续三天滴水未进。负责看守的干警发现，他经常在深夜惊醒，用手不停地挠墙壁，以至于指甲破损出血。

提篮桥监狱的典狱长王明山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向上级汇报。很快，上级派来了一位姓李的调查员。这位调查员仔细研究了徐远举的档案后，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徐远举沟通。他没有直接询问军统的机密，而是从黄埔军校的往事谈起，讲述了一些徐远举曾经的同窗后来的不同人生选择。

这种方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次谈话中，徐远举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话：＂我知道戴笠在台湾的秘密账户。＂这句话引起了调查人员的高度重视。经过核实，徐远举提供的信息确实准确，帮助我方成功追回了大量被转移的资金。

1950年春天，监狱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政策宣讲。主讲人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他详细讲解了新中国对待战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可以赎罪。这次宣讲对徐远举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天，他主动要求见调查员，表示愿意交代自己在军统期间的所有活动。

接下来的半年里，徐远举写下了厚达三百多页的交代材料。他不仅详细披露了军统的组织架构，还提供了大量具体的情报网络信息。这些材料帮助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多起潜伏案件，抓获了数十名躲藏的特务分子。

1951年夏，根据徐远举的重要立功表现，他被转移到了条件较好的看守所。在这里，他遇到了另一位改造态度积极的战犯——曾经的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张景惠。两人分到了同一个工作小组，负责整理战时文献资料。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初，一件意外事件打破了徐远举平静的改造生活。他在整理文献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份1943年的密电，记录着他亲自指挥的一次针对地下党的行动。这份密电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当年那次行动中，有两名被捕的地下党员是他的黄埔同学。

这个发现让徐远举的情绪再次陷入低谷。他开始拒绝参加集体活动，饭量骤减。监管人员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他们安排了一位参加过革命的老战士与徐远举谈心。这位老战士讲述了共产党的政策，特别强调了＂人民政府给每个真心悔改的人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一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徐远举重新振作起来。他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体力劳动，参加政治学习，积极配合管理人员的工作。到1952年底，他已经成为了监区里表现最好的战犯之一。看守所的定期报告中这样评价他：＂改造态度端正，认罪态度诚恳，劳动表现积极。＂

三、功德林里的反常表现

1953年春，徐远举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这座建于清末的庙宇，经过改造后成为了收容战犯的特殊场所。与其他监管场所不同，功德林给予战犯们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他们可以在院子里散步，阅读报纸，甚至可以种花种菜。

徐远举来到功德林后，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主动申请负责功德林的菜园管理工作。在他的精心打理下，功德林的菜园不仅品种丰富，收成也十分可观。1954年夏天的一次检查中，负责人对菜园的管理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表扬了徐远举的劳动表现。

除了管理菜园，徐远举还承担了教育其他战犯的任务。他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给不识字的战犯教授基础文化课程。到1955年底，在他的帮助下，功德林内有12名战犯学会了读写。这一成绩被记入了功德林的年度总结报告。

然而，从1956年开始，徐远举的行为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他开始频繁要求见医生，主诉头痛、失眠等症状。功德林的医务室记录显示，仅1956年上半年，他就去过医务室23次。但每次检查，医生都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

其次，他开始反复询问其他战犯的释放情况。据其他战犯回忆，徐远举经常打听已获释战犯的去向，特别关心他们出狱后的生活安排。当得知某位战犯获释的消息时，他会表现得异常兴奋，整夜睡不着觉。

1957年春节前夕，一件小事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注意。当时功德林组织战犯们写春联，徐远举写的一副对联格外醒目：＂千里家山归何日，万般往事付东流。＂这副对联被工作人员及时收走，并在工作日志中特别记录了这一情况。

到了1958年，徐远举的反常表现更加明显。他开始拒绝参加集体政治学习，称身体不适。但在其他时间，他又显得极为亢奋，经常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有时甚至整晚不睡。管理人员多次找他谈话，但他总是含糊其辞，说自己＂没什么特别的＂。

1959年的一天，巡查人员发现徐远举在房间里偷偷记录什么。经检查，那是一本私密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功德林里每位战犯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日常表现、谈话内容，甚至连放风时间都一一记录在案。这个发现让管理人员警觉起来，加强了对他的监管。

1960年至1962年期间，徐远举的表现趋于平静，但这种平静下隐藏着某种异常。他变得沉默寡言，与其他战犯的交往明显减少。即便在集体劳动时，他也总是独自干活，很少与人交谈。工作人员在这期间多次记录到，他经常半夜惊醒，发出怪异的笑声。

到了1973年初，徐远举的行为再次发生变化。他突然变得格外热衷于劳动，每天都要在菜园里干到天黑。同时，他开始频繁地向管理人员打听新一轮特赦的消息，并表示自己已经完全改造好了，希望能够获得宽大处理。

四、隐藏二十年的秘密

1975年2月的一个清晨，功德林的工作人员发现徐远举的房门反常地紧锁着。破门而入后，屋内一片狼藉：书籍散落一地，床铺翻得乱七八糟。在房间的角落里，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被掏空的砖块，里面藏着一叠发黄的纸张。

这些纸张上记录的内容让专案组震惊。从1953年入住功德林开始，徐远举就一直在秘密记录着什么。这些记录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一份极其详细的情报汇编。他将功德林里每一位战犯的言行、每一次人员调动、每一项政策变化都仔细记录下来。甚至连工作人员的换班时间表都被他绘制成了详细的图表。

专案组立即对徐远举展开了突击审讯。在连续几天的审讯中，徐远举终于道出了实情：这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为潜逃海外的军统残余势力收集情报。他利用自己在功德林的特殊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信息，并利用一些隐秘的联络渠道传递出去。

进一步调查显示，徐远举的情报网络远比想象的复杂。1956年他频繁去医务室，实际上是为了接触外来的医护人员，通过他们传递信息。1957年那副引人注目的春联，其实是一个暗号，告诉外界他还活着且在持续工作。1959年被发现的日记本，看似是普通的记录，实则暗含着特殊的密码信息。

更令人吃惊的是，徐远举还利用菜园作为情报传递的掩护。他在种植蔬菜时，经常将一些特殊的植物排列成特定的图案，这些图案实际上是一种联络暗号。每当有人从功德林外的高处向下俯瞰，就能读懂这些暗号传递的信息。

1975年3月，专案组在徐远举的指认下，在功德林的老井下发现了一个防水的铁盒。盒中保存着一份详细的联络方案，上面记录了十几种不同的暗号方式，包括敲打墙壁的节奏、晾晒衣物的顺序等。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都被徐远举用来传递信息。

专案组还发现，徐远举在1973年突然变得勤劳，是因为他收到了外界传来的信号：一场越狱计划正在筹备中。他频繁打听特赦消息，实际上是在试探管理人员的警惕程度。那段时间他异常的劳动表现，是在为越狱计划积蓄体力。

根据徐远举的交代，专案组最终破获了这个潜伏了二十多年的特务网络。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先后抓获了与此案有关的嫌疑人员39名，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和通讯器材。经过审讯，这些人供认了他们与境外特务组织的勾结关系，以及多年来进行情报活动的具体过程。

专案组在总结报告中指出，徐远举案件的破获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案件表明，即便在严密的监管之下，敌对势力仍然可以利用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进行长期的情报活动。这促使相关部门对战犯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改进。

五、最后的结局

1975年4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远举案作出一审判决。法庭上，检察官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徐远举亲笔所写的情报记录、与境外特务组织的联络文件、以及多名同案犯的证词。这些证据表明，徐远举在功德林期间，不仅没有真心悔改，反而利用改造场所继续进行特务活动。

庭审记录显示，徐远举在最后陈述时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交代了自1953年至1975年间，总共向境外传递了超过200份情报文件。这些情报内容包括战犯管理政策、其他战犯的具体情况、以及功德林的安保漏洞等。法院认定，徐远举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继续进行间谍活动罪，依法判处其死刑。

197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徐远举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在此期间，专案组又通过徐远举的供述，捣毁了两个潜伏多年的特务窝点。其中一个窝点就设在功德林附近的一家照相馆内，经营者打着给功德林工作人员拍照的幌子，实际上是在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1975年7月1日清晨，北京市公安局组成专门的执行小组，将徐远举押往刑场。据执行小组的工作记录，徐远举在临刑前要求见一面功德林的王姓管理员。这位管理员正是二十多年来一直负责监管徐远举的工作人员。但这个请求被执行小组以安全为由予以拒绝。

就在同一天，专案组在对徐远举的个人物品进行最后清理时，在一本《三国演义》的书页夹层中发现了一份未完成的手稿。这份手稿记录了他在功德林期间策划的一次未能实施的越狱计划。根据手稿内容，他原计划在1975年春节期间，利用放风时间实施越狱。为此，他已经在菜园里预先埋藏了绳索和工具。

1975年7月15日，专案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徐远举案件的总结报告》。报告中详细记述了徐远举案的侦破过程，并着重指出了战犯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份报告的建议，相关部门随后对全国战犯管理场所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排查了类似的隐患。

1975年8月，功德林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整顿。工作人员在徐远举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地板下，又发现了一个秘密夹层。夹层里藏有一份详细的功德林人员名单，上面不仅记录着每个人的基本信息，还标注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这份名单成为了此后专案组继续深挖其他潜伏分子的重要线索。

1975年底，根据徐远举案的教训，有关部门制定了《战犯管理工作细则》，对战犯的日常管理、通信联络、人员探视等各个环节都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这份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战犯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