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是迟浩田同志吗？请抓紧准备一下，明天一早返回北京，中央将派专机来接。”1976年10月的一个深夜，刚刚开完会的迟浩田，忽然接到中办的电话，出于职业敏感，迟浩田反问了一句是什么任务，结果对面平静地回答：
“不知道，你回来后就知道了。”
此时距离唐山地震刚刚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抢险救灾的工作千头万绪，刚刚有了一些眉目，这个节骨眼上让迟浩田回京，究竟是什么事情？一时间，救灾指挥部里一片讨论的声音，七嘴八舌帮迟浩田各种分析。
实在猜不透的迟浩田，拿起电话给正在北京的秦基伟打了过去。
“让你回京？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听到迟浩田的话，电话另一头的秦基伟也有些吃惊，沉思片刻，秦基伟说这件事大概是中央定的。
秦基伟这么一说，让迟浩田的心里更加忐忑，莫不是北京军区又出了什么乱子？还是自己又被抓了什么“把柄”？思来想去，迟浩田怎么都睡不着，干脆起来收拾东西，把警卫和秘书找来，告诉他们回了北京之后，他们就回原单位去。
警卫和秘书被迟浩田的话弄得摸不着头脑，迟浩田嘴上安慰他们说回去以后好好干，心里还盘算了万一自己有事，可不能连累了他们。
“你这次回去凶多吉少，多保重吧。”早上八点，军领导们纷纷到机场给迟浩田送行。迟浩田笑着打破了沉重的气氛，和大家挨个敬礼、握手、告别，转身从容地登上了飞机。
落地北京之后，迟浩田独自一人登上了来接他的轿车。当看到中南海的大门时，迟浩田猜测莫不是中央首长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到了西楼会议室之后，耿飚、刘西尧等中央领导早已经等候在那里，见迟浩田走了进来，耿飚率先起身发问：
“是迟浩田同志吗？”
迟浩田点头称是，耿飚快步上前，伸开双臂紧紧抱住了他，口中说着：“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那些人被我们抓起来了！”迟浩田心中顿时一阵激动，紧紧与耿飚拥抱，两人相拥倒在了沙发上，又从沙发上滚到了地上，会议室里洋溢着快乐的气氛。
正当大家愉快地交谈时，纪登奎走了进来，和迟浩田握手之后，开始给迟浩田布置任务：“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很苦，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你愿不愿意去啊？”
听说中央又让自己去报社，迟浩田不禁犹豫了一下，当年在解放军报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五年前，迟浩田被抽调到解放军报社的时候，为了尽快熟悉业务，迟浩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结果所看到的，听到的，都让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扭转混乱的局面，迟浩田直言不讳地在核心小组会上指出了问题。
尽管这些批评振聋发聩，但后来起到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1971年9月，随着蒙古大漠上的一声巨响，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名字悄然从所有的报纸上消失了，周总理顺势推动落实干部政策，迟浩田分管报社的这项工作。
由于军报的特殊性，在这些年受灾很是严重，迟浩田摸清了情况后大为震惊，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说了四个字：
“骇人听闻！”
在迟浩田的领导下，落实政策班子迅速展开调查，推翻了一些不实之词，将不少老干部都“解放”了出来，重新安排回到了工作岗位。由于核心小组内有人从中作梗，一些案子进展缓慢，迟浩田反复强调：
“不要总是把某某同志的旗子打出来，她是否了解全面情况？在一个时期对一个人的讲话，不能作为对一个人的永久结论！”
就是这一句话，变成了后来迟浩田“复辟”的“罪证”。
1973年末，迟浩田被提拔为北京军区副政委。转年春节，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正在部队蹲点的迟浩田变成了“众矢之的”，突然被要求回解放军报社。迟浩田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回去不但失去了工作的权利，还失去了长达一年多的人身自由。
回到报社之后，迟浩田被说成是在报社搞复辟修正主义，几次“检查交代”都不过关。所幸在周总理的邀请下，迟浩田在国庆节登上了天安门，名字还刊登在了报纸上，意味着他已经得到了“解放”。
这无疑对于报社冲击迟浩田的那些人是当头一棒，他们不得不放松对迟浩田的“揭批”，一直到1975年6月，迟浩田重新回到了北京军区机关。
那一段日子，让迟浩田毕生都难忘，如今又要他回报社，总是还会有所顾忌。但迟浩田转念一想，再任由《人民日报》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在全国人民心中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迟浩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坚决完成任务！”
鉴于当时有些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迟浩田决定兵贵神速，赶快占领人民报社这一重要阵地。迟浩田先找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将中央的介绍信拍在了他的面前。刚开始鲁瑛还有些不可一世，当看到介绍信上华国锋的批示后，鲁瑛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态度也逐渐软了下来。
在迟浩田宣布三项决定之后，立刻带着鲁瑛重返报社，召集核心小组的成员开会，并且要求全部参加，不得有人缺席。当鲁瑛宣读了中央的决定和华国锋的批示后，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随后迟浩田宣布了几项事宜，警告那些企图捣乱的人，“谁唱反调，谁就没有好下场”。见有些人还是一脸轻蔑和不满，迟浩田故意提高了嗓门：“谁违背了人民的心愿，谁就会被人民所唾弃。所以该宣传什么，抵制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绝不能含糊！”
说到这里，有几位老同志已经激动得眼泪汪汪。迟浩田宣布了三条纪律之后，让鲁瑛带头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不搞小动作。
散会之后，报社的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在迟浩田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在毛主席逝世一个月的日子里，在头版发布了两条新闻，点明了华国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著作由中办保存，而非个人。
后来的那些日子，迟浩田吃住在报社，按照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地推进报社的工作，使报纸的宣传正确体现出党中央的意图。那段时间迟浩田每天坚持审稿，最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直到中央将消息通告全国，迟浩田才公开以负责人的身份主持报社的工作。
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社原有领导班子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迟浩田逐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将一些问题严重的人全部剔除了出去。在广泛听取意见后，迟浩田大胆请回一些“有问题”的老编辑和老记者，将他们充实到领导班子里，在整个新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了386个日日夜夜之后，迟浩田重新回到了部队，但报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却时时刻刻鼓舞、激励着他，令他直至晚年都深切怀念。
参考文献：
[1]钱江.1976年,迟浩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J].湘潮,2017,(06):36-37.
[2]迟浩田曾受命任《人民日报》政委[J].党史博采(纪实),2005,(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