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二年（257年）深秋，寿春城头的诸葛诞望着城外连绵数十里的魏军营垒，突然抓起一把干燥的黄土扬向天空。这位坐拥十五万大军的征东将军，此刻终于意识到自己押注的筹码正在流失——当细碎的沙尘随风飘散时，他苦心经营七年的淮南防线，正随着迟迟未至的暴雨化为泡影。
甘露元年（256年），接掌淮南防务已七载的诸葛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依附司马氏的东海太守。通过“倾帑藏振施”收买人心，他蓄养死士数千，将寿春打造成独立王国。与司马昭的联姻关系，更使其获得“高平侯”爵位，表面忠顺之下暗藏锋芒。
这种微妙平衡被贾充的寿春之行打破，司马昭心腹试探性地提及“洛中贤士皆愿禅代”，诸葛诞厉声斥责“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的激烈反应，暴露出他与司马氏不可调和的矛盾。史载贾充归洛后断言“诞必为乱”，实为权力游戏中的必然决裂。
战事初期确如诸葛诞所料，魏将李广、常时的避战，印证了司马昭集团的指挥紊乱。当文钦率吴军精锐突入寿春时，这场博弈看似胜负未定。转折点出现在持续十月的异常干旱——淮河水位降至百年最低，诸葛诞倚仗的“水攻”战略彻底失效。
《晋书》记载的“亢旱逾年”，彻底打破攻守平衡。王基得以从容构筑双重围垒，石苞的机动部队切断吴军粮道。诸葛诞困守孤城，竟出现“蒋班、焦彝出降”“全怿部曲叛逃”等连锁反应，暴露出其联盟体系的脆弱性。
甘露三年正月，寿春粮尽的诸葛诞仍存幻想。他拒绝文钦“尽出北兵”的建议，却诛杀这个重要盟友，导致文鸯兄弟投敌。当司马昭赦免杀兄仇人文鸯，并使其巡城招降时，这场较量的胜负已无悬念。
颇具讽刺的是，城破次日暴雨倾盆，“围垒皆毁”的天象，恰印证了诸葛诞的原始战略。这种历史偶然性背后的残酷真相是：任何精密谋划都需敬畏天时，但成事者更要懂得在变局中调整策略。司马昭的胜利，实为对“人谋”与“天命”辩证关系的深刻诠释。
诸葛诞的悲剧，为后世留下权力博弈的永恒镜鉴：在军事才能与资源动员之外，政治人物的真正考验，在于对复杂变量的掌控艺术。当淮河畔的喊杀声消散，留在史册上的不仅是成王败寇，更有一段关于天意与人事的千年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