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中，先后出现了无数次规模颇巨的瘟疫。每一场瘟疫的降临，都夺去了无数条鲜活的生命。人类和瘟疫的对抗就是对命运的不妥协，在几个世纪之前，落后愚昧的封建思想以及严苛的社会制度，带给人们的荼毒远比瘟疫要多得多。
例如在麻风病盛行的时期，因为麻风病的致死过程缓慢，得了该病的病患面相难看，惨不忍睹。就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上帝施加在人类身上的惩罚”，从而达到名正言顺地迫害麻风病人的目的。瘟疫盛行之下的时代弊病，展露无遗。
所幸，在这场席卷了几乎整个西欧的瘟疫中，人们团结一致，战胜了它。这是人类的胜利，也是文明的胜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精神财富。
一、教廷和皇权一统，麻风病成为“上帝的选择”公元前800年，才能卓越的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加冕罗马政治家查理曼为罗马皇帝，标志着教会和皇权渐渐趋于统一。查理曼皇帝即扑克牌中的红桃K，他在位期间发动了大大小小55次战争，且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可见，宗教已经成为了西欧人的精神支柱。
麻风病的起源很难考证，据流传的文献记载，它存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三千多年了，早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就有关于麻风病的记载。该病没有遗传倾向，通过接触传染，患病概率也和个人免疫系统的强弱有关。麻风病得以席卷西欧世界，要“归功”于十字军东征。这场持续200多年，前后共达9次的军事扩张活动中，西欧世界成为了麻风病的温床。
对此，伏尔泰不无讥讽的说：“到最后，我们参加十字军所得到的的东西仅仅是麻风病而已；我们带回来的所有东西，只有麻风病还在我们身上。”
不幸罹患麻风病的人会全身长满鲜红的斑疹，毛发脱落，形体萎缩，身体多处出现水肿或长满瘤癍。而且麻风病的致死过程很长，病人往往需要二到十年才能彻底“解脱”。麻风病多是因为卫生条件差和营养不良所致，因此麻风病也是名副其实的“穷人病”，它成为了区分社会阶层的一个标准。
而在中世界的欧洲，人们的思想行为都受到了教会的限制。在这种“上帝至上”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生物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发展，都有着神学的渗透。教廷对麻风病的解释是：这些“不洁”的人，惹恼了上帝，上帝要用这场瘟疫涤荡人间的一切罪恶。
因此，教廷给出的“治疗”方案是“修行”。虽然疾病给身体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但对于精神来说，却是有巨大好处的。这就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般，是训练灵魂的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在当时的西欧世界中，苦修盛行：圣西蒙坚持五十年待在自己的粪堆上面，仍由蛆虫爬满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些虔诚的神教职员，坚持几十年不洗脸，不洗脚。
“上帝考验他爱的人们，就像工匠们在炉子里淬炼黄金一样，只有杂志被完全淬炼出去，金子才越纯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像疾病一样清洁灵魂······因此，治愈上帝所带来的的疾病的方法就是保持耐心，感谢上帝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和考验你。”
可是，并非所有人都有如此崇高的精神思想“觉悟”，即使基督教在欧洲世界中拥有众多信徒，也无法驱散麻风病带给人们的恐惧。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上帝也无关紧要了。
二、麻风病患者是神的“弃民”因为麻风病被看做是上帝降临的罪的惩罚，所以麻风病人都会遭到驱赶。在1110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颁布的针对麻风病人的法令中，明确说明了：如果麻风病人进入教堂、居住在城市中、或者混迹在人群密集的场所，那么他的邻居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他驱逐出去。此外，麻风病人不能立遗嘱，不能享有财产继承权，甚至不能提出诉讼。
在农村，一旦有人被怀疑有人罹患麻风病，那么他就要接受全体村民的检查，一旦确诊就要被驱逐出去。如果说麻风病带给人们的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么同胞们的恶意，则是比麻风病强烈十倍不止的精神折磨。
对于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教会和政府也会派人过去监察。由医师和传教士组成的审查团会来到疑似麻风病患者的面前，检查他们的眼睛是否充血、是否发生变化；睫毛是否掉落；声音是否正常；鼻子是否肿胀；全身是否出现水肿病变；患者是否充满了高亢的抵抗情绪。
这些疑似病例必须穿着浅色的衣服，在审查团面前把衣服脱掉。医生有时会把患者的眼睛蒙上，然后用针刺患者的肌肤，询问是否出现疼痛感。因为感官的丧失，也是麻风病患的特征之一。
对于确诊的麻风病患，还会举行一项极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病患会穿着黑色的袍子（黑色代表死亡），然后站在一方挖好的墓地中，象征病患在人间的“阳寿已尽”。神父宣读完一段弥撒之后，传教士们会铲几抔沙土，撒在他们脚下。“你在尘世中逝去，但是在上帝面前获得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被死亡”仪式，并不是当时人们排斥麻风病人的表现。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死亡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是肉体的离开，灵魂的新生，是信徒们迈向上帝朝圣的必经之路”。
在这种仪式之后，病患们会得到特定的衣物（往往是白色的麻袍），佩戴一个摇铃。他们会被送往专门为其修建的麻风病院。因为病患的数量太多，欧洲各地都修建了很多的麻风病院。据学者估计，整个欧洲大约有19000座麻风病院，其中光是法国就有2000多所，几乎隔着围墙就是一家。
病患们在麻风病院中过着教徒般的生活。病患们会宣誓，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都捐给麻风病院，绝对服从院长的管理，严格遵循麻风病院的规章制度。管理麻风院的院长则是麻风病人一起票选出来的，有的是麻风病人也有的是健康人。当然，院长也需要在众人面前立誓，绝不浪费他们的财产。同时参与麻风院管理的还有十几个神职人员。
麻风病患们在麻风院中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他们穿着白色的麻袍（色彩鲜艳的衣服被认为是权贵的象征），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男女病患被分隔开，严格限制异性交往，另外，病患们也决不允许擅自离开，一旦发现就要面临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惩罚。绝大部分病患都要在麻风院中度过余生。
在笔者看来，麻风院的建立是一项很好的举措，它给这些可怜的麻风病人提供了栖息之地。因为患病的大多数是穷人，他们被驱赶出去大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街头出现大量的流民，不仅给麻风病的传播制造机会，也为社会治安问题带来很多隐患。
三、在抗击麻风病的战役中，人类迸发出来的人性之光除了麻风院，在西欧还有一种民间组织的麻风病人救护组织，大为风光。他们就是圣拉撒路骑士团。他们以帮助麻风病人的名义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以及教廷允许的许多特权。虽然在麻风病几近消除的后期，圣拉撒路骑士团凭借着手中的资本累计，在西欧实行土地兼并，领土扩张等行为，名不副实。但也无法否认，圣拉撒路骑士团对抗麻风病的战斗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麻风病在欧洲世界的盛行程度。除此之外，因为“麻风病是上帝降临的考验”这种观点的存在，也提高了麻风病人的身份。所以欧洲世界的人们，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畏惧，并驱逐病人，另一方面他们尊敬又同情这些病患。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使麻风病人的处境十分尴尬。当时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马尔蒂里奥斯的僧侣遇到了一个昏倒在路边，浑身恶臭的麻风病人。僧侣将病人用毯子卷起来，背在身上，带到了修道院。随后，这名麻风病人被塑造成了救世主的形象。
在中世纪的流传下来的画作中也不乏耶稣化身麻风病人的形象；教皇格列高利二世的口谕中，也允许麻风病人参与圣餐，前提是不允许触碰他人；在英格兰，王后玛蒂尔达经常来到麻风院中，亲吻那些病人们肿胀的眼睛、流脓的皮肤、嘴巴快消失了的脸。
不论王后举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好，展现自己的仁慈也好。这样的举动不一定值得赞扬，但绝对是值得肯定的，她至少带给了麻风病人极大的温暖和宽慰。无独有偶，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伯牛生了一场恶疾，孔子要去探望他，但伯牛的家人和孔子的弟子都阻止他，害怕孔子被感染。但孔子依旧“自牖执其手”，带给了伯牛莫大的鼓励。
瘟疫并不可怕，就如文中所言，灾难是“上帝”带给我们的考验。这样的考验就如同一场大火，将落后、愚昧的制度和思想统统剔除出去，留下真正的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