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这诗句写出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

从628年唐朝统一到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国内部已经稳定了100多年。

经过100年的积累，国家的财富也达到了顶峰。

从人口的增长就能看出，唐朝初期全国人口大约只有2000万，到天宝年间上升到了8000万。

历史不容细看，在深入了解了唐玄宗时期的政治和民生后，你会发现这个盛世其实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饥饿盛世。

712年，唐玄宗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那时的唐玄宗意气风发，以太宗为榜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

唐朝经过唐太宗和武则天时代的稳定发展，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财富。

开元时代的唐玄宗并非守成之君，而是一位开拓之君。

他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让唐朝迅速进入了繁荣状态。

在用人方面，唐玄宗重用贤才，挖掘了不少栋梁之材。

开元年间，先后启用了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等人为相，他们通晓治国方略，使朝廷总体上保持了生机和清明之气。

在吏治上，唐玄宗进行了全面的整顿，精简机构，裁减冗官，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他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和巡查，恢复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使朝廷大事得以公开讨论。

唐玄宗多次亲自考核县令，了解地方民情。

唐玄宗的这些措施确实推动了唐朝的繁荣。

当唐玄宗到了60岁的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

735年，精通权谋之术的李林甫成功当上了宰相，这是唐朝朝政变坏的起点。

742年，唐玄宗改元为天宝，这个改元说明他的进取之心已经停止，开始坐享其成。

此后，他将国家大政交给了李林甫，自己则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

《资治通鉴》记载，他“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

李林甫掌权后，屡兴大狱，剪除异己，许多正直之人遭到了迫害，天下似乎成为了李林甫的天下。

为了防止边疆的武将凭借军功入朝为相，他重用了高仙芝、哥舒翰等蕃将为节度使，认为这些蕃将不懂朝廷礼仪，不懂典章制度，自然无法入朝为相，也就无法与自己争夺权力。

此举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753年，不可一世的李林甫被杨国忠取代。

早在745年，杨国忠的从妹杨玉环被册为贵妃，从此君王不再早朝。

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成为宰相，身兼40余职。

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对南诏等地区两次发动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战争给唐朝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

杨国忠家族的奢侈享乐，带动了整个官场的腐败之风，开元年间那种提倡节俭的好风气一去不复返了。

753年，关中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杨国忠却百般隐匿，朝廷上的百官都是“报喜不报忧”。

唐玄宗不知情，他的享乐正在腐蚀着唐朝这个巨型战舰。

755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途经关中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警句。

唐玄宗时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

根据统计，唐玄宗时期的耕地面积达到了6.6亿亩。

当时南方得到了全面开发，高山绝壑间也遍布耕作。

当时已经推广了更加先进的曲辕犁，耕作效率大大提高。

唐玄宗鼓励水利修建，大兴屯田，使得全国粮仓堆满了粮食。

在商业方面，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城市繁荣，出现了柜坊、邸店等具有金融性质的新机构。

在手工业方面，唐朝的茶叶、瓷器、唐三彩远销欧亚非。

这一切的财富基本上都是属于少数的贵族、官僚和商人的，对于全国90%以上的农民来说，能够吃饱饭就是最大的追求了，甚至连吃饱都成问题。

国家富裕了，贫富差距却拉大了。

在唐朝前期，国家实行了兵农合一的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为均田制；农民需要为国家提供租调，以及服兵役，在没有战争时，农民可以用钱代役。

实际上，农民不仅需要缴纳田租、户税，还要当兵打仗。

在唐朝初期，这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既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拥有，又减少了军费支出，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对农民极大的剥削基础上的。

当政局稳定后，农民不愿意再当兵府之民。

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掌握的土地也急剧减少，这也使得农民得到的土地份额远远不足。

按照规定，每户应该可以得到土地120亩，但是到唐高宗时期，基本都只能得到一半。

在人口密集地区，有的人家的土地不足5亩。

这个租庸调却是要按照足额的数量收的，因此农民并没有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了。

从唐高宗时代开始，农民越来越多地选择逃亡以避赋税。

到了武则天时期，“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这绝不是夸张之语。

这些逃亡的农民被称为客户，还有直接逃入山林，沦为盗贼的。

唐朝的办法就是搜查人口，也就是括户。

721年，唐玄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搜查出客户80万户。

政府对这些客户要征收赋税。

开元二十四年，《听逃亡归首敕》还提到“黎氓失业，户口凋零”。

根据统计，745年，唐朝的户数为918万，其中不课户占据了388万户。

当年的户籍人口为5288万，其中不课的人口就有4500多万。

这些所谓的“不课户”就是不缴纳赋税之人，他们主要是部曲、奴婢以及逃亡的农民等组成。

课户不断减少，势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开元年间，省内官有2600多人，是贞观年间的四倍。

全国的文武品官有18000多人，加上各种小吏，达到了36万人。

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需要巨大的财政来供养，于是唐玄宗在租庸调之外，又新增加了地税和户税，这些税收是课户和非课户都要征收的，这无疑加重了下层百姓的负担。

农民起义是一个王朝危机的表现。

早在653年，唐朝就开始爆发农民起义，人数发展到了万人。

唐玄宗时期，地方的农民起义已经开始增加，如715年，相州被崔子嵓攻陷；738年，歙州婺源爆发了洪贞起义；744年，有吴令光进攻温州、台州、明州的起义。

这个所谓的盛世，四处埋藏着危机。

我们说开元盛世，总是忘不了说它的疆域，以及对外的赫赫战功。

唐玄宗时期，后突厥汗国瓦解，北方边界开始稳定下来。

唐朝得以释放巨大的边防压力，开始四面出击。

唐玄宗时代，唐朝灭突骑施汗国，重新控制了伊犁河流域，唐朝又重新在碎叶城驻扎军队。

在东北，契丹、奚、渤海、室韦、靺鞨等都不敢对唐发动战争，只能接受唐朝的封号。

此时的唐朝，唯有阿拉伯帝国能与之争锋。

唐朝的开疆拓土却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由于农民不断逃亡，府兵制到了唐玄宗时期已经名存实亡。

为此，唐玄宗推行了募兵制，招募正规军驻扎边疆。

好处是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弊端就是增加了军费支出，以及造成了内部的空虚。

唐朝前期，天下军府有三分之一设置在关中地区，可以有效巩固中央的防御，这是唐朝能够统治天下的重要筹码。

府兵制衰落后，关中防务空虚。

唐玄宗曾招募12万官宦子弟到关中驻守，然而这些人训练不够，战斗力低，难以御敌。

唐玄宗时期的主要军队还是集中在边疆地区。

他在边疆设立了10大军镇，以节度使长期统辖。

节度使拥有高度的自治权，不仅能够在军镇自由招兵，还控制地方财政，并且可以自由开战。

这些节度使，表面上是唐朝的将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地方的割据势力。

节度使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高自己的战功，总是试图对外发动战争。

如此，我们看到唐朝不断对外扩张，唐朝的疆域面积在不断扩大，但是扩大的面积并未给朝廷增加一分收入，反而增加了藩镇割据的筹码。

而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也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破坏，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河西走廊方面，这里的将领排挤了和平派的王忠嗣，开始对吐蕃开战，但战果不大；在西域方面，庭州、安西节度使成功逼反突骑施，又通过联合阿拉伯灭突骑施获得战功，此后西域门户对阿拉伯洞开；高仙芝更是在西域东征西讨，引起西域各国的反感，最终导致了怛罗斯之战的失败。

在西南方面，剑南节度使两次对南诏用兵，都全军覆没。

这些节度使中，最成功的就是安禄山。

他想尽办法向契丹挑起战争。

安禄山经常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逼反契丹、奚，然后自己又出兵将之击败，以此不断获得唐玄宗的器重。

到751年，安禄山竟然成为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

不久，安禄山派遣6万大军进攻契丹，结果全军覆没，唐玄宗不仅没有追加责任，反而宠信有加。

最终的结果就是，安禄山赚够了资本，发动了安史之乱。

唐朝的节度使频繁对外发动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也是巨大的。

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不断对南诏国发动战争，结果全军覆没。

杨国忠却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后来，杨国忠再次对南诏发动战争，人们莫肯应募。

杨国忠就派遣人到处抓壮丁，“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杜甫见状，写下了《兵车行》。

什么叫盛世？

我们常常认为吃饱喝足，经济繁荣就是盛世。

古代的盛世连这个标准也很难达到。

古代的盛世，不过是天下太平，内部没有战争，人民免受兵荒马乱之苦。

但是想要吃饱喝足，那是万万不会出现的。

中国盛世顶峰的开元盛世也有一半的农民破产，选择逃亡，更别说其他的盛世了。

因此，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盛世都逃不出“饥饿盛世”的圈子。

唐玄宗时期的繁荣背后，隐藏着无数的苦难和危机。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仅要看到那些辉煌的成就，更要看到那些被掩盖的痛苦和挣扎。

开元盛世的繁荣，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数底层百姓的血汗之上。

这种繁荣，终究是脆弱的，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便会瞬间崩塌。

这也是为什么开元盛世最终走向了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盛世的背后，都有其不可忽视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