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以后，唐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还要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不过，他在报告中，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从不多说其他的事情。

即就是在他休息下来时，军统局的许多处长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回答时，都很审慎。

有一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

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他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是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埋头在他办公桌上，对每一件送给蒋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

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我，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

他还规定，各个训练班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特别是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和“振兴”中国的“法宝”。

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远没有读黄色小说的兴趣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了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还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

我遇到他在训练班讲课时，也和许多特务一起凑热闹，去听上一课。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这个独裁者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

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比如说蒋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

他说到蒋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拉这个、打那个的种种阴谋诡计，作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所表演的那一段丑把戏，唐曾煞费苦心，编出一大套神话般的东西来，我也听他讲过两三次。

他从当时跟在蒋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

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群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另一方面是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

唐纵极力拥护蒋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人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

我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好像中国之所以落后和受到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开罗会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唐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

我亲自听到，他在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就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

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唐纵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

他曾多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我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有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大发脾气。

而他便从他的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看，因而受到蒋的称赞，他认为，这就是写日记的好处。

我当时在军统办总务，工作很繁杂零乱，经常挨戴笠的骂，他便特别向我推荐他的这一经验。

唐纵为了讨好蒋介石，对蒋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

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他还叫我准备酒菜，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一次，他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我，用很严厉的口吻责备我。

那次他非常生气，我向他说明完全出于误会，他还是很不满意，一再叮嘱我，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类事件。隔了几天我去见他，他又向我提起这事。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得罪这个人，否则会影响到军统的工作。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因为，他看到唐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

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

我记得，我把戴笠这一决定私下先告诉唐纵的时候，他表面上没有什么高兴的表情，只是问了一下当时军统特别党部的一些情况。

那时，我刚被指定充当特别党部的总干事，什么也弄不清楚。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控制选票，不要分散。这说明，实际上他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

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我在他当选为中委以后，向他道贺时，可能由于我太强调戴笠自己不当中委而帮助他，他就冒出了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

他看到我听了这句话的表情不大自然，马上又补了一句：

“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

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内心很不痛快，唐纵便一再叮嘱我，不要向别人讲这些。我口头虽答应不说，可是，回来后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一个钉子。

戴笠听完我的话以后，竟恶狠狠地朝着我说：“你以后别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

从这里，我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已有矛盾，这些事戴笠是不愿意让我多了解的。其实，戴笠很喜欢我把这些情况真实地向他反映。当时，他虽然那样责备了我，但是，那一天在其他问题上，他一直是对我表现得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戴死之后，蒋对唐纵更加重视了。

我在这一段期间内，与唐接近得更多，尤其是戴笠死去以后，我一面投靠毛人凤的浙江派，一面，又被人指为唐纵湖南派中的骨干。

唐纵过去在军统局中，掌握的干部不多，由于我是湖南人，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和他没有断过关系，他的老婆也希望我主动地多分点戴笠的财物给她，因此，对我都很不错，所以，我对他的情况也比以前要了解得更加多一些。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

唐纵这时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

我在他出任参军时，去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差不多。”

我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但又很好奇，想摸清楚，他究竟是不是调了一个闲差，以便根据情况，来处理对他家庭生活方面的照应。

如果他不再得到蒋的信任，按照戴笠一贯的做法，就不必那么周到而可以采取敷衍的态度，否则，就得加倍小心奉承。

为了掌握这一分寸，我便利用他去办公的时间去他家，借故与他老婆谈些还都以后房屋的安排、家具陈设与汽车等问题。因为，处理这类问题，必须以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到的信任程度来决定，要安排得恰如其分，才不会受到戴笠的责备。

我选择上午10点左右去到唐家。唐纵的老婆正在料理家务，我便和她谈迁回南京后的住房问题，她当然很有兴趣跟我谈。

我趁机问她，唐近来工作是否比过去清闲些，没有从前那么辛苦了？她听到这话，就滔滔不绝地说，唐纵如何比过去更忙，除了要看原来那些公文外，还加了许多东西，有时，回来刚想休息，蒋介石又叫人打电话找他去。

我趁机问她，是不是看到过唐最近的日记？她马上显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发起牢骚来，说道：

“他的日记谁也不准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那些宝贝日记，和他吵过好几回。要不是有这么多孩子，我真想和他闹一场。”

我摸到这些情况后，又回去问毛人凤。毛也告诉我：“唐先生比过去更得到委员长的信任了。”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

他每次随蒋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报告，或备充蒋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政务次长的消息。

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大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一回重庆，我又随同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蒋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

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

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那天去给唐道贺的人很多，我没有向他告辞就先走了。他的老婆追出来送我时说，他以后工作更要忙，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我知道，这是要东西的意思，便立刻叫人买了些银耳、燕窝一类补品送了去，反正是军统局开支，我乐得做人情。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议。

到场的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我。

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不欢迎唐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一样认为唐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

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问题，又加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继任，等于由毛负责。如由唐纵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我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

那时候，他刚起床，我匆匆把昨晚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我请他不要有什么表示，知道这事就是了。他微笑地说：“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当我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纵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我谈戴死的情况。

我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他的意见，结果却出我意外，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

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我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我正要走，他又告诉我说：

“委员长已决定要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先生当副局长，在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理。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

我力劝他不要那样，对毛的意见只当作不知道，希望他们三个人能一心一德通力合作。他当时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是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毛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

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我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

以后，我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

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毛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

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