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反对。孩子得这个病没办法，我们都努力了。”父亲最终做出决定，男孩捐出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还让盲人重获光明。

器官获取手术。受访者供图

文 | 新 京报见习记者 彭冲

编辑|左燕燕 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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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自己协调一名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

因为脑胶质瘤，男孩做了几次手术，效果都不理想，已经出现脑死亡。去见家属之前，刘源内心很忐忑，应该怎么劝说，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发生冲突怎么逃跑，他都想了一遍。

但当孩子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刘源还是开不了口，只听着这位父亲回忆男孩和家人的感情，还有考卷上的一个个好成绩。到了饭点，两人来到一家涮肉馆，要了一瓶二锅头。

几杯酒下肚，孩子父亲红了眼眶。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反对。孩子得这个病没办法，我们都努力了。”父亲最终做出决定，男孩捐出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还让盲人重获光明。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死亡，是刘源绕不过去的话题。

他每日奔走各地，寻找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在即将失去亲人、陷于悲痛中的家庭面前，他一开口，迎来的可能是质疑、冷眼和咒骂。

但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以前，刘源的成功率不高，现在，10次协调能成功5次。工作六年来，他已成功协调310余例器官捐献，自己也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但据统计，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缺口依然很大。

这让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有意义。”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10月30日17时06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一台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刚结束。根据此前电脑系统的匹配结果，取出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将分别被移植到三位患者体内。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除了医生，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他并不知道哪三个患者的生命将因此“重启”，但他熟悉手术台上呼吸停止的人，还有面前流着眼泪的家属。

2014年以前，刘源还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

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没有器官，有再好的医术（医生）也无能为力、无济于事。”

那年11月，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算是一个新兴职业，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

“病人到这种状态，家属往往很悲痛，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医生往往也很抵触。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让他们参与进来。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通过同学和朋友介绍，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不要不好意思或难为情，而是站在家属的角度，抱着来帮助家属的心理。

重症监护室里，有的病人已病情危重难以治愈。患者家属处于两难的境地，还要承受着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继续治疗下去，看不到希望；可若是直接选择放弃，既不人道、亲情上又难以割舍。

“现在，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刘源说。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如果家属不排斥，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这样一来，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坐外面的位置，方便跑”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我们是尊重的。”

六年来，每次见到病人家属，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而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有大城市里学历高、收入高的精英，也有来自偏远山村的农民，“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

刘源办公室里心理学、沟通相关的书籍。受访者供图

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来，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交流过程中，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衣着要整洁得体，不论是语言还是非语言方面的表达，都要注意营造亲近感。”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那还是2014年，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

去见家属之前，刘源内心很不安。他不知道小男孩的家属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也不知道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怕出现意外情况，家属坐哪里，自己坐哪里，门是开着还是关着，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怎么逃跑，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这样万一起冲突，方便跑。”刘源说。

经历打击、濒临崩溃的人往往很难相信科学的判断，更有家属会对刘源恶言相向。每天都和眼泪、抱怨、失望、咒骂等等负面情绪打交道，这难免会让人感到压抑。

“负面情绪全灌到我们耳朵里了，但我们的正面情绪输送不到他们的脑子里。”这些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

工作淘汰率也很高，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不能敏感，要想得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实在不行，他就邀同事喝顿酒，饭桌上互相吐吐槽，发泄一下。但最能支撑他的，是他对这份工作的信念，“去挽救那些需要器官的病人。”

刘源在和家属沟通。受访者供图

“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败案例”

“成功的案例都很相似，让我印象深刻的都是那些失败案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原因，可能是家属的，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的。”

相比起成功，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

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把他请进屋。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也没能劝服对方。

有的器官捐献因为捐献者病情的好转而中止。

为了全力挽救器官，捐献者被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医生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治疗，“每年都有一到两个病人因此有了好转的迹象，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这样的“失败案例”让刘源很有成就感，“虽然没有捐成，但是救了一个人。”

但有时候，捐献者病情的突然恶化也让刘源措手不及。

他遇到过一位来北京打工、因意外而重度脑损伤的小伙子，病人家属是宁夏的农民。刘源和他们艰难沟通两个星期，“说话都听不懂，方言很重。”终于，父母全部同意，刘源刚刚松了一口气，重症监护室就来了电话，“病人不行了。”

这是一份要和时间赛跑的职业。有时候，明知介入的时机不合适、不合理，他还是要硬着头皮去创造机会，“如果等家属平静下来再去提的话，病人可能失去了捐献的价值，器官功能衰竭了或者去世了。”

曾经，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突然遭遇车祸而脑死亡，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猝不及防地被悲痛淹没。刘源先是安抚，最后问出了口。

意料之中的，家属情绪很激动、也很不理解，“我们都这样了你还跟我们提这个干嘛啊？我们还想治疗呢，你提这个是不是不想给我们好好治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器官捐献不能影响病人的治疗，病人的去世和器官捐献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面对家属的误解，刘源会耐心地解释。

他也不断地反省自己，在这些失败的案例中摸索着经验，“我再努力一点，再注意一下细节，再表达清楚、明确、清晰、肯定一些，再多去见两次面，可能就会成功。”

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受访者供图

生命的价值

刘源有一个书包，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随时来电话，随时有潜在案例，随时提起包就走。”

这份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刘源每天总是电话不断。曾经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他也已告别球拍多年，他笑笑说，“我们这一行很难发展什么爱好。”

他最轻松的时刻，就是夜里十二点，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奔波辗转的人，最享受静谧夜里、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当你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你就会对你的家庭格外珍惜。”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刘源不住地流眼泪，“我也有俩儿子。有了孩子后就觉得，孩子真的不能出事，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受访者供图

如今，刘源已是不惑之年，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去年，他的表哥去世。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这份工作做久了，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跟家人较劲、任性的小毛病，全都没了。他越来越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家庭的。

“把家庭照顾好了，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遗憾。”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他更在意的是，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像刘源一样主动登记、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

这几年，刘源明显感觉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在北京，“人们开始接受这个事情了，尤其是年轻人，情况比之前好多了。”

以前，刘源的成功率不高，10个里能有两三个成功案例，现在，10次协调里能成功5次。

11月初，在北京佑安医院东侧的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他和他的团队，以及全国各地像他一样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他们是死与生之间的中介，是生命的摆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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