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袁世凯的孙女，竟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
从小生活在洋楼里，锦衣玉食，出行有四轮马车相随，家中仆人环绕，她的人生本该一路顺遂。可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将她家族的特权一扫而空。
她第一次数钱时，嫌纸币脏得不想碰；从马车到三轮车，再到挤满人的公共汽车，这样的转变她经历了几年。
70年代，她带着三个孩子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农村，靠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维持生活，整整熬了八年。
谁能料到，十几年后，她却在深圳成为创业者，通过投资股票赚下70多万元。
袁世凯去世后，家族按照遗嘱的指示，将袁世凯积累的巨额现金分为17股，确保每位儿子都能得到一股，金额高达12万银元。
对于袁世凯的15位女儿，每人分得的嫁妆则为8000银元。这笔钱虽然在数额上与兄弟们的份额相差甚远，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依然是一笔可观的数目，足以保障她们在婚后的生活起步。
至于袁世凯的几位姨太太，她们虽未分得现金，却随各自的子女共享生活，享有儿女的照顾。
在家族的集体生活中，她们虽然地位略显尴尬，但在传统家庭结构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在家族遗产中，还包括了袁世凯生前收集的珍贵物品——金银细软、玛瑙玉器以及各种绸缎裘皮，这些都被平均分配给了各房太太们。
当分配到这些细软珍宝时，家中的气氛稍显缓和，每位太太都小心翼翼地挑选着自己份内的物品，互不侵犯，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袁家倜的父亲袁克端，是袁世凯的大儿子，从小就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他的母亲出身自天津有名的盐商家庭，原本也是一位见多识广的女性。
袁克端和他的妻子都有极强的烟瘾，超过了常人。由于无度的消费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袁克端一家的经济状况逐渐恶化，生活变得日益窘迫。
袁克端晚年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典当家传的珍贵物品和股票的收益，这种依赖让整个家庭陷入了财务危机。到了1951年，袁克端因病去世，留下了更多的债务和经济困境给他的家人。
1956年公私合营开始后，袁家失去了长久以来享受的特权生活。
袁家倜曾谈到，当她第一次需要亲手数钱时，那种陌生和不适让她感到很困难。数钱这件对普通人而言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她来说却成了一种挑战。
她开始接触到，许多以往未曾亲自处理过的琐事。
过去坐四轮汽车的出行方式消失了，她转而乘坐三轮人力车，再后来又挤上了拥挤的公共汽车。
到了70年代，袁家倜收到通知，要求全家搬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决定，她必须与家人一起离开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迁往天津西郊的大寺王庄子。
那时，她的大女儿已经远赴甘肃祁连山插队，家中只剩下她与丈夫以及三个年幼的儿子。全家带着简单的行李，一床铺盖，前往大寺王庄子。
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
随着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了自由，这也让袁家倜看到了离开农村的希望。几年后，政策的放宽终于让她和家人能够返回天津，回到熟悉的城市生活中。
1978年，袁家倜一家搬回了天津，重新住进了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
虽然这座小洋楼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能够重新回到城市，对袁家倜而言是生活的巨大改善。回到城市后，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1987年初，袁家倜离开天津，来到了深圳。当时的深圳正处在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城市充满了发展潜力。袁家倜此事已经63岁了，她抓住机会，参与了当地一个大型度假村建设项目。
在深圳的这些年，她积极参与投资活动。
1993年，她购买了一批原始股票。当时，这种投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都显得陌生而又风险不小，但袁家倜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几年后，这些股票给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她凭借投资赚取了70多万元。在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建议下，袁家倜开始筹划开设一家西餐厅。
袁家骝亲自为餐厅题写了名字——“苏易士”，袁家骝从小跟随父亲袁克文练习书法，这让他的字极富个性和韵味，这份题字成为了餐厅门头上醒目的标志，吸引了不少老天津人。
餐厅开业后，袁家倜用心经营。
从选址到装修，她事事亲力亲为，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符合自己的想法。餐厅坐落在熟悉的成都道40号，她选择了经典的西餐菜品，将传统与口味相结合。
开业不久，餐厅就吸引了许多天津本地人前来尝试。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西餐并不普遍，能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享受一顿牛排或一道奶油蘑菇汤，对食客们来说是一种享受。
袁家倜十分注重细节，无论是菜品的制作还是餐厅的服务，都力求做到最好。
她亲自挑选原材料，确保每一份菜品都符合标准。餐厅的红茶成为了一大特色，甜甜的红茶中放上一整颗柠檬，味道刚好，成为许多老顾客的记忆。有人评价说，喝上一杯这样的红茶，心都会被暖化。
在餐厅经营的过程中，袁家倜坚持不欠外债，她的餐厅是家族集资创办的，这也让她的经营模式更加稳健。
她不接受任何企业合作，也从不考虑开设分店，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扩张可能会带来风险。餐厅的经营之所以能够持续到现在，靠的正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
她常说，餐厅一旦变味，原本的特色就会消失，任何一个分店的问题都可能毁掉整个品牌。
餐厅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些特定的消费群体，基本都是天津本地的老客户。有的顾客从小在这里吃西餐，长大后带着自己的孩子继续光顾，形成了一种传承。
袁家倜在生活逐渐稳定后，把目光投向了教育慈善。
她认为帮助孩子上学是一件实实在在改变人生的事，于是将心思放在资助贫困地区的儿童身上。她选择的地方是天津蓟县，这里地处偏远，许多家庭因为经济拮据，无法让孩子接受完整的教育。
袁家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主动联系了当地的学校和村干部，表达了自己想要资助孩子的意愿。
第一批被资助的孩子有十多个，都是家庭经济条件最困难的学生。
袁家倜亲自跟进这些孩子的情况，资助的标准是每人每年5000元，这笔钱足够支付学杂费、生活费，还可以补贴一些家庭开支。她要求这些钱必须专款专用，用在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上。
每到学期末，她都会收到学校寄来的孩子成绩单和学习情况的汇报。
她十分关心这些孩子的成长，有时会抽时间到蓟县实地走访，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她的到来让这些孩子和家长既感激又尊敬，有些孩子会特地展示自己写得工整的作文或绘画，希望能让“袁奶奶”知道他们的努力。
第一批孩子逐渐长大，袁家倜开始资助第二批孩子。这些孩子中有一些是因为听说了她的资助而慕名申请的，经过学校的甄选，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得到了资助。
第二批学生的数量略少于第一批，但她的资助标准没有降低，依旧是每人每年5000元。
袁家倜的善举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的重要性，也让村里的孩子们知道，学习是可以改变生活的机会。这些孩子在完成学业后，许多人回到家乡成了老师或基层干部，也有的走出了农村，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他们中不少人都记得当初的那份帮助，有的甚至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回馈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