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徐远举——这个曾经恶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突然离奇死亡。作为戴笠的得力助手，徐远举曾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屡屡施行暴行，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地对革命人士实施残酷的刑讯，使人们对他恨之入骨。然而，他的死亡场景却令人匪夷所思：死时双眼突出，鼻孔流血，似乎在承受巨大痛苦。这样一位强硬人物的离奇死亡，引发了极大关注，甚至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彻查此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徐远举落得如此离奇的结局？他的死亡背后，是否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带着这些疑问，故事展开了。

徐远举的早年并不显眼，出身普通家庭，在动荡的年代中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寻求一条出路。1930年代初，年少的徐远举决定报考黄埔军校，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彼时，黄埔军校声名显赫，造就了无数将军和军政要员，然而它也是军统重要的人才输送基地。入校后，徐远举展现出冷酷、服从与狡黠的一面，这些特质很快吸引了戴笠的注意，成为军统系统的重要培养对象。

徐远举刚入行时，负责情报搜集和监控任务。凭借着一丝不苟的态度和狠辣的行事风格，他在军统中逐渐崭露头角。随着军统势力的扩大，他也被分派到更为危险的任务中。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参与了对潜在敌对分子的镇压和清洗。在执行任务中，他毫不手软，有时甚至不需要上级明确指令，便主动清除异己。在残酷的战斗环境中，他的凶狠作风赢得了“徐刽子手”的称号。这一阶段的积累，不仅让他在军统中迅速晋升，也为他的恶名打下了基础。

1940年代，徐远举被委任为军统西南特区的负责人，负责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等监狱的管理。白公馆和渣滓洞在抗战时期成为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酷刑逼供的“黑暗地带”。这里的囚犯大多是地下党人和爱国人士，他们在狱中不仅承受着恶劣的生活环境，更被随时面对惨无人道的拷问。徐远举对“敌人”毫不手软，甚至亲自设计酷刑，意图从受害者口中获取更多情报。江姐等著名革命者都曾被他亲自审讯，饱受折磨，皮肉之苦远超常人承受之极限。

关于徐远举的拷问手段，据后来的战犯交代，他擅长“软硬兼施”的策略。对意志坚定者，他冷酷无情，手段残忍，而对那些稍显松动者，他却故作“关怀”，试图瓦解对方的信仰。这种心理战术加上肉体折磨，让许多被捕的革命人士备受煎熬。然而，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革命志士在他面前坚守信念，这无疑是对他“手段高超”的一种无言反抗。徐远举一生在白公馆、渣滓洞犯下的罪行，最终成了他人生中的一道巨大阴影。

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的尾声渐近，国民党的败局已成定局。徐远举见大势已去，原计划随蒋介石撤退至台湾，然而逃亡途中，他被解放军俘获，成了囚徒。身陷囹圄的他，开始了功德林的囚徒生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收容了大量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而徐远举因其特殊身份和恶行而备受关注。

功德林的生活，虽然没有白公馆和渣滓洞那般恐怖，但对像徐远举这样的顽固派来说却是精神上的巨大折磨。日复一日的清寂生活和对过去罪行的回想，让他倍感煎熬。狱中，他曾试图利用自己的“经验”拉拢其他战犯，但却多次被无视甚至排斥。眼见曾经一呼百应的“特务头子”沦为“过街老鼠”，徐远举心中的愤懑与不甘不断累积。他曾向管理人员写信要求“重新审理”，宣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然而，他内心的这份不甘，始终未能得到释放。

1973年，徐远举的生命在一场诡异的事件中戛然而止。一天清晨，值班的管理员发现徐远举已经倒地身亡，死状极为骇人：双眼突出，鼻孔流血，似乎在死前经历了极度痛苦。消息传出，瞬间引发震动。当时的功德林虽然管理严格，但鲜少发生突发事件，而徐远举的死因引发了大量猜测。有人怀疑他死于疾病突发，也有人认为他可能遭到了不为人知的袭击。然而，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

由于徐远举的身份特殊，加之死状离奇，消息很快上报至上级领导层。周恩来总理对这一情况表示高度重视，甚至亲自下令彻查。但在官方调查中，并未发现明确的外部伤害证据，最终结论是死于突发性疾病。尽管如此，关于徐远举死因的疑云从未完全散去。有人猜测他的死亡或许与其身前的残酷行径有关，认为这是“报应”在他身上体现。也有人表示，历史已将他放逐，无论他死因如何，这位军统刽子手的时代已然终结。

几十年后的今天，徐远举的死亡依然引人遐想。

徐远举的结局，似乎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时候未到。”无论他是否死于意外，或是被人下手，他的一生注定伴随着争议与诅咒。正如古语所言，“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曾经残酷无情的徐远举，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湮没于狱中，与其所害之人相比，他的结局或许并非真正的正义，但也让人感叹因果轮回的不可逆。对于后人而言，徐远举的故事提醒着我们，历史终将对一切作出审判，所谓“人走茶凉，恶行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