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湖南乡勇的创建

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面对国内外交织的压力，决定授权曾国藩组建湖南乡勇，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湘军从最初的几千人迅速扩编，吸收了大量来自湖南各地的青壮年。曾国藩对新兵进行了严格的选拔，注重品德与忠诚，确保这支队伍的纪律性和战斗力。

在田家镇，湘军遇到了由洪秀全领导的北伐太平军，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冲突。湘军利用地形和严密的战术布置，成功地将太平军引入预设的战场，通过长时间的激烈交火，最终在曾国藩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

随后的几年中，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不断南征北战，扩展战绩。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的目标转向了太平天国的核心区域，天京。攻城前夕，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筹下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包括对城防的详细侦查和连日的炮轰，最终在一场攻坚战中攻破了天京，太平天国彻底灭亡。

天京战役后，曾国藩并未有太多休息时间，清廷很快派他前往北方，以镇压日益扩散的捻军起义。捻军游击战术灵活，使得曾国藩不得不调整战术，增加情报收集和小规模的快速打击行动。在接连几次战役中，湘军利用地形和连续作战策略，逐步削弱了捻军的力量。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因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中的卓越贡献，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成为清末文官中罕见的军事贵族。获得封号后，曾国藩并未满足于现状，他在安庆大营建立了官办学局，着手重印经史典籍，让士兵在闲暇之余学习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提升整个军队的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

天津教案的调查与处理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因多年的军政功绩被任命为大学士。成为大学士后，他继续在军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推动改革，尤其是在整顿吏治和推动地方行政现代化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切实的建议。朝廷内部，曾国藩的地位逐步巩固，许多重大事务都需要他参与决策。

第二年，同治帝任命曾国藩为直隶总督，负责直隶地区的行政、军事和财政事务。他到任后，开始对直隶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进行全面调整。当地官员中存在贪污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曾国藩采取严厉措施清查账目，并逐渐建立起一套透明且相对高效的管理制度。在军事方面，他强化了直隶地区的防御力量，补充兵源和装备，防备可能的边疆冲突和地方叛乱。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一起针对外国传教士的暴力冲突，即“天津教案”。事件起因复杂，涉及传教士与当地居民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事件爆发后，不仅在国内引发关注，也导致外国列强向清廷施压。朝廷迅速命令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事。他抵达天津后，立即召集当地官员和参与事件的各方人士了解具体情况，同时向朝廷报告调查进展。为了安抚外国势力，他设法与驻华公使及各国代表进行多次沟通，解释清廷的立场，并表达对事件的遗憾。

在处理过程中，曾国藩提出赔偿和惩罚相关责任人的方案，既给各国交代，也力求平息国内民众的怒火。他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他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策略，通过谈判和让步化解了事件引发的国际危机。尽管部分士绅对他的处理方式持保留意见，但清廷认为此举有效维护了大局，避免了外国更严厉的干涉。

曾纪泽与《中俄改订条约》的谈判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继承了父亲在政治与外交上的智慧与才干。1880年，曾纪泽受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肩负着为中国争取更多权益的使命。时值清朝在外交上处于弱势，俄国借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割占伊犁地区，侵害中国主权，引发国内外强烈不满。曾纪泽临危受命，前往沙俄首都圣彼得堡，着手修订不平等条约。

抵达圣彼得堡后，曾纪泽面对的局面十分艰难。俄方对其采取冷淡态度，外交谈判一再推迟。与俄国代表会面时，曾纪泽始终以严谨的态度捍卫中国立场。他在交涉中首先提出拟定的新约要点，其中包括收回伊犁地区的领土、取消俄国在中国内河的贸易特权以及重新界定中俄边界等。

俄方在谈判中一度以战争相威胁，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中国让步。曾纪泽没有被对方的态度所动摇，他在每一次会谈中都坚持原则，要求俄国放弃不合理的条款，并多次引用国际惯例和条约条文来反驳对方。

在谈判过程中，曾纪泽展现了灵活的应对策略。他不仅通过直面交锋与俄方争取权益，还设法通过第三方的支持施加外交压力。在与俄方交涉的同时，他还积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外交使节交流，试图为中国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在1881年2月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与此前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新条约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改善。其中，中国成功收回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的重要领土，这片地区面积达两万多平方公里。此外，新条约废除了俄国商船在中国内河航行和贸易的特权，恢复了中国对松花江等水域的主权。

尽管《中俄改订条约》在赔款方面有所增加，但曾纪泽以其不懈努力，使条约内容在整体上大大优于崇厚此前签订的不平等协议。

曾纪泽的外交斗争与坚持

1882年1月27日（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他奉旨续任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任期三年。此次续任时，国际局势复杂，中法关系尤为紧张。曾纪泽刚到任不久，就面临法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挑衅行为。

同年5月3日，曾纪泽代表清廷向法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指责法国军队非法侵占河内，要求其撤军。为了进一步施压，他在5月6日向法方再次递交外交函件，明确要求法军退出河内。5月31日，法国外交部正式回复称，法越事务属于法国与越南之间的内部事务，与中国无关。

面对法方的强硬立场，曾纪泽并未退缩。他于6月14日向法国政府发出驳斥文件，指出法国的声明毫无依据。他重申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并批评法国的侵略行为违反国际道义。

同年12月4日，曾纪泽与英国外相会晤，希望通过英国的外交影响力调停中法之间的冲突。他详细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并警告说法国的行为可能会对东亚地区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尽管英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并未完全支持中国，但曾纪泽的努力为清廷争取了时间，并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的声音。

进入1883年（光绪九年），曾纪泽的外交任务进一步扩大。他受命与英国展开鸦片贸易的厘税谈判。清廷试图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遏制鸦片的泛滥，并争取财政上的主动权。谈判期间，曾纪泽多次与英方代表辩论，对鸦片贸易的负面影响进行数据和事实的说明。他强调厘税是维护中国利益的必要措施，同时努力缓解英方可能的抵触情绪。

与此同时，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迅速恶化。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一方面向法政府频繁抗议，指责其挑衅行为，另一方面主张以武力维护国家尊严。他在奏疏中提出“坚持不让”的原则，认为即使战败也应继续作战，直至夺回主动权。

曾宪植：从女子师范到革命道路

曾宪植，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3岁时，她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她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全面发展的能力赢得师生的认可。她不仅学业名列前茅，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核心成员，以精准的投篮技术闻名，在校园体育比赛中屡次带领球队取得佳绩。

1927年1月，年仅18岁的曾宪植迈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当时，女子参军在中国尚属罕见，这次考试吸引了许多勇敢的女性。曾宪植凭借扎实的文化知识和良好的身体素质顺利通过筛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

入校后，曾宪植迅速适应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她被分配担任叶剑英所在军官教导团的准尉文书，协助处理重要文件和事务。不久后，她随同教导团前往广州，参与了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期间，曾宪植负责协调后勤和文书事务，为前线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然而，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这场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起义失败后，曾宪植被迫撤离广州，转往香港，开始从事更加隐秘的革命活动。

1928年春，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党的组织正经历整顿与重建，她的加入增强了组织的力量。同年，她与叶剑英在革命工作中结为伴侣，两人共同投身于艰难的革命事业，为党组织提供稳定的支持。

参考资料：[1]刘畅.传承家风的曾国藩后人[J].新湘评论,2011(2):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