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晚9时1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逝世。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许久没有说话。
他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当时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只是感觉到主席的情绪有些反常，没有平时的谈吐，也没有了平时的兴致。他们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直到毛泽东指着报纸告诉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
“是斯大林逝世了。”
就像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共中央当天就发来电报一样，也在当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唁电。
毛泽东的手笔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其情也切切，意也切切。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同一天，毛泽东向全国发布命令：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
还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于3月9日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为题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东方人的观念，不计较斯大林曾经有过的失误，说他“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那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事后人们知道，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怎么办？
对评价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斯大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去世后不久，一向对他十分尊重的赫鲁晓夫会作一个否定他的“秘密报告”。
他更不会想到，苏联大地上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平反运动。
究竟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不用我们说东道西。但这个报告给世界带来的震动，是人所共见的。
有人为这个报告拍手叫好，说：“苏联终于解冻了！”
也有人大声疾呼：“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开始，这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
事情往往是矫枉过正的。
既然要批评斯大林，就会有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就要全盘否定这个人物，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不注意把握尺度，反而推波助澜，这不能不叫人想到他们中间有别有用心的人。
当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震惊。这在他的经历中也是不多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个夜晚他没有睡好，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好。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一直亮到了东方发白。
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一点道理吗？
非也！
赫鲁晓夫也有一定的道理，要不怎么能在苏联的中央全会通过他的报告呢？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鼓掌？
对斯大林，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也觉得斯大林有不少错误，也应该批评。哪有没有错误的人？
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这不只是苏联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
这否定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很可能是否定整个社会主义！
还有，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也不和有关的党和国家通一通气，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让步的毛泽东不会等闲视之，他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
4月6日，中国人民熟悉的米高扬来了。中国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他就来过。
毛泽东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这不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自然会使赫鲁晓夫不高兴，以致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毛泽东不仅给苏联人讲，也给中国人讲，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他的说法更加明确，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