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7日，保安员弗兰克·威尔斯（Frank Wills）的水门办公大楼日志

“水门事件”无疑是尼克松总统行政生涯当中最大的污点，它永远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这起事件让他成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主动辞去职位的总统。

“白宫水管工”是由美国前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特工组成的团队，他们的任务是阻止让尼克松总统颜面扫地的信息泄露，并反击总统的政敌。不过，物极必反，之后的事情变得非常糟糕。

1972年6月17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水门综合大厦的一名夜间保安注意到一扇门的门闩上有一条胶带。这通常不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因为这扇门偶尔会被胶带或支撑着打开，以便员工在休息时进出。然而，令保安烦恼的是，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他注意到同一扇门上贴着胶带，他之前明明已经弄好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子，于是，他报了警。

在街对面的一间酒店房间里，白宫特别调查组的两名成员乔治·戈登·利迪（George Gordon Liddy）和埃弗里特·霍华德·亨特（Everett Howard Hunt），通过无线电收听着他们的渗透小组的进展。在水门综合大厦的六楼，5名窃贼正在拍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文件，并安装秘密窃听设备。

乔治·戈登·利迪

随后，一名监视员突然注意到总部上方的地板上有异常现象和手电筒发出的光亮，他通过无线电联系了戈登，问道：“嘿，我们有穿嬉皮士衣服的人吗？”戈登回答说：“没有，我们所有的人都穿西装，为什么这么问？”

戈登和霍华德听监视员描述他所看到的情况：“他们现在在六楼，四五个人，一个戴着牛仔帽，有一个穿着运动衫。看起来像枪，他们有枪。”

戈登抓起收音机去换麦克风，他问渗透小组：“你在读这个吗？进来。”他们没有回答，戈登又捏了捏收音机，这次他的声音更大了：“进来，这是命令！”

戈登再一次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接着，收音机噼啪作响。最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微弱而沮丧的声音：“他们抓住我们了。”

“水门事件”发生后，1973年11月17日尼克松在迪斯尼世界发表“我不是骗子”演讲

第二天早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报纸把这起被挫败的入室盗窃事件，当作比小说更离奇的趣味故事进行报道。但由于某些奇怪的细节，嫌疑犯拥有2300美元的100美元钞票、与情报工作的联系、间谍级的监听设备，以及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连任委员会的直接联系，情况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尽管我们今天都知道这起不光彩的事件是赫赫有名的“水门事件”，但是没有人会想到，那些窃贼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们为谁工作的真相会彻底摧毁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并在未来几年重塑美国的政治和历史。

年轻时的尼克松

为了充分理解“水门事件”的起因、意义和动机，我们需要从美利坚合众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开始介绍起。

尼克松在南加州的贵格会（一个宗教社团）工人阶级家庭长大，他是一名律师。二战期间，尼克松决定在美国海军服役。1946年，在回到平民生活后不久，尼克松冒险进入政界，赢得了加州众议院的一个席位。1948年，尼克松抓住机会，利用日益高涨的反共“红色恐慌”掌权。

1948年8月3日，随着前美国共产党成员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个反共、反民主机构）的证词，日益增长的冷战焦虑达到了高潮。根据惠特克的说法，著名的罗斯福政府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一直在秘密地为苏联担任间谍，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指控。

阿尔杰·希斯

如果希斯一直在为苏联工作，那么他的所有决定，比如作为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塑造欧洲战后秩序和建立联合国，都会受到了质疑。对于那些相信这一指控的人来说，苏联一直在操纵美国政策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怕的。

希斯立即提出反驳，他在惠特克之后两天出现在国会，声称自己从未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从未见过指控他的人。大多数国会议员对希斯的说法感到满意，甚至连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都称这些说法是转移注意力。然而，与国会的普遍情绪相反，尼克松认为希斯居高临下、极度侮辱性。

反过来，尼克松对希斯穷追猛打，这为他赢得了“斗牛犬”的绰号，并引起了未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的注意，艾森豪威尔选择尼克松作为他的竞选对手。

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

美国开国元勋、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有一句名言：“美国副总统是人类有史以来想得出来的最无足轻重的职位。”

尽管如此，尼克松似乎在这个第34任副总统职位上表现出色。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尼克松很快就卷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事务。尼克松与CIA成员达成了共识，消除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仇恨。

霍华德是当时负责策划古巴猪湾事件（又称：吉隆滩之战）的CIA官员，据他说，在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古巴第1任最高领导人）于20世纪50年代成功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后，尼克松经常参加并参与策划入侵古巴的会议。

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在芝加哥市举行首次总统辩论前的合影

理论上，尼克松是1960年总统大选的自然选择，但在镜头前，美国人发现，与衣冠楚楚、年轻的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相比，他显得汗流浃背，不舒服。

当选举结果出来，肯尼迪被宣布为获胜者时，尼克松的心中充满了失望，同时他也相信肯尼迪使用了“肮脏的手段”来窃取总统职位。作为回应，尼克松决心成为曾经打败自己的那些技巧的大师。

1968年，尼克松在总统职位的竞选途中

有人认为，尼克松成功当选总统的1968年是美国内战以来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年。

当年1月，第36任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在“春节攻势”期间加大了美国对越南的干预力度，要求征召多达20万名新兵。当无数美国人在电视屏幕上观看时，战争变得更加可怕。同年2月，仅在一周内，就有543名美国士兵阵亡，2500多人受伤。

到了3月，26名美国士兵在广义省美莱村大屠杀中杀害了500多名越南平民。与此同时，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被暗杀的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宣布，他将与民主党现任总统约翰逊竞选，并承诺结束战争。

看到不祥之兆后，约翰逊总统很快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任何可能给局势带来的平静感都没有持续下去。就在几天后，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林汽车旅店二层遭种族主义分子暗杀。事后，美国几乎每个主要城市都爆发了骚乱。对于许多在电视上观看这些事件的美国人来说，它们似乎永远不会停止。

1968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路德·金遇害抗议活动后被破坏的现场

与此同时，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受欢迎。更广泛的反战运动，以及像黑豹党、雅痞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这样的团体的发展，在一年看似无休止的抗议活动中达到了顶峰。

6月份情况变得更糟。6月5日，在加州民主党总统初选中，弗朗西斯·肯尼迪刚刚结束胜利演讲离开舞台，在酒店厨房就遭到一名叫西尔汉·比萨拉·西尔汉（Sirhan Bishara Sirhan）的巴勒斯坦移民枪杀。在路德·金去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突然失去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而弗朗西斯·肯尼迪被暗杀的事件在集体意识中仍然记忆犹新，这种震惊就像火药桶里的火星一样飞溅四射。

到了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大规模示威已经演变成与警察的血腥冲突，年轻人和活动人士涌入芝加哥市，抗议越南战争、最近多名民权领袖被暗杀以及民主党当权派。

西尔汉·比萨拉·西尔汉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美国人认为尼克松是一个安静、务实、受欢迎的政府的前副总统，承诺“法律与秩序”最有可能让国家重回正轨。因此，尼克松在那年11月当选。尽管尼克松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他还是难以在新的压力下运作，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直言不讳、可见的政治反对派。

尼克松总统以喜怒无常而闻名，他的偏执、酗酒和对政府内部颠覆阴谋而挥之不去的红色恐慌蔓延到他的政府中，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就像命运安排的那样，尼克松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正好碰上了考验最好的总统的那种混乱局势。1969年，最大规模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就发生在白宫外。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极左派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是大学生民主会的一个激进分支，在全国各地发起了针对多个军事和政府设施的轰炸行动，其中包括1971年对美国国会大厦的一次成功轰炸。

同年，军事分析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泄露了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是美国政府对越南局势的秘密研究，第一次向美国公众揭示了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进展有多少。

这可能是迫使尼克松总统召集秘密团队的最后一根稻草。

查尔斯·科尔森

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从1969年到1970年是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然而，查尔斯自称是尼克松总统的“打手”。

查尔斯特别擅长把事情办好，即使是不愉快的事情。查尔斯的任务是在行政部门的授权下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组织，一个阻止信息泄露和挖掘尼克松总统政敌信息的组织，他幸运地获得了突破性结果。查尔斯已经知道一个名叫霍华德的“退休”CIA特工，他可能在找工作，也可能没有。

霍华德工作经历的确切时间是如此模糊，以至于FBI在20世纪80年代审查他的赦免申请时花了数周时间进行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华德要么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官员，要么是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之后从1949年开始成为中CIA的一名特工。

霍华德1951年出现在墨西哥城，在那里他会见了CIA特工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William Frank Buckley Jr.），并主持了他的工作。霍华德在计划未来的代号为“PBSuccess”的政变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án）政府的行动。霍华德又在海外待了几年，之后回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监督入侵古巴的计划。

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

美国在1961年猪湾入侵失败后，霍华德是不幸的CIA成员之一，被留下承担责任。虽然霍华德没有被解雇，但是他被重新分配到写间谍小说，以改善公众对间谍活动的看法。

根据FBI的官方说法，1970年的某个时候，华盛顿一家公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马伦（Robert Mullen）接到了CIA联系人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雇佣一名退休的特工。罗伯特以前也接到过类似的关于其他特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根据罗伯特的经验，前情报官员很难过渡到其他工作，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谈论他们以前与潜在雇主的经历。尽管如此，罗伯特还是给了霍华德一次机会，给了他一张桌子，并给了他写教育儿童电视短片的任务。

从这里开始，首席执行官和CIA特工的故事就分道扬镳了。

据霍华德说，直到1972年，他一直在罗伯特手下工作。但根据罗伯特在FBI的证词，他在1971年的某个时候不再在办公室见到霍华德。然而，霍华德不记得自己为什么离开了。虽然霍华德离开的确切日期尚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必须在那一年的某个时候从查尔斯那里接受白宫的角色，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来组建必要的团队。

霍华德打电话给CIA和猪湾事件的老联络人，看他们是否能胜任机密工作。5个值得信赖的联系人同意加入：伯纳德·巴克（Bernard Barker）、弗兰克·斯特吉斯（Frank Sturgis）、尤金尼奥·马丁内斯（Eugenio Martinez）、詹姆斯·麦考德（James McCord）和维吉里奥·冈萨雷斯（Virgilio Gonzalez）。

从左至右：维吉里奥、弗兰克、律师 亨利·罗斯布拉特（Henry Rothblatt）、伯纳德和尤金尼奥

在霍华德招募这些联系人帮助他解决问题时，白宫特别调查组的另一名成员戈登担任了运营负责人和创意人。戈登是一名前FBI特工，曾经崇拜过纳粹德国头目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吃过老鼠，他是“水门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甚至被认为是“策划者”。

霍华德、戈登和他们在CIA的线人是这个组织的关键人物，这个组织现在被称为“白宫水管工”，这个称呼源于一个私人笑话。他们的工作是阻止信息泄露，并扳倒尼克松的政治对手。

1961年，入侵猪湾部队的战场

总的来说，霍华德召集的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三人在古巴出生和长大，两人则是CIA的正式特工，而其他人至少可以说都隶属于该机构。所有人都参与了古巴猪湾入侵或其他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活动。

然而，对于涉及的不同个人，人们可能会问一个重要的问题，“水门事件”的调查人员最终也会问尼克松政府本身：“谁知道什么，什么时候知道？”

为了方便起见，使用这个方案，根据对水门窃贼个人动机的了解，可以使用以下类别来分解和处理水门窃贼。

弗兰克·斯特吉斯

弗兰克·斯特吉斯，原名弗兰克·菲奥里尼（Frank Fiorini），他的故事是所有同谋中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有可能出错的。作为背景，FBI还没有完全解密关于弗兰克的文件。这份报告长达75000多页，是“水门事件”档案长度的4倍多。

官方资料显示，弗兰克于1924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942年，弗兰克所在的营被提供给情报官员威廉·“狂野比尔”·多诺万（William“Wild Bill”Donovan），目的是创建一支更适合太平洋前线条件、精通心理战的游击队。

威廉就是后来创建并领导CIA前身战略情报局（OSS）的人，他还在1943年左右招募了霍华德担任OSS特工。官方的说法是，弗兰克只学过游击战术，从未参与过OSS的情报工作。

直到今天，美国当局仍坚持弗兰克从来都不是CIA的正式雇员，只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出现的“幸运战士”。但有些人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因为霍华德1949年的小说中有一个与弗兰克相似的角色，而且和他同姓。尽管霍华德曾声称他第一次见到弗兰克是在1972年“水门事件”发生前不久，但的他后来承认这不是真的。

1956年，弗兰克移居古巴，正值古巴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据说弗兰克当时独立参与了反卡斯特罗的活动，但如果他不是正式的美国线人，那么第二个奇怪的弗兰克故事就更难解释了。

1958年，弗兰克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被捕，因为当局发现证据表明他与最近被搜查的古巴武器藏匿处有关，那里有5万发子弹，约250支枪，包括6挺机枪和130支步枪，10枚手榴弹和一些炸药。

弗兰克被控非法持有武器，但他出狱后，这个案子基本上就不了了之了。正如一位作者总结的那样：“没有记录表明他们被提起了听证会。没有举行听证会的记录，也没有在迈阿密确定法庭日期，也没有在他们被释放后就这些指控发出逮捕令。整个插曲似乎就这么消失了。”

就像弗兰克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他在1971年“正式”遇见霍华德之前到底在做什么，是可以猜测的。一个持续不断的指控是弗兰克和霍华德共同参与了各种暗杀阴谋。20世纪70年代末，弗兰克招募的间谍之一、据称是卡斯特罗的前情人玛丽塔·洛伦兹（Marita Lorenz）声称，弗兰克曾要求她在卡斯特罗的食物中放入毒丸。

玛丽塔和卡斯特罗

此外，玛丽塔声称，就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几天，他和弗兰克一起去了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在那里，玛丽塔说她目睹了霍华德、弗兰克和未来的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一个酒店房间里谈话。玛丽塔说，她于11月21日飞离达拉斯市，因此错过了11月22日的枪杀肯尼迪总统事件，但长期以来，她一直怀疑这两名男子在酒店里的计划。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在1977年与弗兰克的一次据称的会面中，玛丽塔声称自己直接问他关于肯尼迪总统之死的事情，以及他是否在其中扮演了角色。据称弗兰克回应道：“就算我做了又怎么样？谁来证明呢?”

弗兰克和霍华德在国会作证时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但都不可靠。弗兰克说他在迈阿密市的家里看电视。霍华德的不在场证明稍微好一点，那天他和家人在一起。然而，唯一可能证实这一事实的证人是霍华德的妻子，她在1972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或他的儿子圣约翰·亨特（St. John Hunt），当时还只是个孩子。

2007年，圣约翰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表示，他父亲霍华德会花时间陪伴妻子和孩子的想法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圣约翰和当局研究过的一个可能的证据是臭名昭著的“三个流浪汉”的照片，这三个人在暗杀肯尼迪总统当天在达拉斯市被捕。根据圣约翰和其他观察者的说法，其中一个流浪汉看起来很像霍华德，另一个看起来很像弗兰克。

“三个流浪汉”的照片

官方后来确认，这三名流浪汉分别是哈罗德·道尔（Harold Doyle）、格斯·艾布拉姆斯（Gus Abrams）和约翰·格尼（John Gedney），他们三人是在暗杀地点附近的一辆货车上被发现的。他们因流浪罪被作为“调查囚犯”关押，几天后被释放。然而，许多人仍然对他们的真实身份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因为他们作为所谓的流浪者，身上却看起来非常整洁，穿着考究。

对于那些认为霍华德和弗兰克是两个“真正的”流浪汉的阴谋论者来说，这一证据不仅有助于解释是谁杀死了肯尼迪总统，也有助于解释弗兰克是谁。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幸运战士”是弗兰克作为CIA杀手的真实工作的一个方便的掩护故事，他被保持一定距离的接触，以便为该机构提供否认的口供。

但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这个刺客会被派去执行盗窃任务呢？

1960年和1972年，弗兰克（左）和伯纳德在一起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尤金尼奥·马丁内斯（Eugenio Martinez）、伯纳德·巴克（Bernard Barker）和维吉里奥·冈萨雷斯（Virgilio Gonzalez）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他们是在“水门事件”中被捕的与CIA有联系的古巴公民。

我们主要关注尤金尼奥进入水管工的原因有两个。伯纳德虽然是一个迷人的角色，他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市，是一个俄罗斯裔美国人的儿子，他在加入CIA之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存在的话，那么他和霍华德以及弗兰克一样，是一个更“典型”的情报人员。

然而，维尔吉利奥和尤金尼奥是CIA的“线人”，他们协助CIA，但没有正式加入该组织。因此，这些反卡斯特罗的革命者是如何成为美国政治丑闻中心的窃贼的，这是一个更令人关注的问题。1974年，尤金尼奥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水门事件”中的经历。

尤金尼奥于1922年出生在古巴，根据解密但经过大量修改的CIA文件显示，他是1961年被CIA招募的一名船长，协助对抗卡斯特罗政权的“海上活动”。

根据尤金尼奥自己的描述，他的工作包括为CIA执行350多次古巴任务。尤金尼奥说：“我潜入那里的一些人被抓了起来，受到了折磨，其中一些人说了话。”正如他在另一段中继续写道：“有时我会带上戴着兜帽的男人去古巴，他们可能是我的朋友，但我不想知道。我有太多的朋友被抓，被折磨，被迫开口说话。”

猪湾入侵失败后，尤金尼奥成为古巴的通缉犯。作为对尤金尼奥努力的补偿，CIA每月付给他100美元，让他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定居下来。尤金尼奥还在古巴侨民社区担任线人，向CIA报告有兴趣的人。

在CIA的档案中，记录说尤金尼奥于1972年6月17日在缺席的情况下被解雇，同一天他在水门综合大厦被捕。对时间的怀疑应该引起人们对尤金尼奥作为CIA线人的服务和他与水管工的活动之间的重叠的关注。根据尤金尼奥的描述，正是因为这种模棱两可，他才同意加入“白宫水管工”组织。

尤金尼奥与水管工伯纳德相识多年，但直到1971年4月16日，也就是猪湾入侵失败的十周年纪念日，他才认识霍华德。这并不是说尤金尼奥没有听说过霍华德，而是说他只知道霍华德的代号“爱德华多”（Eduardo）。

见面时，霍华德被介绍为刚从CIA“退休”的人。然而，尤金尼奥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从情报界退休要比其他行业复杂得多。

尤金尼奥表示：“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也正式从公司退休了。两年前，我的情报官召集了我们连的所有人，给了我们几个信封，里面有退休通知，但我的是一张白纸。后来，他向我解释说，我将停止前往古巴的船只任务，但我会继续在公司工作。”

在几次会面中，霍华德给尤金尼奥和伯纳德布置了一项任务。一名间谍向俄罗斯人泄露了敏感文件，一个由FBI和CIA特工组成的专门小组在白宫的监督下成立，以处理这一情况。尤金尼奥很荣幸被考虑并热情地自愿参加。

尤金尼奥试图联系他在“公司”的主管，了解更多关于“爱德华多”的计划。尤金尼奥的上司似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爱德华多”已经给他看了白宫的文具作为证据，他认为这次任务是高度机密，即使在CIA内部也必须知道。

乔治·斯坦利·麦戈文

带着这样的想法，按照尤金尼奥的说法，他对待水管工的闯入和窃听器就像对待其他任务一样，不问太多问题，照吩咐去做。根据尤金尼奥的说法，他甚至不知道丹尼尔是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当时他正在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里寻找用来对付自己的勒索材料。

根据尤金尼奥的说法，霍华德把他们的活动说成是对抗苏联和解放古巴的一部分，这让他参与了这个阴谋，并让他在以后的盗窃活动中继续作案。

例如，尤金尼奥断言，在臭名昭著的闯入事件之前，霍华德在最初的简报中从未提到“水门事件”。相反，霍华德声称有卡斯特罗和其他外国政府向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斯坦利·麦戈文 （George Stanley McGovern）提供资金的信息。

对于尤金尼奥，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水管工来说，“水门事件”与维护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关系不大。这是关于结束卡斯特罗的统治经过。

詹姆斯·麦考德

与之相反的是詹姆斯·麦考德（James McCord），他是“水门事件”窃贼中唯一一位正式受雇于白宫的成员。

作为FBI和CIA的前特工，詹姆斯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CIA总部负责人身安全，除了可能参与策划了命运多舛的猪湾入侵事件。

然而，詹姆斯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身居要职的人似乎都很喜欢他。有一次，CIA局长艾伦·威尔逊·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把詹姆斯介绍给一位空军上校，并一反常态地高度赞扬道：“这个人是我们最好的人。”

艾伦·威尔逊·杜勒斯

人们喜欢詹姆斯的一点是，他服从命令，把事情做好。相比之下，这正是詹姆斯最初对尼克松总统的看法：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也不是一个好的团队合作者。然而，如果这些感觉持续存在，詹姆斯不会让它们成为障碍。

1970年，要么是出于詹姆斯自己的意愿，要么是在CIA其他联络人的协调下，他正式从CIA退休。在成立了一家私人保安公司后不久，詹姆斯被邀请为总统连任委员会（后来臭名昭著的“寻求连任委员会”组织，CREEP）和即将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供完全防御性的保安工作。

考虑到动荡的政治气候，大会对示威甚至直接攻击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费解的是，詹姆斯很少出现在大会现场、委员会总部或大会规划会议上，这也帮助《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将调查带回了白宫。

詹姆斯为CREEP做的辩护工作，是他参与水管工的一个方便的幌子，实际上是为该团队的行动维护和操作先进的电子监听设备。1972年6月，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与詹姆斯和其他4名窃贼一起被发现的正是这些装置。

伪装成唇膏的间谍麦克风从霍华德白宫办公室的保险箱里缴获

不幸的是，对水管工和尼克松总统来说，使用詹姆斯作为办公室渗透小组的一员是水门盗窃案中最大的错误之一。与所有既定的间谍活动相反，詹姆斯是尼克松政府的一名雇员，与CIA、FBI和CREEP都有联系。

詹姆斯带着他的CIA级别的监听设备放在那个房间里，就把闯入事件与水管工的前雇主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John N. Mitchell，他在CREEP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和尼克松总统直接联系起来，尼克松总统可能授权了他们的活动，或者至少创造了一个允许他们行动的环境。

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直到意识到时，为时已晚，这有几个原因。

1972年6月17日，詹姆斯的任务是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监听设备，这些设备早在同年5月就已经被安置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了。有可能詹姆斯不相信其他水管工自己能把工作做好，或者只是想亲自看看。

另一个方面可能是战略上的误判，认为詹姆斯的存在限制了水管工的整体脆弱性。从逻辑上讲，一个团队指定的电子专家最有可能是修理电子设备最快的成员。因此，在第二次闯入“水门事件”时，派詹姆斯一起去可能被视为一种谨慎的尝试。

当然，也有可能是团队过于自负，认为这是对一个基本完成的任务的快速技术调整。或者，更公平的说法是，任务太轻松了，尤其是在团队成员错误地将多件个人物品带到水门综合大厦之后所发生的事，其中伯纳德的地址簿就是证据之一。

伯纳德的地址簿

在地址簿中，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带有白宫电话号码的“HH”条目。似乎这还不足以将霍华德与犯罪联系起来，他们在另一个窃贼的地址簿上发现了同样的号码，还有一张霍华德的支票，支票的收款人是一家乡村俱乐部。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水门事件”中最著名的错误是用胶带粘住的门，及其发现在很多层面上都同样是不必要的。

首先，詹姆斯贴错了门。虽然一条水平和一条垂直的管道胶带都能阻止门锁，但门上可能藏着一条垂直的管道胶带。尽管如此，詹姆斯还是把胶带水平放置了两次，留下了足够多的胶带，以至于一名保安两次发现了窃贼的踪迹。

其次，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如果窃贼已经进入大楼，他们就没有明确的理由需要用胶带封住门。因此，很快就看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

1974年，尼克松卸任总统后向美国公众作最后的告别

关于尼克松总统如何在1972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到1974年辞职后乘直升机飞走的完整故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称他们与入室盗窃无关。但形势开始逆转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调查记者在入室盗窃后的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把线索拼凑起来。1972年6月19日，《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和鲍勃发表了他们定期报道“水门事件”的第一部分，向读者介绍了他们对这次闯入事件的新发现。

多亏了水管工留下的许多痕迹，《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1972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弹劾抗议者

1972年4月，一张25000美元的本票被存入伯纳德的银行账户，这张本票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连任竞选基金准备的。记者们继续挖掘，不久，一幅画面出现了。

尼克松总统连任的资金本质上是一笔贿赂基金，用来为水管工的非法活动提供资金。被传讯的椭圆形办公室录音中披露的信息，霍华德和詹姆斯等阴谋的证词，以及尼克松总统对媒体的报复性回应，最终使公众舆论转而反对他。

1974年8月8日，面对党内几乎必然的弹劾和压力，尼克松主动辞去总统职位，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前所未有、至今也仍未出现的反常现象。

小劳伦斯·弗朗西斯·“拉里”·奥布赖恩

关于“水门事件”的主流叙述简洁明了，尼克松总统的竞选团队决定暗中监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优势。这不是错误或不真实的，但它过于简化了。

尽管尼克松总统有种种缺点，也遭到了政治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但他在1972年竞选开始时在全国民意调查中领先，并没有输掉竞选，不过，越来越多的发现和揭露将成为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的注解。

从很多方面来说，直到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结束后，事情的全貌才被弄清楚。尼克松总统最好的盟友之一就是时机。关于入室盗窃的早期报道，在喧嚣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道面前黯然失色。随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因此前患有精神健康问题接受过电击治疗而辞职，这一消息进一步被埋没。

这些因素，加上激进的竞选活动和公众对麦戈文政纲的不情愿，使得1972年的选举明显一边倒。没有人预料到麦戈文会赢，就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小劳伦斯·弗朗西斯·“拉里”·奥布赖恩（Lawrence Francis "Larry" O'Brien, Jr.）也抱怨人们普遍认为尼克松“不可战胜”。

如果尼克松总统真的不可能输掉选举，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一切危险允许闯入事件发生呢？

根据团队成员的证词，水管工的目标不是要更多地了解麦戈文的竞选活动。真正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取决于你相信哪个水管工。

2001年，戈登声称，他被窃贼的真正目的欺骗了，他们是在寻找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掌握的任何证据，证明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律师未来的妻子与应召女郎团伙有关。

乔治·戈登·利迪

霍华德坚持认为，这次闯入是为了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找到共和党竞选资金的证据。这种说法似乎对其他一些水管工有持久的影响力。

尤金尼奥在1974年的《名利场》杂志文章中似乎也支持类似的立场，他说：“我们在迈阿密都听说过麦戈文从卡斯特罗那里收钱的谣言。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今天相信这一点。”

另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水管工在寻找证据，证明奥布赖恩知道尼克松总统与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个人财务交易。

据说，休斯给了尼克松总统10万美元，通过中间人不被人注意，据称这笔钱部分流向了尼克松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家。如果这是真的，奥布莱恩很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做了一些事情来损害尼克松总统的竞选。

另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可能性是，水管工可能一直在寻找有关他们自己的信息，调查民主党人对他们的非法活动和以前的闯入行为可能已经知道多少。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减轻了“水门事件“引发的调查力度，他从未被判有罪，也没有被证明实际上授权了入室盗窃。然而，尼克松总统的继任者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赦免了他在任期间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决定。

福特总统说，他对尼克松总统的完全、自由和绝对赦免是他在“水门事件”造成分裂后恢复国家团结的努力。然而，水管工就没那么幸运了。

只要尼克松总统还在执政，水管工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最终为他们的行为赢得赦免，同时在监狱里享受他们的关系所能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但一旦事实证明尼克松总统的事业失败了，几乎所有的水管工都开始与调查人员合作，以换取减刑。

詹姆斯是第一个告密的人之一，他写了一封告密信，彻底揭开了这个案子的真相。为此，詹姆斯只在监狱里待了4个月。戈登是最后一个拒绝与检察官合作的人，他在监狱里度过了最长的时间，大约4年半。

至于闯入水门综合大厦的窃贼，他们每个人都因此罪服刑15个月左右，霍华德服刑31个月。

1973年，霍华德在国会就“水门事件”作证

总共有69人被牵连，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的多名高级助手，48人被判犯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罪行。然而，从很多方面来说，水管工是丑闻的受害者，他们是干脏活的替罪羊。

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令人满意的结论似乎是“水门事件”持久的阴谋和吸引力的一部分。它的草率、它莫名其妙的错误，以及它与美国情报机构惊人的无耻联系，几乎要求公众亲眼目睹它，这相当于一场多车连环相撞的交通事故。

有趣的是，这似乎与它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融入集体文化的方式相同。“水门事件”现在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它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了。

直到今天，媒体还会定期重新命名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并将其提升为一类独特的事件。这些都是“门”丑闻，其中包括：2015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事件、2016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肘击门”事件、2016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披萨门”事件、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俄门”事件等，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政客的丑闻。

大多数这些争议和阴谋论都激起了强烈而痛苦的意见，但经过反思，似乎这至少是纳入这一类别的共同线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会导致人们对一些熟悉甚至令人欣慰的事物失去信心或改变看法，比如足球、电子游戏或总统职位。

总之，这表明“水门事件”仍然是美国政治意识中的一个集体创伤。这起事件以神秘的人物和令人不安的问题震惊了整个国家，耗费了所有人多年的注意力，结束了一个总统任期，最后突然结束。但美国人并没有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似乎也没有感觉更好。

或者，至少这是从这个观察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对于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来说，当一些令人震惊和无耻的事情发生时，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他们仍然会想到“水门事件”。自1972年以来，“水门事件”一直是美国政治丑闻的标志性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