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初，羌系党项族人以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为都，建立了雄踞一方的西夏王朝，与宋、辽、金王朝先后鼎足而立近200年。他们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灿烂文明，建立了宏伟的城市，发明了独特的文字——西夏文；还利用黄河岸边的澄泥，用手随意刻画、捏玩，逐渐形成并发展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瓷器和纹饰。

近年来，在西夏故地陆续出土了许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陶瓷。但由于西夏疆域辽阔，民俗各异，夏、宋、辽、金在经济上、文化上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因此，在西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出土的陶瓷便有着不同的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西夏瓷器的介绍，让广大瓷器爱好者尽情领略西夏古瓷之美，徜徉于中华文化的宝库之中。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和其境内的吐蕃人、回鹘人等，原来都是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西夏立国后，畜牧业仍是西夏的经济支柱。西夏地方政权对畜牧业生产十分重视，朝廷专门设有群牧司、马院、马院司等畜牧管理机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西夏人对畜牧业的熟悉和重视，使西夏的畜牧业生产出现了兴旺的局面。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畜牧的习俗也影响着瓷器的造型。

如上面这件褐釉剔花瓷扁壶，是党项族人出行、狩猎时携带的容器，用于盛放水或酒，适合安放在马、驼背上。壶的正反两面中间均有一圈足，起到放置平稳和装饰的作用。壶的两侧两耳或四系便于在牲畜背上穿绳捆绑。扁壶在西夏瓷窑遗址中数量很大，为西夏境外的其他窑址所罕见。

西夏瓷器中较多见的生活用品如罐、瓶、壶等，大都广口、短颈，腹部丰满，整体圆润浑厚，在肩部常有两耳或四系。这也反映了党项人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只好制作一些简单的、小型的、便于携带的生活用具。此外，像瓷埙是游牧民族放牧时吹奏的乐器；瓷铃、瓷钩是驮畜的挂件和捆绑驮物时的用具；瓷马、瓷骆驼、瓷羊、瓷狗等是游牧民族喜爱的家畜。这些瓷器都反映了与党项族人息息相关的游牧生活。

在西夏瓷器中，高足器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如：高足杯、高足碗、高足盘、高足豆等，凡器形较矮的容器，多制有高足。这反映了党项族人饮食起居多在地上，有席地而坐的习俗，因而烧制出适合在地上直接放置的圈足较高的食具。

早在北朝、隋朝时期，党项羌族人就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松潘以西的山谷草原狩猎、放牧。他们最早的生活用具是木制的，从西夏遗址中出土的饮食器皿中，就遗留着木制品的风格，如有些瓷碗、罐的重沿及玉璧底、饼足等。而且，在西夏文字中属于器皿的字，大都从“木”部，也可得到证实。

唐代末年以后，党项人内迁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由游牧、狩猎逐渐转向农耕和定居，期间积极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西夏立国前夕，党项族人更是通过网罗和使用汉族人才等，使文明程度迅速提高。

宋仁宗时的富弼曾经这样说：“拓跋自得灵州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富弼的话道出了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说明西夏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出土的西夏瓷器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西夏瓷器的大部分器型，还是仿照唐宋时期各瓷窑烧制的器物，如碟、碗、缸等、绝大部分在造型上与中原地区烧制的器物基本相同。西夏的各个窑场所使用的工匠，实际上大部分是从内地投奔而来的汉族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同时与党项族和西夏境内的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西夏文化。但由于受经济落后和设备条件较差的局限，从总体上来看，西夏瓷器远不如中原瓷器那么精美。

西夏地处长安至凉州的北道上，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瓷器制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如在宁夏石嘴山嵬城，灵武磁窑堡和海原等地出土的玉壶春瓶，是西夏出土最多的瓷器。小敞口，直颈细长，鼓腹圈足。这种造型的瓷瓶最早出现于印度药叉女雕塑像中，其左手所托即为春瓶，形似男根，而且其上还有男女秘戏之图，这就是春瓶的来历了。

玉壶春瓶是北宋时期创烧的瓶式之一。它融合了西方印度春瓶和唐代花瓶的造型，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惹人喜爱，在西夏瓷器中也具有一定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