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想不到的是，曾经有一个人写出了这样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人就是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范仲淹，据史料记载，范仲淹也是一个非常清廉且节俭的官员，最不喜欢别人铺张浪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官员，却在1050年任杭州知府期间，在同年江南地区爆发了饥荒期间，在数百万的灾民没有食物吃的期间。不仅没有向其他地区一样开放粮仓赈济灾民，同时号召灾民省吃俭用，一起节俭抗灾，反而是置灾民于不顾，和杭州的富豪地主一起吃喝玩乐游西湖。

面对这种情况，不仅是当时的老百姓不理解，就连很多官员也是看不下去了。说好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最后当时的监察御史也就是现在我们熟知的纪检监察机构向当时的皇帝上书，历数范仲淹的罪行，要求皇帝也就是当时的宋仁宗罢免范仲淹，并给予他相应的处罚。面对这种情况，范仲淹却丝毫不慌，他亲自给宋仁宗上书，说明了他这样的做的目的。最后终于成功的说明了宋仁宗，事实证明，在灾荒之年，别的地方有大量的灾民饿死，但是唯独只有杭州挺了过来，而且很多附近的百姓纷纷来到杭州避难。

之所以能够出现这个结果，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范仲淹采取了一个在当时属于比较超前的经济思维，这种经济思维现代人称之为：提高消费，促进就业。其实一开始范仲淹就知道，不仅是杭州，江南各地当时官方的粮食都太少了，根本不足于让灾民渡过难关。而大量的粮食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地主富豪和商人的手中，即便把官方粮仓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也解决不了问题。正因为如此，又不能直接从地主富豪手中抢粮食，所以范仲淹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他将杭州城里的所有富豪，官员，地主甚至寺庙里的方丈都集合起来，号召地主新建房屋，官员翻新衙门，方丈重建寺庙，不仅如此范仲淹还说服杭州城里的富豪拿出大笔钱财，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比如赛龙舟；为什么要这么做？答案很简单，如果让大家节俭，结果就是富豪在灾荒期间不敢消费，灾民只能天天喝西北风。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鼓励富豪大兴土木，大肆消费，那么灾民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一是大量的灾民有人雇佣，也就有了工作岗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促进了社会就业；二是灾民被雇佣之后，就有了收入，不仅地主家要提供食物，自己也可以用这些收入去购买一些粮食。通过这种方法，只要朝廷在灾荒年间向灾民提供足够多的岗位，灾民就可以通过工作养活自己，不用朝廷放粮就可以顺利度过灾荒，实际上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成功带领杭州老百姓渡过了危机，保障了大量的老百姓基本生活。其实纵观这件事情的始末，只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通过让一个富人消费，来带动消费，促进就业，进而打动经济的发展，毕竟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富人的手中，穷人大多只能维持生计，是没有能力进行大肆消费的。

通过上面的故事，其实我感触非常深，其中有很多思想值得我们借鉴。面对当前日益低迷的经济形势，我们同样可以采取一些类似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前期多篇文章里极不赞同当前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限制电动车，水电气涨价，限制农村的宅基地建设，以及一系列限制底层人民就业的做法。大家都知道，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严重，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单纯依靠底层人民的消费，是无法推动经济发展的。毕竟底层人民手中的财富非常有限，如此刺激只能让底层人民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沦为贫民。如何能够促进社会就业，如何能够增加底层人民的财富，这才是最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法。

其实以前我的文章中，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今天我就再次更新完善一下。当然所有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如果认为我讲得对的，就点赞支持一下，如果说得不对，大家就当听个笑话就行了。

一是放开对底层人民创业各种限制。

在当前情况之下，国家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其实老百姓更难。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以前面临困难的时候，老百姓的应对方法有两个，一是尽量节俭；二是积极就业。而在当前的各种政策规定之下，其实对底层的老百姓就业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在农村，有的农民相对有一点积蓄，想要翻新一下房屋，或者新建一些房屋，虽然是在自己的宅基地上面，但是由于各种限制也不允许。再比如，很多老百姓本来就依靠电动车出行，来节省出行成本，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谋生，但是有的地方还对电动车进行各种限制，这些现象一方面会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更增加了群众的生活负担，给工作和生活制造了一些障碍。更不用于水电气等一些基础民生领域物资的涨价了吧，可以说这都是一些专家坑害底层人民的毒招，由于没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导致群众更加无力消费。

二是推动饮食消费行业的相关政策。

自中央八项规定以来，结合当前反腐工作的深入推进，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各地的饮食消费行业都明显出现了大幅度下滑，以前非常热闹的各大酒店和名烟名酒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其实从反腐工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打击面似乎有些广了。不仅是一些不正常的消费被打击了，就连一些正常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严重的波及。比如体制内人员三人以上聚餐的在很多地方属于违规，属于搞“小圈子”，更不用说一些老乡聚餐，战友聚会等等了。在我看来，严管干部是没有错的，但是应该适度。大吃大喝等违背公务员形象的事情当然不行，利用公款违规吃喝当然也不行，接受下属或者服务对象的违规吃喝更应该被禁止。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干部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也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圈，毕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情社会，中国社会的组成关系并不是单纯靠法律和道德来维系，更是靠感情来维系的，过度的严管不仅不利于干部的健康成长，反而会对社会经济以及社会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实大家通过跟朋友聊天都可以知道，近些年当地的饭店和餐馆是倒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家又一家，都经营不下去了。而这些饭店和餐馆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收财政收入，也解决了大量底层人员的就业问题，还能够促进社会消费。

三是实行严格合理的财产封顶制度。

我前面的文章提到过，当一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量之后，这个人肯定就不会满足于追求财富了。这一点不仅是现在，就是在历朝历代都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因此在我个人看来，必须对一些个人财富实行合理的封顶制度。因为对一个人或者一个正常的家庭来说，财富一旦多了，不仅容易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社会矛盾，还容易出现一些社会不公现象，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一些不平等的不良倾向。所以说，国家可以适当规定一个数值，比如说个人财富不允许超过500万，家庭财富不允许超过1000万，除此奖励浮动资金不超过1000万。也许有的人会说，这样一来，那如何进行投资理财，如何办一些大事呢？当然，这一点笔者也想到了，对于一些个人积累有财富在上交国家财政之后，国家会保留一段时间的个人使用权，比如消费、投资和用于一些企业发展。

但是使用权归个人，所有权却必须归国家所有，就像农村的土地一样，我国的金融资金从本质上来讲，也都应该归全民所有，就是国家所有。如果个人确有能力，可以通过投资或者建设的方式来寻求事业和精神上的追求，继续让他们对这些财富拥有一定的支配权。个人财富只能维持上以上我所讲的这个限额之内，更不允许随意将这些资金以某种方式转移到国外，防止国家资产流失。对于保持在限额之内的企业家，允许他们运用一定的国家财政资金进行企业的合并、重组或者扩大规模，所得的收益也一律归国家所有，个人只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为国家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对于做出卓越贡献的企业家，可以实行精神奖励的方式，也可以发放一些奖励资金，累计总额不超过上面所说的1000万。如果人人都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我估计根本都不愁吃喝了。

四是考虑对税收体制机制进行改革。

由现在看来，我国每年都存在巨额资金外流的现象，当然这些资金中大部分是一些人的合法财产，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其中有大量的财富是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我们比如某些企业高管和国内一些官员的问题。而这些财富一旦流失到国外，想要再追回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税收体制机制的改革来限制资金的外流，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有资金的损失。对于这个问题，我非常赞同卢麟元老师的意见，可以建立弃籍税和离境税制度。对于一些企业家和明星富豪来说，他们的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对国人的剥削，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在我国相关的政策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给予了他们更加便利的资源和场所创造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国家在培养了一些优秀人才之时，都同时会给这些人才附加一些义务，比如违约金制度。就比如飞行员的培养，如果培养成了之后，别人转而不干了，到了别的公司任职，那原来的这个公司肯定不愿意啊。因此，对于一些企业家和明星富豪来说，也是同样，他们是依靠中国的市场，依靠中国的政策，依靠中国人民的贡献才取得了一些财富。一旦这些财富取得之后，他们就转而加入外国国籍，同时带走了所有的财富，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弃籍税应该有，也必须建立，否则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吃着国家的饭，砸着国家的碗。对于离境税就不用说了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也是防止国家资金流失的一个重要手段。

所以说，从本文开头的那个故事上来看，引导消费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是广大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国内一些集中了大量财富的富人群体。只能激发了这些人的消费欲望，哪怕是让他们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才能真正让这些钱流动起来，让经济活起来。而不是通过进一步压榨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榨干穷人的钱袋子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死胡同，一时当穷人分文不剩的时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很容易出现更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