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解放军开始实施军衔制度。当时国防部有一位部长和七位副部长。部长彭德怀获得了元帅称号，副部长谭政、黄克诚、王树声和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萧克和李达则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外，还有一位副部长廖汉生，他获得了中将军衔。
廖汉生将军晋升为国防部副部长时，军衔仅为中将，这一现象并非表明他的军衔与职位不相称，而是突显了他在这一重要岗位上的卓越才能。通常情况下，高级军职往往由更高军衔的将领担任，而廖汉生以中将身份出任副部长，充分展现了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一任命不仅体现了组织对他能力的认可，也反映出他在军事领域的突出贡献。这种突破常规的晋升，恰恰证明了廖汉生将军的非凡实力，使他在同级别将领中显得格外突出。
【没有贺龙，就没有我廖汉生的今天】
199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搭乘一辆中型客车，前往周恩来纪念馆进行参观。
步入周恩来纪念馆时，年过八旬的廖汉生缓缓从中巴车走下，面带笑容，向四周的观众和游人挥手致意。
在导游的指引下，廖汉生怀着崇敬的心情进入了周恩来纪念馆，逐一参观了位于上层的各个展览区域。
在参观结束后，廖汉生走进周恩来纪念馆地下一层的休息室稍作停留。他一边品尝着工作人员提供的茶水，一边兴致盎然地回忆起周恩来当年对贺龙以及他自己的关怀和往事。
在周恩来纪念馆的访问结束时，工作人员向廖汉生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他能留下一些字迹作为纪念。廖汉生听后，慢慢起身，走向书案，提笔写下了几个字。
廖汉生于1994年10月11日深情表示，周恩来总理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这句话简洁而有力，充分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周总理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他的贡献和影响至今仍被广泛传颂。廖汉生的这番话，不仅代表了他个人的情感，更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周总理的形象和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前行。
短暂休息后，廖汉生前往周恩来纪念馆一楼，查看展示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的各类资料。
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参观接近尾声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向廖汉生，询问道：“廖老，我曾在某份传单上看到，说您是贺龙元帅的外甥，这个说法准确吗？”
廖汉生被工作人员叫住后，停下脚步，认真看了看对方，笑着解释道：“我媳妇是贺龙二姐的女儿，我俩的婚事也是贺龙一手安排的。这么说吧，按辈分算，我就是贺老总的外甥女婿。”
廖汉生话音一落，便以稳健的步态离开了周恩来纪念馆的展览厅。
车辆即将驶离周恩来纪念馆时，廖汉生突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工作人员和在场群众，双手合十，表达了诚挚的祝福和告别之意。这一举动发生在临行之际，展现了廖汉生对纪念馆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尊重与感激。
就在这一刻，那位曾询问廖汉生是否与贺龙有亲属关系的工作人员迅速抬起相机，捕捉到了廖汉生那温暖而亲切的微笑，将这一瞬间永久定格。
廖汉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曾领导北京、南京和沈阳三大军区的政治工作。他对贺龙元帅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每当提起贺龙，廖汉生总是表达出极高的评价和尊敬。
廖汉生曾坦言，他的成长与成就离不开贺龙的提携与支持。
【第一段婚姻】
1911年11月14日，廖汉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樵子湾的一户寻常人家呱呱坠地。
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全国，革命党人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受此影响，廖兰湘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廖汉生"，寄托了民族复兴的期望。
在洪家关，离樵子湾不远的地方，贺龙凭借“两把菜刀”发动革命，组建了一支由贫苦百姓组成的队伍。
当时，贺龙积极动员各界人士参与革命，廖兰湘原本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经贺龙劝说后，他加入了贺龙领导的桑植独立营，担任副官一职，主要负责文书和记录工作。
某日，贺龙率军途经樵子湾，当地居民大多避之不及，担心与军队接触会惹上麻烦。然而，廖汉生却与众不同，他非但没有躲开，反而主动上前与部队接触。
贺龙正好路过，俯身询问廖汉生：“你是哪家的孩子？胆子不小，连当兵的都敢盯着看！”廖汉生答道：“我姓廖，名字是廖汉生。”
贺龙听到这孩子姓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发现他的眉眼和自己队伍里的一位廖姓副官颇为相似。于是，他继续追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廖汉生答道：“廖兰湘。”
贺龙在行军途中听了廖汉生的汇报，简单表扬了几句就继续带队前进。不久后，廖兰湘来找贺龙请假。贺龙询问原因，廖兰湘解释说要去给孩子安排婚事。贺龙回想了一下，问道：“是我上次见过的那个吗？”廖兰湘回答：“不是，这次是有人给汉生的弟弟介绍对象。”
贺龙得知这是为廖汉生的弟弟安排婚事，便顺口提议：“要不我也给你家孩子介绍个对象？”廖兰湘一听有人要给自家孩子牵线搭桥，立刻喜上眉梢，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了。
几天后，廖汉生接到贺龙的消息，便和父亲一起前往桑植县城，并在此安顿下来。紧接着，在父亲的陪同下，廖汉生拜访了贺龙，并见到了他的姐姐贺英和姐夫谷吉庭。
经贺龙牵线搭桥，廖兰湘为儿子廖汉生安排了一桩婚事，新娘是贺龙二姐的女儿肖艮艮。这门亲事由两家长辈共同商定，最终促成了一段姻缘。
廖汉生年仅十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他与母亲和兄弟姐妹相依为命。幸亏贺家伸出援手，廖家的生活状况才逐渐好转。在贺家的支持下，廖汉生得以进入桑植县立高小接受教育。
1924年，贺龙安排廖汉生进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就读。在这两年的学习过程中，廖汉生初次了解到共产党的刊物和思想理念。
1927年，廖汉生投身于农民斗争。四一二事件后，他离开故土，前往贺英和贺戊姐的住所，与她们一同开展游击战，正式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1928年，贺龙重返洪家关，公开宣布：“我已经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虽然南昌起义没有成功，但共产党人是消灭不了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组建工农革命军，坚决与蒋介石一伙斗争到底！”
廖汉生被贺龙的言行深深打动，从此下定决心要追随他的脚步，不论贺龙做什么，他都要效仿，全心全意投身革命事业。短短不到一个月，贺龙就成功组建了一支由3000人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廖汉生17岁时，在贺龙的见证下，他与肖艮艮结为夫妻。婚后不久，敌人发动了“清剿”行动，迫使他们撤退到山区，开始了游击生活。
廖汉生和肖艮艮白天在一户农民家解决三餐，夜晚则在岩洞中过夜。那年冬季，贺龙指挥的红四军遭遇挫折，选择在鹤峰堰垭的山区暂时休整。
那天，贺戊姐把女婿廖汉生叫到跟前，让他进山给贺龙送点物资。进了山，廖汉生看到战士们衣衫褴褛，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贺龙脚上更是只套着一双破草鞋，这一幕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分别之际，贺龙郑重地叮嘱廖汉生：“回去后，你务必转告戊姐，别单独行动，你们一起去王家河找‘嘎嘎’（外祖母）家的大姐吧！”
廖汉生和肖艮艮婚后育有两名子女。由于游击生活不便，他们决定让母亲将肖艮艮和孩子们接回樵子湾定居。
1933年，贺龙与关向应指挥的红三军成功占领鹤峰城，并将指挥部设在茅坝。就在此时，廖汉生跟随贺英等人从山区走出，加入了贺龙率领的红三军。
与贺龙、贺英和贺戊姐等人会面时，廖汉生毫不迟疑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朱胜文以前和我差不多，现在都成师长了，而我还只是个游击队员。我也要加入红军！”
贺英和贺戊姐对廖汉生的提议表示反对。廖汉生态度坚决地回应：“之前你们一直阻拦，否则我早就加入红军了。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谁也拦不住！”
廖汉生的态度十分坚定，贺戊姐看到孩子这样，忍不住掉下了眼泪。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只好妥协，对廖汉生说：“你还是留下来吧。”
红军占领桑植后，廖汉生返回樵子湾，与肖艮艮和两个子女团聚。然而，仅过了几天，贺龙就提醒廖汉生桑植局势不稳，建议他们尽快撤离。于是，廖汉生立即带着肖艮艮和孩子们前往鹤峰的洞长湾避难。
五月份的一个深夜，游击队遭遇了敌军突袭。枪声响起时，廖汉生从睡梦中惊醒，迅速起身，抱起女儿冲出房间，边跑边大声警告：“敌人来了，大家快逃！”
廖汉生大喊一声，迅速朝后山奔去。等屋里的人都躲进山里后，他又拿着驳壳枪冲回来，跟敌人激烈交火。最终，赤卫队赶来支援，才把敌人击退。
黎明时分，廖汉生赶到屋场，眼前的情景让他震惊：贺英和贺戊姐已经倒在血泊中，失去了生命迹象。与此同时，肖艮艮和她年仅两岁的孩子也被敌人掳走，下落不明。
接到情报后，贺龙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接应。不久，他的部下将廖汉生等人安全护送至贺龙的营帐。当贺龙得知大姐贺英和二姐贺戊姐不幸牺牲的消息时，他深感悲痛，整个营帐内弥漫着沉重的气氛。
沉默片刻后，贺龙起身，向廖汉生等人发问：“大姐她们已经遇难，你们打算怎么应对？还要继续坚持吗？”廖汉生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要坚持，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她们讨回公道！”
很快，贺龙安排廖汉生等人返回原地，着手重组游击队。紧接着，廖汉生被提升为游击大队的副队长。
廖汉生所在的游击大队后来整编为红七师第二十一团。因工作出色，他被调至红三军军部担任书记员。在关向应的推荐下，廖汉生顺利入党。此后，他升任红三军政治部秘书，正式成为红军政工队伍中的一员。
1934年，红三军行军途中经过樵子湾，准备前往慈利。当时廖汉生得知肖艮艮已被其母亲用钱赎回，于是向上级请假，专程回家探望。
廖汉生回家见到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心情大好，和家人共进晚餐后，只在家里住了一晚，便返回了红三军军部。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红九师政委。后来，红二军团重新启用，红九师更名为红六师，廖汉生继续担任政委一职。
1935年11月，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六军团组成的部队从湖南桑植县启程，开始了向陕北地区进发的长征征程。
廖汉生得知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在他投身革命事业期间，他的儿子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不幸离世，如今家中只剩下母亲、妻子肖艮艮和女儿三人艰难生活。
临行之际，廖汉生本想抽空探望家人，却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得知部队即将开拔，肖艮艮携廖汉生母亲，抱着女儿赶到红六师驻地，为廖汉生送别。
军队启程时，廖汉生频频回望，眼见母亲、妻子和孩子的轮廓逐渐消失在视线中，他忍不住潸然泪下。
红军在陕北集结后，三大主力成功实现会师。随后，毛泽东对贺龙作出评价，指出其三大特点：首先，对党组织表现出坚定忠诚；其次，在面对敌对势力时展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最后，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
在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廖汉生的观念有了显著转变，从过去单纯追随贺龙的做法，转而坚定地接受党的领导。之后，在与关向应交流时，廖汉生明确表达了这一变化。
廖汉生曾感慨，若非贺龙，他的人生轨迹或许截然不同。然而，他也坦言，自己并非必须依附于贺龙，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很快，红军整编为八路军，贺龙担任120师师长。廖汉生成为120师358旅716团的副团长兼政治委员，团长由宋时轮担任。随后，120师在贺龙指挥下，迅速奔赴前线投入战斗。
【第二段婚姻】
廖汉生随后调任中央党校，担任组织教育科长一职，直接受副校长彭真管辖。
1942年，贺龙接到调令，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最高指挥官，随即前往延安就职。
贺龙抵达延安后，廖汉生专程前去探望。通过与贺龙的警卫员肖庆云（肖艮艮的弟弟）交谈，廖汉生确认了肖艮艮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这次谈话让廖汉生彻底接受了妻子离世的事实。
廖汉生因此深受打击。贺龙和薛明见状，决定不能再让他继续消沉，认为应该为他物色新的伴侣。
一天，贺龙的夫人薛明把廖汉生请到家中，开门见山地表示要为他牵线搭桥。薛明直接向廖汉生介绍了女方的背景：“这位姑娘名叫白林，原名杨白琳，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九妹……”
一见面，廖汉生立刻愣住了：“这不就是前几天我撞倒的那个女孩吗？我还把她送去了医院！”不仅廖汉生惊讶，白林也瞬间脸红，显然认出了对方。
不久前，廖汉生参加了单位举办的足球赛。比赛时，他作为后卫，看到球朝自己飞来，下意识地抬脚踢了出去。没想到，这一脚力度太大，球直接飞向场边，正好砸中了正在观战的白林。见状，廖汉生立刻冲过去，带着白林赶往医院。
通话中，白林向彭真询问廖汉生的近况。彭真笑着回答：“廖汉生是个出色的革命者。他在战场上表现英勇，在党校学习期间成绩优异。目前担任组织教育科长，工作表现突出，确实是一位难得的优秀同志。”
得知彭真对廖汉生评价颇高，白林便安心与廖汉生交往。那段时间，白林常抽空去党校与廖汉生交谈，廖汉生也多次前往杨家岭探望白林。
1943年10月9日，廖汉生与白林在感情逐渐升温后，正式结为夫妻。
婚礼那天，薛明陪同廖汉生跨过延河，接回了白林。在彭真和杨尚昆等人的见证下，廖汉生与白林携手步入新房。
1944年，根据组织安排，廖汉生被调往洪湖地区执行任务，不得不与妻子白林长期分居两地。
抗战结束后，廖汉生被委任为江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副政委、政委以及中共江汉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带领部队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坚决反击其军事进攻。在这一时期，廖汉生充分发挥了领导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和反击，确保了江汉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他的工作不仅巩固了共产党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也为后续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廖汉生的领导和军事策略，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有效地挫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46年4月，廖汉生被调往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任职。没过多久，他接到命令返回延安。之后，他又被派往晋西北野战军，担任副政委一职，并在晋北战役中参与指挥工作。
1944年11月，廖汉生接到新任命，担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他的主要职责是率领部队驻守陕甘宁边区，肩负起保护党中央机关、守护延安革命根据地以及维护边区安全稳定的重大使命。在此期间，他带领部队积极开展各项防御工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廖汉生担任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副政委和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政委，随后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的政委。在青海获得解放之后，他被任命为青海省军政委员会的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廖汉生身兼数职，既担任陆军第一军政委，又出任青海军区政委，同时还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和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青海的各项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白林在幼儿园担任园长职务，主要负责照顾军队干部子女的日常生活和教育。
随后，廖汉生被任命为西北军区副政委，前往兰州任职。与此同时，白林也来到兰州，担任西北军区幼儿园的园长。
贺龙收到肖艮艮的来信后，才得知事情真相。此前，肖艮艮被捕，国民党方面担心贺龙会采取报复行动，于是没有按原计划处决她，而是将她远嫁他乡。
贺龙得知外甥女肖艮艮还活着，心里特别高兴，立刻安排和她见了一面。虽然肖艮艮没死，但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家庭，现实情况已经没法改变了。考虑到这一点，贺龙没有安排肖艮艮和廖汉生见面，只是把肖艮艮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了廖汉生。
1954年，廖汉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一职。次年，他进入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深造，与此同时，妻子白林随他迁居南京，并在南京师范大学继续学业。也是这一年，廖汉生荣获中将军衔。
1957年，廖汉生完成了在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业。毕业后不久，他便接替了刘伯承元帅，成为军事学院的新任院长。
1960年初，廖汉生接到调令，成为北京军区政委。举家迁至北京后，白林随即进入教育部任职。
1967年，廖汉生遭遇了政治风波。到了1972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下，他与妻子白林得以重聚。
1973年，廖汉生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委员职务。两年后，也就是1975年，他转任南京军区政委。与此同时，白林也前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开始新的工作。
1979年，廖汉生得知肖艮艮已于60年代去世的消息，内心深受打击。同年6月，他在妻子白林的陪伴下，前往肖艮艮的墓地悼念。廖汉生在墓前献上花圈，并长时间默哀，随后才缓缓离去。
廖汉生后来去探望了大女儿。一见到父亲，大女儿立刻向公公介绍：“这是我爸！”听到女儿喊出“爸爸”这两个字，廖汉生心里百感交集，平时很少掉泪的他这次忍不住哭了。接着，大女儿亲自下厨，给父亲做了红薯饭，还炒了腊肉和酸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
1980年1月，廖汉生被委任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四年后，他重返故土探望长女。这一次，当女儿喊他“爸爸”时，廖汉生满心欢喜，脸上洋溢着无法抑制的笑容。
一次，廖汉生的大女儿到北京探望父亲，恰好杨尚昆也来拜访廖汉生的妹妹。廖汉生指着女儿向杨尚昆介绍：“这是我务农的女儿。”杨尚昆听后，连声称赞：“不错，不错！”
廖汉生在大女儿年过六旬时，特意将她接到深圳共度春节。面对穿着湘西传统服饰的大女儿，他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与疼爱。
樵子湾的居民们常能看到廖汉生的长女，手持蒲扇，领着几个孩子，亲切地向街坊邻居问好。
2006年10月5日，廖汉生将军去世，终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