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号的《解放军画报》刊发了一张彩色照片，并用整版篇幅报道:“驻守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玛纳斯河流域乌兰乌苏一带种植棉花获得大面积高产丰收”的事迹。
照片左一为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右一为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左二笑得灿烂的是主角,棉田的种植者,农八师二十四团第一任团长王慕韩。
“文革”中,这张照片中鲜活的主角曾经被打“x”,被删去,被移花接木换成别人的脑袋。
但无论怎样折腾,历史都很难篡改。再说了,谁又能置换、抹去人心的记忆呢?
王慕韩(1907-1968年),原名九霄。河北吴桥人。东北讲武堂第十期讲习班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及豫鄂边境对日作战。
1949年9月,在国民党七十八师二二七旅骑兵团任上校团长,率部和平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兵团农八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
1952年二十兵团授予“二级劳模纪念章”,1953年二十二兵团授予劳动模范,1954年荣立三等功,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王慕韩任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二十六师下属三个团),当时的七十六、七十七团都发生了少数起义军官公开反对部队改造,组织叛乱的事件。
王慕韩在关键时期坚定拥护党对起义部队“团结、教育、改造”方针,支持建立党委和政治工作制度。
他和几任政委范子久、刘炳正、白田雨等同志都能紧密合作、肝胆相照,在部队改造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控制力和较高的思想觉悟。
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七十八团起义官兵自觉接受教育改造,从未出现一起骚动的苗头,为特殊时期维护社会管理做出了贡献。
王慕韩在支持起义、维护地方治安方面有功。在新疆起义部队中只有与陶峙岳司令员签名通电起义的十四名旅长以上的将领才获得西北解放纪念章,而王慕韩是除此以外,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人。
1952年剿匪任务完成,驻守在哈密的原六军四十七团奉命就地参加生产建设,对团长肖风瑞来说,办农场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正焦虑的时候,军区通知他到石河子泉水地二十四团参观学习。王慕韩团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该团开荒造田、兴修水利、营房建设、农业种植、经营管理和远景规划的情况,并亲自带他们到田间地头参观,现场介绍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
起义老兵、植保专家张世海的启蒙老师就是王慕韩。王慕韩讲棉花种植技术,讲得透,讲得通俗,一听就懂。
王慕韩要求大家严格把好选种关,全团出苗率达100%。他很重视植保工作。师里建有植保站,搞害虫植保情报,每个团设有植保组,每个连队有三四人专搞植保工作。王慕韩要求植保人员经常下去调查病出害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起初搞大面积条田种植,战士们都是门外汉,团里又没有农业技术员,王慕韩边干边学向专家请教,工作中总结经验。
为了搞好生产、推广精耕细作,从1952年到1955年,团里每年冬天办两次生产骨干及排、连、营长参加的农业技术培训班,由王幕韩亲自讲课。
王慕韩的课讲得非常好,从一斤麦种、棉种有多少粒到一亩播多少种,他都通过自己实践后,总结经验,再讲课,有关作物栽培、农田管理等的知识战士们都是从他那儿学到后,再用到生产实际中去,他使许多战士从一个个门外汉变成农场管理的内行。
王慕韩当了副师长后,每年年冬仍然关注团里的技术班，并且亲自来讲课。
王慕韩有文化,工作能力强,善计划且肯于钻研农业技术,工作很有魄力,是个人才。干部战士都很佩服他。
提到师里担任副师长之后,主管全师的农业生产。他上任不久,先向党委建议走扩大面积增加总产的道路,理由是荒地多,人工、肥料少,只好广种薄收;几年以后,又向党委提出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建议,理由是荒地越来越少,人工、肥料增多,一切条件改善,有待向生产的深度发展。
这种发展生产的战略眼光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后来听他谈学习《矛盾论》的体会,大家才找到答案。
1958年,刮来了“大跃进”的“十二级台风”,别的单位天天有“卫星”放,上报的产量千斤、万斤,唯有我们农八师的单产产量只有几百斤。
农八师的刘炳正、罗汝正、王慕韩等领导同志都统一意见,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欺骗自己、欺骗群众、欺骗党，办不到的事情不做,空话大话不说……
但到秋后一算账。那些放“卫星”的摔得鼻青脸肿,而我们农八师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当年收棉花20万担,粮食近5000万公斤:工副业也很兴旺,当年共盈利2000多万元。
我们的粮棉单产、总产超过全兵团各个农业师。我们农八师拿出3500多万公斤粮食去支持那些天天放“卫星”的单位。
1958年崔文炳到莫索湾二场当场长,就将二十四团的绿化经验用到了莫二场,使这个沙漠中的农场绿树成荫。
在王慕韩的严格管理培养下,崔文炳从连长到场长。从他那儿学到了一整套的管理经验,后来用到开发建设莫二场中,取得了成功。莫二场当年开荒、当年收获、当年嬴利,获“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王慕韩在担任副师长时,在牧业生产方面狠抓首蓿种植,认为种首蓿是农牧结合的纽带,首蓿既可作饲料,又可肥田改良土壤,对农牧都有利。
为此,1956年,他亲自制定了粮食、经济作物、牧草各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在全师推广。
由于“三三制”推广得好,使农八师当时出现粮多、草多、肉多(肥猪生产每年递增30%~40%)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
王慕韩特别重视提高畜牧产品的质量,从1956年开始,农八师制订第一个培育绵羊良种五年计划,农八师的绵羊良种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并实现了将农场的好羊调往种羊场,种羊场的差羊调给农场。
这是一项很难的工作,但王慕韩给各团做好思想工作,调羊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农场提供好母羊，种羊场把好公羊关,优良品种羊得到迅速繁衍,为紫泥泉种羊场育出新的绵羊品种奠定了基础,更为兵团细毛羊一直在全国处领先地位提供了重要保证。
当时在王慕韩的重视下其他牲畜品种改良也有较好的发展。
1952年,山东女兵们参军到新疆,卡车停在石河子老街,大家一看这荒凉戈壁滩,全车姑娘都哭了,不想下车。这时有个很魁梧的军人抓在车帮上,和蔼地对大家说,姑娘们,天这么冷,先下来喝点水,暖和暖和……大家下了车才知道他就是王团长。
他和大家谈了半天，大家心情好多了。到了二十四团,部分女兵分配在七连,连里把新盖的房子留给女兵住,王慕韩每次下连队都来看大家。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女兵们不会定苗,他就蹲在地里教大家。
1956年,在二十三团子弟校当老师的屈宝瑞,这年暑假去石河子参加拼音学习班。
当时儿子才七个多月,只好带着孩子来到石河子,遇到王慕韩副师长时,诉说孩子放在招待所不放心,王慕韩就让把孩子送到他家,让他老伴给带着。学习期间,每天将孩子送到他家。
有一次屈宝瑞把孩子放下刚走到门口,就听喊:妈,她拉屎了。屈宝瑞赶紧返回,见王慕韩爱人正抱起孩子。她说,你赶紧上课去,这里有我呢。
孩子在王慕韩老伴的悉心照顾下,屈宝瑞轻松地完成了汉语拼音学习班的学习。
1968年初春的一天,王慕韩拉着长女王家珍的手说:“爸爸参加国民党这段历史,对你的前途可能有影响,爸爸对不起你!但爸爸参加革命后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觉、对不起人民的事,这点请你相信爸爸!如果我今后遇到什么不幸,你可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和妹妹!”没想到,这竟成了王慕韩对女儿的最后遗言。
1968年7月4日王慕韩在备受折磨后含冤离世。多年后家人们才知晓。
1979年1月20日，石河子地委在市委礼堂召开大会，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含冤去世的原农八师慕韩平反昭雪。
